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港的统战策略,一贯玩弄公开力挺和私下安抚的两手策略,邀请港名流秘密上京,已经成为其应对治港危机的惯例。以往,一些香港精英,大都把受邀北上视为资本,走进中南海的受宠若惊之态,回到香港后就很容易变成“口衔天钦”炫耀,与大陆精英们对权势者的媚态并无二致。

由于香港民意的巨大压力,北京最近邀请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司徒华先生秘密上京讨论政改问题。独裁寡头们却没想到,司徒华非但不领情,反而婉言拒绝,并在立法会上公开了自己的拒绝。

专制政治,必然是黑箱和强权的结合,而司徒华先生的拒绝,乃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公开性和个人的尊严,司徒华先生不愿意受邀秘密北上,正是以公开对黑箱、以人的尊严对专制强权。

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的黑箱政治,而是大众化的公开政治,司徒华先生要求“公开商谈”而不接受“秘密交易”,既是基于对港人的尊重,也是信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的正派作风。正如司徒华先生所言:“……我向来不喜欢做事鬼鬼祟祟,为什么要秘密呢?公开商谈,不论结果如何,至少缓和的矛盾,营造了祥和的气氛,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公开化把北京政权与港人民意之争摊在阳光下,来考验北京是否具有听取港人民意的诚意;而黑箱化,即便说得再好听,也很难摆脱幕后交易之嫌。另一方面,既可以让人们了解双方争论的是非曲直,接受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评判,不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健康发展的保证,也是对抗恐怖统治和黑箱政治及其厚黑道德的最有力方式。港人争取民主权利,不是违法缺德的勾当,不是权利盗贼,而是光明正大的事业,是港人早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什么要“鬼鬼祟祟”?而独裁政权对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压制,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才需要秘密交易。

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对人性的最大恩惠,就在于使人得以摆脱强权的强制,人性的天赋尊严得以确立。同时,民主事业能否成功并维系,也赖于每个人对人性尊严的珍惜。特别是向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争取民主之时,更需要以公开化的勇气来确立民间的尊严,来表示对恐怖镇压的蔑视,来克服内在恐惧的自戕和地下心态的阴暗。而北京政权,不仅在大陆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歧视,也将这种歧视延伸到自由港,非法剥夺某些港人的“回乡证”,就是强权的野蛮歧视,企图通过剥夺民主派中坚人士的基本权利来阻吓港人追求民主。所以,司徒华先生说:“首先,他要发给我‘回乡证’。而且,不应该光是我一个人。因为,当前香港政改问题,是整个民主派的问题,全香港人的问题。”

司徒华先生的拒绝,不是传统士大夫的傲骨,而是现代人的尊严,意在告诉惯于用强权压人的中共政权:争取民主的港人,不是权利乞丐,不需要用仰视强权来乞讨权利,而是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的国民,要北上就堂堂正正地公开“回乡”,而不是被“特许”的秘密朝拜!

作为对比,那些惯于以出卖尊严与北京做黑箱交易的香港名流,他们仿佛不是活在善待人性尊严的自由港,而是活在压得人奴性十足的独裁大陆。要不然,他们何须用独裁北京的重视来提高身价?他们丧失尊严的关键原因就是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为既得利益而出卖尊严的人,谁给他利益他就卖给谁。在香港卖给董特首,北上卖给董特首的后台——北京的独裁者。他们一味随着北京的“经济决定论”起舞,不仅是把自己贬为无尊严的“经济动物”,也是在侮辱港人的尊严。

司徒华先生对黑箱和强权的拒绝,固然使他在短期内无法“回乡”,但他让一向傲慢北京领教了港人尊严之不可辱不可买,也让大陆民间看到了维护人的尊严和政治公开性的巨大力量,正如那些坚持有尊严地公开回国的大陆流亡人士一样。如果香港的精英们在与北京政权打交道时,都能象司徒华先生一样,以港人的权利和尊严为重,坚守公开协商的原则,发起“有尊严地回乡”的民间维权运动,那么,不仅香港的政治前途将会更加光明,也会激发大陆民间维权的尊严和公开化。

2004年2月9日于北京家中

(《单刃毒剑》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