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崇拜的背后是恩人崇拜,恩人崇拜的背后是权力崇拜,权力崇拜聚焦于赤裸裸的利益崇拜,利益崇拜必然导致力量崇拜,“丛林法则”之中没有道义而只有强力,“成王败寇”之下没有英雄而只有枭雄,一句话,恐怖秩序之中没有政治家而只有暴君。

“政绩合法性”的时髦与金庸武侠的流行之间,在民族意识上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武侠小说在中国成为持久不衰的畅销读物,并非因为其中的故事多么曲折抓人、人物多么丰满独特,语言多么传神入化,而在于武侠小说囊括了传统文化中的打杀和权谋的全部因素,以程序化的生产方式和类型化的人物及情节,表达了国人的武功嗜好和权谋意识。武林之间的争斗和兼并,高手之间的过着和对峙,祖传秘方般的决胜之道,可以主宰生死的灵丹妙药,复不完的仇和砍不尽的人头不仅继承了武侠加神怪的说唱传统,也与《水浒》、《西游》、《三国》等打杀名著一脉相承,甚至可以与史书《资治通鉴》相互参照:一本集王霸之业和官场权术之大成的史书,最受极权者毛泽东的器重,洋马列的暴力革命与中国本土的王霸权术相结合,催生出令所有生命在仰望中枯萎的毒太阳。

在当下中国的官民之间,尽管有着根本的冲突,但二者共同遵守着利益至上的规则,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向权看”转化为小康诱惑下的“一切向钱看”,实质上是权力与金钱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将没落的共产主义、腐朽的帝制糟粕和强盗资本主义一网打尽,大公无私的革命至上被经济人理性的利益至上所代替,每一阶层都试图不择手段地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共不再讳言牟利私利和代表特权,不再回避对大资本的献媚,利益驱动代替意识形态动员而成为社会整合的纽带,也成为衡量官员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绩和统治效力的标准。执政党之整体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最终要量化为权贵家族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仅是私营企业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就是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也在家族化,高层权贵对暴利行业的国企进行垄断式分赃,每一家族都有各自主导的国有大公司。

所以,中共政权借以维持当下稳定的政绩合法性,不过是官民之间的不平等的利益交换的结果,特别是当局和精英之间的利益交换的结果,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绝非权利对等的公平交易,更不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自愿的道义认同,而是一方全有而另一方全无的极端不平等的交易,甚至就是特权之下的抢劫式掠夺。统治阶层为了稳定的需要而高喊重视民生民权的口号,至多是施主与乞丐之间的关系,高高在上的独裁寡头集团扮演恩赐者的明主仁君,而无权无势的下层百姓仅仅是被动等待乞丐。统治者说:“无论你们是否自愿认同我的统治,也无论现存秩序是否公正,只要我能带来经济增长,你们就必须接受我的独裁统治和权贵利益;只要你们做听话的顺民,我们就能够恩赐给你们小康生活”;被统治者说:“即便我们不认同一党独裁,对不公正的贫富分化颇有不满,但只要我们能从跛足改革中得到些许物质好处,哪怕是服侍完权贵盛宴之后只分得一杯羹,我们就满足了。尽管这样的满足颇为无奈,但别跟我讲什么自由,自由能当饭吃吗?面包比自由更重要,好死不如赖活着。”

毛时代的国人对权力的崇拜是剧毒,邓时代的国人对金钱的膜拜也是剧毒,二者的共同秘方是对物质性的利益和暴力的偏好,也就是为动物式生存作辩护的猪哲学。这精神剧毒,如同金庸武侠中欧阳锋密藏的毒药,“黑如漆,浓如墨”,只要一滴,就能致大海中的成千上万头鲨鱼毙命。

2004年1月5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