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3年11月20日)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命运发挥过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数千年来,深陷于专制主义的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王朝的更迭不过是流氓们的“过家家”,如此循环,亘古如斯。近代以来,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几代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存奋斗。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开始了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训政”统治,以及由于日本全面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一九四五年,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走向民主化的一个绝佳契机。但是,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之争压倒了和平竞争与自由选举,和谈失败酿成了同胞之间骨肉相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占据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败退台湾,继续中华民国之法统。新兴的中共政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这个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致力于民族和解与现代化建设,但它刚一建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成为至高无上的党国领袖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实现在野时许下的民主宪政的承诺,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旗号在党内外实施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最后发动了一场被后人们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这二十七年间,他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的学说实行恐怖政治,从建政初的“镇反”、“三反五反”到“反右”和“文革”,家破人亡者数千万。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是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极为不平等的“身份歧视”的国家。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却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两种人。城市和市民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和农民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在本质上,这样的身份歧视与农奴制、种姓歧视、种族歧视等野蛮制度毫无区别。农民的后代只能是农民,就是奴隶的后代只能是奴隶的现代翻版。而且,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曾经有过的各类歧视制度相比,中国的身份歧视所覆盖的地区和人口,乃为举世罕见: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生活在歧视之下。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好大喜功,违反经济规律,只顾“赶英超美”的政绩,不顾人民的温饱死活。由于异想天开的“大跃进”运动,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据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当在三千万以上。近三十年里,老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票证时代”,亦即“供给时代”。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愚不可及的“大炼钢铁”等运动,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全球生态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为满足毛个人争当共产世界头号领袖的权力野心,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并把极为有限的资源用于核武器开发。中国在外交上陷于极度孤立的状态。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宣扬“人多力量大”的荒唐理论,导致人口迅猛增长。直到今天,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与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论:“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如何,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灾难,他个人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大。几千万中国人死亡、无数家庭的毁灭,整个中国社会生机的长期折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再受阻,都是他当权的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七六)中造成的。而主要的关键则是他夜夜不寐,‘浮想联翩’,设计出一个比一个更荒谬的‘乱天下’的方案,并通过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所当披靡的坚强意志,贯彻到底。读史者如果面对着这样血泪凝成的人间悲剧而竟然丝毫无动于衷,那便只能说他是别具一番心肠了。”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鲜血淋漓、冤魂飘零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表面共和、实乃专政的时代。千年易逝,而毛泽东的罪孽难消。

虽然毛泽东在生前签署了同意将遗体火化的文件,虽然毛泽东号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死后,继任者们却将其尸体制作成干尸,永久保存并公开陈列。此为中共政治局之决定。一九七六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语),为了永久保存毛的遗体,居然还大兴土木建造毛的纪念堂,耗用了达到天文数字的老百姓的血汗钱。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位于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完工,毛的遗体及几罐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内脏,被转运到纪念堂内。经过适应性处理后,遗体被移入水晶棺内。从列宁、斯大林、胡志明、毛泽东到金日成,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过五具可供“瞻仰”的遗体,无一例外全出在共产党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毛泽东的尸体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之久。遗体的保存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当局专门成立“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委朱培康透露,一九九九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毛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与其到时候发臭生蛆,不如现在就及时实施迁移。

将毛泽东的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进而让天安门广场真正归还到公众手中,成为举行国事活动和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国家广场。我们认为,实施以上行动已经到了事不宜迟的地步。这样做不仅是还原历史真面目,更是化解现实中民族怨恨和社会暴力的起点。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执政以来,开始部分抛弃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的理念,致力于经济建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在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还尝试进行政治改革;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先后倡导“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希望将中共的性质由“革命党”改变为“执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改变为“全民党”。这些举措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尚且不论,至少说明中共领导人已然意识到继续实行毛泽东的血腥政策无法实现所谓的“稳定”,更无法让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我们不鼓吹仇恨和报复,我们赞赏忏悔与宽恕。我们理解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反对奴隶社会流行的“干尸崇拜”。在对待历史伤痕的态度上,我们认同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做法:只有揭示真相才能实现和解。在一次关于种族隔离期间屠杀事件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作了这样的总结发言:“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们,拒绝屈从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正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被痛苦和仇恨所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违反自己权利的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我们相信,中国公民也能拥有如此高贵的人性;我们祝愿,中国的未来充满和平与爱的光芒。图图最后说道:“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了野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既往的冲突,挽起手来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我们的建议是本着宽容的精神提出的,我们希望中国国民都是有宽容精神的国民,谁也不愿意未来的中国发生动荡,在动荡中毛泽东的尸体很可能会像当年墨索里尼的尸体一样被倒挂在街头。所以说,今天的迁移是和解的开端。迁移毛泽东遗体、厘清毛泽东思想、放弃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乃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步骤。

我们意识到,是时候了,是化解民族悲情怨恨的时候了,毛泽东统治中国数十年来制造的爱恨情仇该有个和解的日子了。我们希望恢复中华民族内在的爱心和怜悯,恢复既有的厚德载物、仁爱慈悲、大中至正的宽广胸怀。我们知道,这个路还很长,我们希望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吁请迁移毛泽东遗体,让其回到家乡韶山。这既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也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我们相信,只有达成各阶层之间、党内与党外、各种信仰之间的广泛和解,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福祉!

签名:余杰(作家)、王光泽(记者)、刘晓波(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主席)、胡平(《北京之春》主编)、陈奎德(《观察》网刊主编)、张伟国(《议报》网刊主编)、王西麟(音乐家)、东方月(电视主持人)、师涛(记者)、昝爱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