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艾滋病患者,感染者和独立民间组织的维权活动方兴未艾。由于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有限等原因,这种民间艾滋维权活动常常受到官方的打压。在这次有关艾滋病的话题里,中国民间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现在美国的万延海先生回顾中国狱中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对中国民间艾滋维权活动的支持和影响。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与万延海先生的对谈。

2010-10-19

记者:“万延海先生中国狱中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他获奖,首先在您看来总的来讲刘晓波先生为什么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

万延海:“我觉得他获奖还是他这么多年来一个持续地坚持对中国民主、人权理念的一个坚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的思想,他的影响力对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建立了广泛的影响性,特别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现代的社会领袖他们受刘晓波影响很大,所以在随后的工作当中,通过其他的人整体来讲社会参与方面还是非常的重要。刘晓波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他影响到了很多的人。他一直坚持比较理性的、温和的一个和平的理念,不主张暴力性的东西,他不主张激烈的社会变革,而是说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来推动中国改革。当然对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对于专制体制的批评他还是非常的尖锐,但不是很暴力的主张。”

记者:“我们知道刘晓波关心的问题很多,主要是中国民主、自由、整个大的政治体系这方面,然后他对艾滋病的维权活动也有关注,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万延海:“应该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艾滋病的关注主要还是从河南艾滋病问题的关注,因为河南艾滋病的灾难是全面的,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媒体都关注,刘晓波也是在那个时候。刘晓波关注艾滋病问题主要还是在民间社会,独立的社团,独立的社会活动人士,他们本身的发展,他们作用的角度,所以刘晓波一直很关注在艾滋病领域这种独立组织的发展和他们的在艾滋病防治当中的作用。”

记者:“主要是从民间的艾滋病防治组织独立性它的发展空间这方面,他在这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行动呢?”

万延海:“主要是当艾滋病工作人员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06年、07年胡佳遇到困难的时候,刘晓波也参加了救援。还有刘晓波在舆论上面,写文章支持推动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关心艾滋病的问题。06年的夏天,艾滋病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政府的阻力,政府试图控制艾滋病组织参与更多的事务。刘晓波他们组织了很多的知识分子联名声援艾滋病民间组织,呼吁政府尊重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的发展。”

记者:“您说他在06年发表关于艾滋病维权方面的声援明,是不是呼请中国政府在全球基金国家协调机制上尊重民间权力和文明规则。”

万延海:“是这样,因为中国政府从04年开始接受全球基金的资助,全球基金对接受捐赠的国家有一些很明确的要求。要求有很多民间组织的参与,国民社会的参与。中国为了拿到这个国际组织的钱,它表面上看起来也给民间组织参与权,实际上它还是要试图控制这个过程。这样既拿到国际组织的钱,民间组织又没实质性的发展。这样民间组织本身提出了反对,要求要给它空间,要求参与。在民间组织和卫生部门较量的过程当中,刘晓波他们联合了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贺卫方联合签名声援中国民间组织的在全球基金的事务上面有更多的参与。”

记者:“我们知道中国防治艾滋病的民间组织也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主要的完全独立性的组织。所以你说刘晓波他关注艾滋病人权主要是从这个角度。”

万延海:“对。而且当时刘晓波他们的信应该影响很大。因为在全球基金的事务上民间组织参与的问题方面,这个民间组织很活跃。全球基金方面启动了一些调查,也给中国在民间组织参与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那个事件当中,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上可以说有一个质的飞跃。从此之后,中国的艾滋病领域的民间组织是爆炸性地发展。”

记者:“另外,除了民间组织之外,您还谈到刘晓波他对艾滋病方面的人士困境也非常的关心,对吧?。”

万延海:“对。在07年当胡佳被抓捕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保持沉默,刘晓波组织了很多人联名要求释放胡佳。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记者:“胡佳是中国艾滋病的维权人士,他在2007年12月27日被捕的,最后的罪名是涉嫌国家政权罪。您所说的刘晓波连同50多位自由知识分子,在2008年一月的时候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在奥运会即将召开之前,对线奥运会改善人权的承诺,立即释放胡佳。”

万延海:“是这样。”

记者:“最后我们谈一下他这个《零八宪章》。我们看到签署《零八宪章》也有一些中国民间艾滋病维权人士。《零八宪章》我们看到它有几个大的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这些理念,他这个《零八宪章》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没有意义呢?”

万延海:“《零八宪章》有很多艾滋病的工作人员都签署了,在艾滋病领域里面很多民间组织里的人也签署了。我签署了,李喜阁签署了,曾金燕也签署了。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艾滋病防治它需要有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它需要有一个自由、健康的政治环境,如果说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总是受政府的骚扰,如果政府垄断所有的资源,政府不够透明,这样的话,艾滋病防治工作也会受很大的干扰。比如说腐败的问题,艾滋病工作人员受到恐吓不能自由安全地进行工作。对艾滋病的工作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高耀洁医生去年来到美国就是因为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北京的警察在公园里抓捕了将近上百个同性恋的人,随意进行调查,进行侮辱。这样的话,在同性恋人当中做健康的工作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对艾滋病工作者的骚扰,那也是很多的。”

记者:“所以,就是说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外,还有人权方面的,因为刘晓波先生他主要是为人权方面做出了贡献。”

万延海:“对。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尊重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不要试图去侮辱、羞辱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利用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先生机会,对刘晓波先生持有更积极的态度获得自由,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政府和人民互动的一个机会。推动中国理性的、民主的这种发展。”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民间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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