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叶向真也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老一辈对文革中的年轻人造反也挺兴奋的,“但……有一次回来,他(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记者问:哪来的那么多金条?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贪图抄家金条的阴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和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今天再反复强调红卫兵造反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是为了掩盖参与者的真实动机,并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使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有了尽情发泄的机会,对权力的贪婪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对于毛泽东而言,要得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的权力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独裁制度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2003年12月2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