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今年2月9日上午9点,成都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成都环保维权人士、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撰稿人谭作人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虽说我对此已早有思想准备,但依然深感震惊与义愤,我认为这是近期降临的政治严冬中,又一起打压异议人士的最新案例,我对这种公然践踏国家宪法和法律,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2010-03-05

企图销声匿迹,适得其反

据海外博讯网报道,今天的宣判从上午9点开始,历时不到5分钟就匆忙宣告结束。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没有被允许参加旁听宣判,只能一直在法院外面焦急地等候消息。当地的一些维权人士,如谢贻卉、陈云飞等人,则被阻止前往中院旁听,成都著名作家周钰樵在法院前被监控,数名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遭警察驱赶,前往中院的近200多名声援者被警方严密限制人身自由,一些到场声援的维权人士的手机同时失去了联络信号。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胆怯心虚的中共政权,也自知不站在理上,不得人心,他们企图速战速决,尽快销声匿迹,以至连让谭作人的家人旁听的勇气都没有,据说,9点零6分,谭作人的代理律师浦志强从法庭走出来,才告诉大家宣判的结果,并且说该判决没有涉及谭作人进行地震死难学生调查的事情,主要指控的罪名是他意图纪念“六四”事件。谭作人当庭已表示要上诉到底。

由此,我想起2001年9月5日大连中级法法对我的一审不公开审理和同年12月的闭门宣判,都是寒冷的冬天,都是同样的罪名,法庭也是笼罩着同样惊恐不安的气氛,也是把我的太太及家人拒之门外,但现在的不同是,有那么多的同情者敢于走近法庭或以其它方式公开地表达不满和声援,这一方面表明了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和逐步觉醒,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思想僵化的中共的反动本质没有改变,但中国的形势欲有所变局,关键要看前者的人数有多少,是否对政权造成足够的压力。

因言获罪,何时是尽头

据海外博讯网的报道,谭作人1954年在成都出生,曾担任媒体《文化人》主编、绿色江河副秘书长,他既是近年来的著名环保人士、人权捍卫者、也是一名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于1999年9月,前往可可西里,参加为期二十多天的义务劳动。2001年,曾被成都媒体评为“成都市文明市民”。2008年,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他向当地政府提交了《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2009年2月,起草《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深度调查。他立志“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

就是这样一个认真办事的大好人,竟被成都警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同年3月28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拘留了他,从而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引起舆论的广泛谴责和抗议,但中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去年8月1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和夏霖担任谭作人的辩护律师。谭作人提出的证人遭警方控制,未被允许出庭,也没有在庭上播放其提供的影音证据,律师的辩护多次被粗暴无理地打断。法庭未敢当庭宣布对谭作人的判决。而准备前往采访的香港NOW新聞台记者黃嘉瑜,则遭当地公安以查缉违禁品和毒品为藉口扣留在酒店。NOW新聞台、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随即发表声明,谴责当局打压采访自由。特别是前去声援的艾未未还被警察把脑部打伤,不得不到德国去做手术。这些野蛮行径都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公愤!

我印象特深的是,不久前在一段由律师公布的视频录相中,身陷囹圄的谭作人,似乎还对僵而不死的中共政权抱有一丝幻想,我反复收看了两遍,也天真的认为,依他的情况,或许最后会改判缓刑或免除刑罚,因为京城的律师获准到看守所访谈,并有足够的勇气偷录和送出境外发表,这似乎表明中央和地方对此案件存在着分歧,而党内的派别暗斗或许会给谭作人的命运带来一线转机,但现实再一次打碎了我的善意和热望,中共的本质不会改变,本世纪初判我入狱8年,是中国新世纪第一起文字狱,此后不但未能绝迹,而且越来越多,多得目不暇接!从胡佳,郭泉,黄琦,刘晓波,再到谭作人,等等,人数的统计可能不全,但每个人都不是最后一个文字狱的罹难者。因为中共的一党执政的极权专制的社会大背景未变,暴力恐吓和谎言欺骗交替使用,依然是短期内最有效的维护统治的手段。

“豆腐渣工程”是刘奇葆的软肋

不过,和庭审出示的所谓证据略有不同,从今天的宣判结果来看,成都中院避开了原先的以谭作人调查地震学生死难者真相而治罪的敏感问题,因为它此前广受国际舆论的质疑,这次法院将他通过电子邮件与海外民运人士王丹交流的一些对“六四事件”的看法,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显然,这是理屈辞穷的表现,是在竭力掩盖地方当局打压地震人权救助与调查遇难学生真相的实质。也坦露了中央和地方对证据认知上曾有分歧,把“豆腐渣工程”换成“六四事件”,他们认为对其更为有利。并且,从地方当局一审开庭禁止证人出庭,到宣判时又对家属和公民以及媒体记者前往旁听、采访的阻挠与打压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公权力的霸道,傲慢,野蛮和脆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实,在我看来,他被拘捕判刑治罪的主要原因是“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刘奇葆怕得不是公民议论“六四事件”,而是地震后留下的腐败把柄和人权灾难的尾巴。因为这个问题深挖下去,他就有可能被撤职,从而失去既得利益。所以,谭作人击中了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软肋。他岂能不疯狂反扑?!

然而,不论是谭作人调查地震遇难学生的真相,还是与海外民运人士交流对八九“六四事件”的看法,均是一个公民的良知与天赋人权,这只能表明他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儒生,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战士,他所践行的是公民由《宪法》保证的神圣的权利,是合理合法的义举,功不可没,何罪之有?

四川省地方当局对谭作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治罪判刑,不仅公然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的规定,和中国政府支持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中关于“人权捍卫者有获取人权信息与发布信息的权利”的相关条款,而且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申明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以及宪法第35条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与41条的“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同时也违背中国政府在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关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条款,他无情地撕掉了胡温与中央政府提出的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口号的假面具。

恐惧现实,也害怕记忆

不过,从谭作人的判决书来看,中共在“六四事件”的问题上,地方和中央还能够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因为它属于过去,不会影响他们自身的仕途,但既便如此,也透露了他们恐惧现实也害怕记忆的心病相当严重。

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被告人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炮制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发布在境外”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该文章中,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文章刊登不久,境外敌对分子王丹利用电子邮件与谭作人主动联系,并多次向其投发关于”六四”的宣传资料。可见,中共把海外一些自由媒体和民运人士,一律强加上“敌对”二字,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敌对思维一点也没变。

成都官方还指控谭作人说,2008年6月4日,他与多人在成都市天府广场义务献血点,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期间还接受了境外敌对媒体”希望之声”的电话采访。2008年11月后,王丹多次向谭作人投发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活动相关资料。2009年2月10日,谭作人向王丹发出一份《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建议》的电子邮件,提出在2009年”六四”期间实施所谓的”六四全球华人义务献血活动”,以纪念”六四”二十年。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由这段描述可以看到中共的恐惧,他们既害怕海外六四记念活动信息的传播,又担心国内民众响应谭作人的号召,与王丹等人的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相对接,同时也对他在境外媒体喊出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充满忧虑。

其实,不论是平反“六四事件”,还是披露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内幕,都有利于愈合历史的伤口,渲泄民众的不满情绪,展示重大事件的真相,从而制约官员的权力,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总之,有助于构建胡温提出的“和谐社会”,而以言治罪,监禁异议人士,只能逼迫老百姓造反,逼迫书生投笔从戎,也将损害国家的形象,使少数民族地区分裂活动找到滋生的土壤。

我奉劝中共,不要以为刘晓波,谭作人等书生坐牢,贪腐成风的利益集团就可以高枕无忧,70年代末魏京生入狱后不过10年,就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八九“六四事件”,它足以说明,民主的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执政党只能延缓历史进程,不能改变必然的正确的走向,胡温领导的共产党应向蒋经国学习,开放党禁与报禁,包容异议人士,才能救人民也救自已,使中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否则,政亡人息,就在眼前!

2010年2月9日一稿,3月2日改定于多伦多北约克

作者电邮:weiping5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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