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知道,在今年春天的SARS危机中,在疫情的源头和最严重的中国,出现一位真话英雄蒋彦永。《亚洲华尔街日报》说:“一封医生公开信改变了中国命运”,确实是对这位民间英雄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正是蒋彦永的做人良知和职业操守,挽救了国人的健康,挽救了国人的民族信誉。

而且,老军医本人相当低调和谦虚,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仅仅是尽到一名医生和一个人的基本责任。他说:“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甚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

然而,这样一位良知老人和优秀医生,无论在SARS泛滥的当时、还是抗炎结束之后,皆受到媒体封锁和压制。最初,他的投诉信,在卫生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封锁下,遭遇石沉大海的命运。无奈之下,老军医只能藉助于境外媒体公之于世,才有境外媒体和WHO的联合施压,以及抗炎的转折。这种封锁关系到巨大公益的公共信息的黑箱,使信誉在世界上蒙辱。

继而,在被迫转向全民抗炎之后,大陆主流媒体关于SARS的新闻铺天盖地,却独独没有民间良知和真话英雄蒋彦永的名字;蒋大夫非但没有被表彰,反而受到迫害:警告他不要再与境外媒体接触,发文对他进行点名批判,其行动也受到监控。以至于,种种压力逼得蒋大夫的女儿不得不出面为父亲鸣不平,她在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时说:“不是要中国丢脸,只想救人一命。”主流媒体如此下作,已经是耻中之耻了。

最后,抗炎结束之后,高调嘉奖了许多抗炎英雄,王岐山因领导北京抗炎有功而成为明星市长,钟南山也独领医务界的抗炎风骚,二人还双双成为2003年《南方周末》十大明星人物的前两名。但是,对蒋彦永,非但没有任何表彰,反而被再次打入冷宫(只是极少数媒体藉助于抗炎期间的舆论放松,极为策略地介绍了蒋彦永的为人、行医和敢说真话的勇气)。这无异于不知羞耻的行为。

更令人气愤的是,当SARS危机早已过去之后,抗炎中被解职的谎言部长张文康和失职市长孟学农也相继重新露面,孟学农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康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而揭露二人隐瞒真相的蒋彦永,早已从国内媒体中消失。

对良知勇气、求真精神和公益的敌视,也凸现抑善扬恶,专门鼓励谎言和歌功颂德,专门压制揭露罪恶,也就是专门戕害良知的逆淘汰制。所造就的必然是个势利的社会,以便将人性置于道德上的万劫不复之境地。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丧失过太多的真实记忆,我们再不能失忆了,否则就将没有未来。

好在,现在的民间意识已经觉醒,民间维权正在扩张,不仅是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而且是真历史真英雄在民间,还原历史和嘉奖良知,也已经成为争取民权的重要组成部份。最近,就在2003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名单刚刚出炉,民间网站里马上有“颠覆版”流传,老军医蒋彦永名字在“颠覆版”中列在第一位。

为了使中华民族避免失忆的悲剧和拥有真实的历史以及善待人性的未来,应该通过强化记忆来对抗强制遗忘,为揭露造假和保存民间诚信而记忆、而揭露真相,特别要记住那些为了公益而仗义执言的勇者。只要类似蒋彦永大夫这样的良知仍然被打压,民间就要不断地大声地重复这些良知者的名字,以民间的记忆和嘉奖对抗遗忘和贬低。

2003年12月6日于北京家中

编者附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院(301医院)的72岁大夫蒋彦永(Jiang Yan yong)在一份公开的署名声明中说,仅在解放军总后勤部一家医院,就有60名非典型性肺炎病人,其中7人已经死亡;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中国当局就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SARS的危险性,但禁止公开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关于SARS的扩散情况,以便影响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时代周刊》说,这一事实表明,北京感染SARS的实际人数可能比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人数要高出很多。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较早前对媒体声称,北京只有12个病例,其中3人死亡。3月8日中国的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北京感染人数为19人,其中4人已经死亡。蒋彦永对《时代周刊》说,他之所以提供这一署名声明,是因为他感到“如果不提供关于SARS的精确数据,将会有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亡。”蒋彦永说,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中国当局就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SARS的危险性,但禁止公开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关于SARS的扩散情况,以便影响全国人大的召开。蒋彦永做出的上述表示得到了北京市另一家医院的一位大夫的证实。下面是多维社获得的

蒋彦永署名声明的全文:

各位:

近日来有关SARS的报道已经充斥香港新闻,国际上也是十分重视,对这一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大事做了大量的宣传,以使大众对此问题有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对人类负责的很正常的工作。4月3日中国卫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中国政府已经十分认真地对待了SARS的问题,目前该病已经得到了控制。他提供的数字,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张文康曾是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人格标准都不要了。他大概可以算是林彪最得意的学生了,林说:“不说假话,做不了大事”。我想他大概很想做大事,所以就一定要说假话。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下面我给各位提供一些我了解的很局限的情况:301医院在两会刚开会时,遇到一位老人来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就转到302传染病院去治疗。当时302医院也没经验,在对该病人诊治过程中就有近十位医生护士被传上了。那位老人因病太重,入院两天就病故了,他的夫人也很快入了302医院,但也在短期内病故。就在此时,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不久,301医院的肝外科收了一个肝胆病人,人院后表现出SARS的情况,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2位医生、3位护士被传上此病,幸好得到及时治疗现在都在康复中,肝胆病房被迫关闭。301医院还有其它几个病房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医护人员被传上,病房关闭,301医院的幼儿园也已关闭。

我看了新闻后就打电话向309医院(现在是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咨询,他们也看了新闻,说张简直是胡说八道,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7人死亡。因309的病房已满,总后又让302医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十名SARS病人中,病情较重的5例也转到302医院治疗。

——蒋大夫

蒋彦永大夫说,张文康曾是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人格标准都不要了。他大概可以算是林彪最得意的学生了,林说:“不说假话,做不了大事”。我想他大概很想做大事,所以就一定要说假话。有多位北京医生表示,他们工作的医院的传染病房已经住满了怀疑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人,所以说北京只有19个病例根本没有可能。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账。”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它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像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做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100036.

电话: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附件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么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么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