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对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采访。其中,她对文革的回忆占有很大篇幅,尽管,与我见过的其他高干子女对父辈对自己的回忆相比,叶向真的讲述还比较实在,整体而言,没有刻意进行自我美化,但她对文革的回忆,仍然难免老一代红卫兵缺少自省的通病。

在谈到早期文革时,叶向真作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但她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全部叙述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叙述,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受难的细节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因为叶剑英与江青争吵,气愤得难以自控,以手击桌折断了手指,由此得罪了江青,叶家子女的厄运随之而来,纷纷被投入监狱。她讲了自己在功德林监狱中的经历,一个人关在九平米的牢房里,见不到家人,最后半年才见到家人送来的日用品和书籍;她很孤独,没有放风和其他活动,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只好自己解闷,把扫帚上的苗种在小铁盒里,用牙刷沾水在水泥地上练字,向看守撒谎,甚至在刚进监狱时企图自杀。她的感受是:“我想不通啊,我干吗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个小煤球,小粪蛋儿呀,就这么一个处境,从天上掉下来,在熬不过去的时候,想死了算了,还想怎么死痛苦少一点,想来想去,都想过。”

她出狱回家之后才知道:她丈夫刘诗昆、大哥叶选平、二哥叶选宁、大姐叶楚梅、大姐夫邹家华连同一个阿姨也都被逮捕,分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监狱环境非常恶劣: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水都不给你喝够的,一天两碗白菜汤,四个窝头,就是一天。我姐夫邹家华,最后,没有地方喝水,没有足够盛水的容器,最后你猜怎么着,把胶鞋洗干净,装水喝。”因为看守们认为:“反正你们都是犯人,都是反革命,所以带着阶级仇恨,就这样。”

出狱后,她经历婚姻的破裂和一年失语的折磨:“回来以后呢,我就傻呆呆,这个时候他(叶剑英)看见我的时候,就是坐那儿跟我说了会儿话的时候,我傻呆呆,那时侯,他流眼泪了。”

叶向真还特别讲到林彪倒台后,江青自知无法整倒叶剑英,就假惺惺地来叶家表示慰问,叶家人诚惶诚恐地接待,她马上让孩子叫“江青奶奶”,而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却不接受叶家孙辈叫“奶奶”的称谓,而非要让所有人都叫她“江青同志”。江青把叶家挨整的全部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她说: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她说这些人呀,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而以后的档案材料证明,抓叶家子女“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面对这些记忆中的灾难,叶向真唯一的内疚是对家人。她说:因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太过出名,太过折腾”和“太活跃”,给江青死盯上了,“所以就拿我开刀,当然她的目的很清楚,我是微不足道,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够把叶剑英给弄下去。”“因为我给家里头已经带来很多麻烦了,……我到现在都很内疚,……”

然而,在她自己的叙述中,从来没有告诉观众:她在文革中是怎样就“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她是否对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大都是高干子弟所为,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直到现在,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要么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揪斗、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也基本不提他们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

文革大灾难已经过去将近38年了,但对文革的反思仍然止步不前,既在于官方的压制和封锁,更在于个体的良知匮乏,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回忆录,他们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叶向真曾经拍过轰动一时的电影《原野》,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史上,那确实是八十年代的一部杰作。只是不知道,她何时能够以还原历史的态度把自己及其家庭的文革史搬上银幕。

2003年12月2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