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四十多人,星期六避开公安监视,在一家餐厅举行年度新春聚餐,祭奠20年前不幸遇难的子女,誓言向政府讨还血债。学者认为,“六四”至今已21年,当局应拿出勇气,正视那段历史。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2010-01-11

TAMMQ
图片:北京的四十多位“天安门母亲”,星期六避过当局监控,在市内一家餐厅聚会。(参与网图片)

“六四事件”进入第21个年头,北京的一批“天安门母亲”,上周六,避开公安的监控,在北京的一家餐厅聚会。“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告诉本台:“我们在1月9号上午11点,大家在北京城里选了一个地点,进行2010年的新春聚餐”。

当天上午天气晴朗,最高气温竟回升到了近日少见的零下1度。“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张先玲女士自1991年起,每年都会参加新春聚会。她星期一对记者说,很多难属因体弱及年事已高,无法成行:“今年是第21个年头了,当年20来岁的,现在都四十多岁了,而且袁老先生(袁可志)已经九十多岁了,肯定是去不了了,他的夫人李雪文本来每年都去的,现在因为她腿不好,走不了,也不能去,还有坐轮椅的也不能去了,徐珏因为重病,最近在医院里,也不能去。”

不过,聚会现场气氛热烈。丁子霖说,她见到了八年未与大家见面的张树森,不禁热泪盈眶:“尽管说好大家不要哭,不要哭,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见到张树森大姐,我们都很难过,她也哭了,我也哭了。每年见到她闺女替她妈妈来,我们总叮嘱她,明年一定要陪你妈妈来。”

张树森的儿子陈来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9年应届毕业生,遇难时年仅23岁,当年6月4日凌晨2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头部中弹遇难。

对六四遇难者家属而言,每年一度的新春聚餐,是难得的聚会,初期只有三家难属在丁子霖家举行。此后,人数逐年增多,由于受到公安阻止,他们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相约。丁子霖说:“每年的时间、地点都没有重复,因为当局都盯住我们了,为了大家能够成功见上一次,我们采取了最原始的方式,当面扣扣双手,也不用电话”。

难属谈到每年的所谓敏感时期,几乎每人都被公安控制。丁子霖称:“尤其是,警察来跟我们难属说的话都是一个腔调,都是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这几天不要出去,配合配合,要有什么事,您就言语一声,把我们当您的儿子吧,一个一个都来装儿子、装孙子’。

“天安门母亲”这次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议论异见学者刘晓波被当局判刑11年,他们斥责政府的冷酷无道。张先玲说:“这是”六四事件“应该说清楚的事情,就是你们做得不对,也应该说清楚,何况现在大部分当事人已经死了,你们还是不说就跟当事人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通过刘晓波(被判刑)这件事,我们已经很失望了”。

难友们也悟出,当今中国,在“六四”事件上,是政府欠了人命血债,他们惧怕难属。而“天安门母亲”将持久地要求与政府通过对话来说清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89年在社科院读博士的中国学者张博树当年曾起草、并于4月28号签名发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21年后,张博树认为:“这件事情早晚要有一个说法,‘天安门母亲’她们有这样一个聚会,很令人感动,在当年不幸的事件当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天安门母亲’这样一种合法抗争、合法要求,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研究中国宪政的张博树认为,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能够拿出一种勇气,来正视过去这个历史,这个事情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作为当政者如果真是要对民族负责,而且也确实为中国的未来负责,这样一些历史冤案,早晚有一天要重新翻过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