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腊月廿五,我在北京市看守所结识的几个朋友请我吃饭。说实话,平时我和他们各忙各的,连电话都不打,短信也不发。快过年了,大家乐意碰个头,叙叙旧,说说心里话。那天,使我惊讶的是,这哥几个,一年到头在生意场上忙得不亦乐乎,竟然对我的动静还颇为知晓。原来,他们的办法是:百度一下,就知道个大概其了。

2010-03-08

转眼已是虎年正月。几天前,去朋友家帮着设置宽带路由器。当时我对朋友说,你可以通过“百度”了解我的动向,尽管大部分相关内容都被砍掉了,但总会有个大体把握吧。说完,我就演示给他看。我当着他的面,敲入了“江棋生”三个字,然后潇洒地“百度一下”。

百度一下,出来了什么?
百度一下,一片空白。
百度一下,我第一次得到了关于自己的零结果。

我对朋友大呼:过了!过了!过份了!你们大院太过份了!当时我以为是他们大院的局域网宁左勿右,另加了一道山寨电子柏林墙。第二天在家一试,才明白是冤枉人家了。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百度一下,结果同样是:一片白茫茫,荧屏真干净。

我看到,所有“江棋生”名下的内容都成了“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而“未予显示”、不能让人知道的东西。虎年伊始,在官家嘴里所谓“自由的互联网”中开动搜索引擎,居然得到全裸的零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桩不大不小的黑色幽默,颇有点“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味道。

那么,在“江棋生”名下,是突增了涉及黄、赌、毒的内容因而需要一刀切地禁读吗?不用说,这肯定不是。先说黄。在我的全部文章中,甚至连“草泥马”三个字都没出现过,更遑论其它了。而大家都知道,“草泥马”一出世就不是什么“禁果”,而是80后“果冻”。至于赌,我从来不沾。不仅不会推牌九,出狱后连扑克牌都不碰,更不要说去赌球了。毒?我这辈子连烟都没抽过;喝酒也显得挺有分寸,白酒不超过二两,黄酒不超过四两。为此,临酒不惧的莫少平律师没少批评我,而我总是微笑着不认错、不悔过。

那么,在“江棋生”名下,是“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出现了井喷,因而需要惩罚性地加以全部屏蔽吗?显然,这也不成立。我倒是一直在批判现行的后极权制度或张博树先生定义的“威权制度”,呼唤宪政和民主,赞成通过非暴力的“新演进”去建设公民社会,实现制度变革。在当局眼里,我的这种言说就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是,我近来做得一点也不过分;而且,我像刘晓波等绝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一样,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以造谣、诽谤”的方式去“煽动”。

我这个人生性对说假话、说瞎话特别反感,对不论打着何种旗号的“造谣”、“诽谤”深恶痛绝,如果我自己也造谣——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造消息,迷惑群众,或诽谤——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那我还怎么做人?那我还有脸年年回家乡去见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零八宪章》中有我加进去的一句话,叫做“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坦率地讲,你可以据此说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因为现有政权是“党天下”的党国政权;但你不可以说我“以造谣、诽谤”来煽动,因为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乃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在这样的特权下,反对党不能合法地存在,而花瓶党则连执政欲望都不敢有。毋庸讳言,尚有不少国人容忍甚至赞美这样的特权,但我主张取消这样的特权。因为不取消就没有宪政,不取消就没有民主。陈独秀先生晚年在《我的根本意见》中一语中的地说,民主政治,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对此,我深以为然:若没有反对党派之自由,则任你说得天花乱坠,都不是民主政治。

类似陈独秀先生的根本意见那样的硬道理,党国当局特别害怕,特别不希望让人知道,这一点我能理解;要是光拿掉“江棋生”名下的这类东西,我早就见怪不怪了。而这一次“百度一下”居然出来个大鸭蛋,我还真是比较纳闷。其中尤为纳闷的是,即便把“江棋生”名下别的东西都给拿掉,那你也不能拿掉关于我的物理学研究的内容啊?!它可是百分之百不“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呀?!2月22日下午,不锈钢老鼠刘荻和王仲夏等三位年轻朋友来看我,我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我在2010年中的主要使命,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普世价值为准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要正式发布我的物理学论文,力图颠覆物理学中空间反演理论和时间反演理论两座原有大厦,重建新的大厦。我已经为此呕心沥血18年,现在该是了断的时候了。我说,完成这件事,既是可凭一已之力,也是别人难以替代。接着,我向他们简要地、科普式地介绍了自己所得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点明了人们为什么对天天都会亲密接触的“镜像”进行了误读。王仲夏问我,听说杨振宁对你的研究有所闻?我说是,并随即拿出6年前杨振宁通过蒋彦永医生送给我的《杨振宁传》(杨建邺著),让他们看了杨在扉页上题写的工整的钢笔字,然后笑着对他们说,杨振宁当时还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好好写写科学家传记,但我不干,我要自己当科学家。

“江棋生”名下的一切东西,“百度”像柏林墙下的东德士兵那样,奉命都给“毙”掉了,我对此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既然是抗议——表示强烈的反对,心中难免就有敌意和恨意,如同北京朝阳区创意正阳艺术区的艺术家们,难免会对月黑风高夜来野蛮强拆的歹徒心生敌意和恨意一样。然而,我的敌意不深,恨意较浅。因为我觉得,当局这种肆意践踏知情权的行为太愚蠢了,也太可笑了,它除了凸显当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忽悠性外,还定将激发更多的国人去掌握一种“特异功能”——电子穿墙术,以便获取自己有权知晓的各种基本信息。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