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判刑之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询问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行对刘晓波被判刑11年有什么看法;然后,基于受访者的同意,将他们的回复发表在崔卫平自己的博客上,并把这组文字命名为《我们不放弃》。

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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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崔卫平教授(百度贴吧)

有人对这种做法不高兴,说这是“逼问”,是“搞文革式的当众表态、人人过关”。我认为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崔卫平所说,她“只是问问而已”,怎么答复、答不答复都随你的便。这怎么谈得上“逼问”呢?再有,崔卫平只是一名学者,手中并不掌握任何可以控制你生存条件的资源。这和文革中的权势者要求你当众表态,人人过关毫无共同之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崔卫平的这一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我倒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不高兴。想想看,假如崔卫平不是问“你对刘晓波被判刑怎么看”,而是问“你对今年的春节晚会怎么看”,这些人还会这么不高兴吗?因为刘晓波案件是一目了然的因言治罪。多年以来,我们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采取回避态度,假装没看见,以此换得良心的安宁。一旦有人把这些丑恶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安宁。其实,这些人多半都是好人。他们有正义感。他们知道对刘晓波案件应该说不,可是他们害怕当局给自己找麻烦;不说吧,又未免显得自己很怯懦,很窝囊。这就让他们左右为难,尴尬得很,所以就不高兴了。

到1月11日为止,崔卫平已经在她的博客上公布了138份回复。在这138份回复中,只有7、8个人说不知道,不了解,而未置可否;其他人,或直接或间接,或强烈或委婉,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想来一定还有不少人收到过崔卫平的询问。也许有人作了回复,但不同意发表,还有些人则没有回复。

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几个不置可否的人实际上也是持反对态度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支持当局对刘晓波判刑,当局自然不会和你过不去,那你为什么不肯讲出来呢?除非是你心里发虚,知道自己不占理,当众讲出来太不光彩。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推测,在那些没有公开表态的人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实际上也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刘晓波问题上公开表态支持当局的文化人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去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有记者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打听刘晓波的下落时,铁凝说,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她还说,既然中国把某人抓起来了,那么这人肯定是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铁凝这个谎撒得很拙劣。同样是50年代出生、80年代于文坛崭露头角,铁凝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的名字?至于说,因为政府抓了谁,那必定是谁犯了法,这更是令人作呕的假天真。或许,铁凝也是在为自己留后路。日后她可以辩解说,当年她只是过分地相信政府,并不是支持因言治罪。

尽管说在今日中国,也有不少知识份子为专制辩护,但是他们通常都不敢公开地否认言论自由。可以说,在今日中国,言论自由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统治者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一旦他们侵犯了言论权利,一定会遭到广泛的坚决反对。由于这种反对,主要关系到权力应不应该镇压言论,而与那种面临取缔的言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它比较容易守住自己的立场。换句话,你完全可以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说法的风险是很小的,我们应该承受得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言论自由的实现就遥遥无期了。

向崔卫平致敬。向一切为言论自由不懈抗争的人致敬。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