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发生于2003年的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分别由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担──美国的倒萨之战和中国的抗SARS之战。

前者是真正的战争,后者是人与流行病的斗争,其性质完全不同,本不该在同一篇文章中相提并论,但在两件大事中出现了两位真话英雄,却具有某种内在的可比性:重大危机,既是对卷入其中的特定个体的严峻考验,也是对两国的制度、执政者和民众的素质的严峻考验。正因为危机本身对公益具有重大影响,又是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两人在公共发言中说真话之份量,也就显得非同一般,其背后隐含着丰富的意蕴。

一、不同之处的共同

就个人的年龄、性别、人种、国籍而言,两人之区别极为明显,蒋彦永是中国的黄种男性老人,林奇是美国的白种女性青年;然而,就二者同作为人类成员而言,却具有超越年龄、性别、人种、国籍、文化的惊人一致性。二者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

1,这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一男一女的两人,皆具有作为人类一员所应该具有的诚实品质和说出真相的勇气。尽管,两人的真话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在谈到为甚么说真话时,两人并没有微言大义和高调宣示,而仅仅是在履行一个人的道德责任而已。

年轻、貌美的美国女兵林奇,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受伤被俘和被救出的事迹,使她成为美国军方和媒体共同塑造的传奇式英雄,她的名字自然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当她清醒过来之后,在接受诸多媒体采访时却说:“因为当时在车上的其余4个人再也不能说了,我是惟一能说话的人。我也可以撒谎说:‘我一直在奋勇杀敌。’但是我没有,的确没有。”“我为自己受到本应该由我战友获得的荣誉感到难过。”“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幸存者”。她之所以如此坦白,乃在于良知不允许她坐在人为制造的英雄圣坛上继续撒谎,更不能冒领本来不属于她的荣誉。

今年春天,中国广东爆发了严重的SARS疫情,但中共政权一直隐瞒,导致广东一地的疫情迅速扩散到全国和全世界。就在国外媒体和WHO苦于无法了解中国SARS真相之际,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老军医蒋彦永大夫挺身而出,揭露真相。他的良知成为中国抗炎的转折点。但在谈到为何说出真相时,他说:“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蒋彦永也像林奇一样强调: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仅仅是尽到一名医生和一个人的基本责任。他说:“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我不是甚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

2,两人又具有难得的勇气良知,因在特定的情景下说出真相而成为民间英雄。二人不是在没有风险的日常生活中践行诚实,而是在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上说真话,所以就要有敢于顶着沉重的压力的勇气。林奇作为被美国的军方和传媒塑造出来的民族英雄,要为说真话而超越盛名之累,还要摆脱军人的荣誉感和国家利益之要挟,更要经得住随英名而来的各种既得利益的诱惑。

蒋彦永大夫就更不容易,因为,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蒋彦永作为享受将军级待遇的离休专家,本来属于既得利益阶层中的一员,有地位、有荣誉且生活殷实,完全可以像所有将军级离休干部那样安度晚年,在面对官方隐瞒人命关天的严重疫情之时,假装视而不见。但做人良心和职业道德不允许他沉默,而是选择了高风险的说出真相,为了公益而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不仅是身份、地位、物质等的代价,很可能还要付出人身自由的代价。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二人的诚实和勇气,坚守着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这一底线,超越了所谓的国情、人种、文化的特殊性,无论在任何文化、任何制度之下,皆是社会公德的题中应有之意。二人的诚实,见证了人类的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普世公德;二人的勇气,见证了作为属灵生命的高贵。

二、相同之处的不同

就个人的身份而言,两人共同之处是身份相近,两人皆为军人,一个是军医,一个是后勤兵;就做人品质而言,两人都很诚实,并具有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上说出真相的勇气。然而,由于制度的不同,两人的共同之处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1,林奇的被宣扬被赞美与美国的自由制度

林奇这位不是英雄的“幸存者”,由于亲自拆毁了自己的“英雄圣殿”,也同时戳穿美国军方和传媒合谋制造的传奇神话,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民族英雄”,不仅被本国的各大媒体广泛报导和宣扬,也受到美国人民的持续赞美。

最初,美国观众被她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也被她在战场上的英勇所感动;之后,当她出现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又被她的年轻、美丽所震惊,更为她清醒的头脑与诚实的品质而再次感动,非但没有因她仅仅是“幸存者”而小看她,反而仍然将她视为“美国英雄”,只是由“战斗英雄”变为“真话英雄”。她像刚刚被接回美国时被作为“战斗英雄”而受到热烈欢迎一样,她的实话实说也同样受到普遍的赞美。林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时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幸存者。”这诚实的结束语,顿时赢得全场的掌声。就连《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也不得不说:“陷身在一个公众风暴中心,她的冷静让我印象深刻。”这种深刻的印象来自“她的诚实。”

同时,林奇也因为“自传”的出版而迅速变成“百万富姐”,并拿出一笔钱为牺牲于倒萨之战中的军人的孩子和家乡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基金会。

可以说,林奇的战场经历和诚实品质得到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回报。

林奇可以不顾所谓的国家利益和军人荣誉而主宰自己的言行,不仅在于她个人具有说真话的自愿,更在于美国的制度及其文化对社会诚信具有制度和伦理的双重激励,无论是经商、从政、学术和做人,美国人最看中的首先是“诚信”,最厌恶的首先是说谎,说谎的代价之高远远超过其收益,而诚实的收益之高又远远超过其代价。首先,受到完整保障的个人权利使政府无法对言论进行管制和封杀,更不能对诚实的个人言说实施威胁和惩罚,哪怕被某人说出的真相令政府或高官极为难堪。其次,新闻自由使谎言被戳穿的概率大大高于保住秘密的概率,加大了说谎的成本和对说谎者的威慑。再次,新教伦理使诚实做人变成履行天职的内在自律,不得说谎乃为道德上的绝对命令,违反者即便不触犯法律,也将在人格上身败名裂。在自由制度中,戳穿谎言和说出真相,非但不会使诚实者倒霉,反而会使手握大权的政客倒台(如尼克松),使身价数亿的大公司破产(如安然公司的作假丑闻)。只有这样的制度和文化,才能培养出林奇式的个人良知。

2,蒋彦永被封杀的命运和中国的独裁制度。

然而,抗炎期间的老军医蒋彦永,他揭露谎言和说出真相的投诉信,居然无法引起自己国家的政府的重视,也无法通过国内媒体发表,而只能在无奈之下藉助于境外媒体公之于世。蒋先生曾把揭露真相的投书信,先后寄给了中共卫生部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受中共操控的香港媒体凤凰卫视,但统统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老军医只能将真相披露给美国的《时代周刊》,戳穿了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的弥天大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国际舆论和国际卫生组织的巨大压力,使中共不得不改变继续隐瞒真相的无耻,解除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开始了全民抗炎运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蒋彦永的做人良知和职业操守,挽救了国人的健康,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信誉,也挽救了刚刚上台的胡温体制的形象。所以,《亚洲华尔街日报》说:“一封医生公开信改变了中国命运”,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如果说,在中共主导全民抗炎之前,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压下蒋彦永的投诉信,已经使中国新闻界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蒙辱──寡言廉耻。那么,在中共当局被迫转向全民防治SARS的动员中,大陆主流媒体关于SARS的新闻铺天盖地,却独独没有民间良知和真话英雄蒋彦永的名字,就已经是耻中之耻──不知羞耻的无赖行为了。抗炎结束之后,胡温体制得到了铺天盖地的赞美,捞足了民意支持和境外舆论的好评,迈出了巩固自身权力的第一步。中共也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表彰大会,嘉奖了许多抗炎英雄,却从未对蒋彦永给予任何表彰。只是极少数媒体藉助于抗炎期间的舆论放松,极为策略地介绍了蒋彦永的为人、行医和敢说真话的勇气。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蒋大夫的投诉公开之后,他非但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褒奖,反而受到当局的迫害:院方领导警告他不要再与境外媒体接触,军报发文对他进行点名批判,其行动也受到监控。以至于,这种种来自当局的压力,逼得蒋大夫的女儿不得不出面为父亲鸣不平,她在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时说:“不是要中国丢脸,只想救人一命。”

现在,SARS危机早已过去,抗炎中被解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也相继重新露面,孟学农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康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而因揭露二人隐瞒真相的蒋彦永,开始从国内舆论中消失,说不定也已经被这个势力而冷血的独裁社会所遗忘。

中共现政权的以上作为,充分暴露了中共制度对道德良知、求真精神和公益的敌视,也凸现了倍受赞扬的胡温体制所奉行的统治策略,仍然是传统的黑箱政治和抑善扬恶,是鼓励谎言、歌功颂德和压制诚实、揭露罪恶的逆淘汰制度。

凡是独裁国家,皆有两种历史,一个是官方所编造的虚伪历史,一个是民间记忆的真实历史。前者以销毁罪证、封锁信息、淡化记忆为前提,后者以保存罪证、突破封锁和强化记忆为前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在暴政的打压和腐蚀之下,丧失过太多的真实记忆,我们再不能失忆了,否则就将没有未来。为了使中华民族避免失忆的悲剧和拥有真实的未来,大陆民间应该通过强化个体记忆来对抗封锁,要为揭露官方造假和保存民间诚信而记忆而揭露真相,特别要记住那些为了公益而仗义执言的勇者。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过着小康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知识精英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一个失忆的民族无异于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而能够为保存记忆而反抗强权的民族,则是必定有灵魂有希望的民族。现在,尽管我们还必须面对“不许记忆”的强权,但只要每一个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我们就将用于一个真实而光明的未来。

2003年11月29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3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