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传统深厚的香港,回归之后街头政治发展迅猛,是因为中南海寡头及其香港傀儡政府敌视香港民意,不愿任人宰割的港人在体制内诉求民主无路可走,被迫走上街头。

在关于香港政制改革的官民之争中,中共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动不动就质问港人:在港英殖民政府时期,你们为甚么不要民主?而回归到祖国怀抱后,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远比港英时期更多的民主,你们却还成天吵着要民主?

中共外长李肇星针对美英反对北京扼杀香港民主质问道:“在英国统治下,香港没有民主。英国说甚么了吗?美国说甚么了吗?”言外之意,怎么一到我们中国,你们就喜欢指手画脚,显然是别有用心。

一些亲北京的富豪和名流,也纷纷跟着官方的指挥棒合唱,比如,香港的某些富豪,也说零七零八年普选是激进民主,不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中央人大的释法是符合香港实际的,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港人的福祉。再如:已在北京的清华园住上豪宅的杨振宁博士,在演讲中大谈中国人不适于民主,而应该走新加坡的威权道路。同时,这些权贵们都特别反对港人搞大游行。

港人为甚么向北京争民主?

乔晓阳和李肇星确实说出了一部份事实:港英政府时期的香港是有自由而无民主,只是在临近九七回归的最后一任港督,才开始推动香港民主;港人在港英时期也有过游行示威,但的确没有像回归后这样迫切而强烈的民主诉求。但是,这并不等于港人的双重标准:宽待殖民伦敦而苛求祖国北京,更不能证明港人不爱国。因为,乔、李二人只说出了部分事实,而没有说出的那部分事实,是连香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一、英国政治和中国政治之间的根本差异;二、回归后北京及其港府的恶劣表现。

首先,香港人太知道,港英政府的背后是一个具有悠久的自由法治传统的民主国家,港督的施政必须受制于母国的宪政体制,对香港的管理决不会乱来,港人尽可以放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会被任意剥夺。而且,在九七回归之前,港英当局为香港的民主化作了巨大的努力,只是由于北京的坚决反对,才没有实际的进展。而现在特区政府的背后是一个具有悠久人治独裁传统的专制国家,其蛮横霸道和惯于撒谎的本性就难以取信于港人。一九四九年上台的中共政权曾是无法无天,毛时代的阶级灭绝,曾迫使许多大陆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自由港。即便是结束了野蛮毛时代的邓小平,也制造过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港人对六四刽子手设计的“一国两制”如何放心?所以,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港人为抗议中共而走上街头,超过百万人的浩大游行示威,实为港人的史无前例之举。九七回归前,大量港人移居西方国家,也就在情理之中。

其次,香港回归后,自由政府被独裁政府代替,港人本来就对北京钦定的特首疑虑重重,只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接受。傀儡港府又极不争气,董建华对北京惟命是从的拙劣表现和治港的糟糕政绩,在经济等方面一塌糊涂,在政治上又助纣为虐,试图把严重损害港人自由的二十三条立法强加给自由港,港人的担心和不满皆是其来有自。如果说,在港人眼中,经济持续低迷,至多反映了港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够,那么,政治上以北京马首是瞻,有出卖港人权利来讨好北京之嫌,怎么可能赢得港人信任?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无能的傀儡政府为了推卸为政之责,一方面,港府把经济灾难归咎于金融风暴的拖累,却并不能解释殖民时代的香港曾经历过远比一九九七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甚么每次都能安渡危机且重现繁荣?另一方面,港府又不断乞求北京的救援,而北京对香港经济的每一次政策优惠,又都成为中央对特区港人的恩赐。明明是机会主义的以“经济优惠”来换取“政治回扣”,傀儡港府却颠倒黑白,不但自己对北京给香港“送大礼”千恩万谢,还要向港人灌输感恩戴德的奴性意识,似乎港人也要像大陆人一样,对党中央的关怀表示出奴才对主子的“知恩图报”。因此,北京和港府挂在嘴边的“送大礼”,实在是对港人尊严的最大侮辱。

正如著名报人林行止先生的自述:“香港回归前的十多二十年,经济不可免费午餐,政治不可一人一票,是笔者反复述说的论点;……为甚么回归以后,尤其是在董建华先生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后,会有愈来愈多人的立场,像笔者般起了显著的变化,倾向于推行普选或直选?”因为“‘资深’港人的心中明白,香港如此糟糕、不安之源是管治水平倒退和社会‘失公’有以致之。”于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均衡参与和精英政治丧失殆尽。当朝的“爱国精英”根本不把服务港人的高度自治放在首要位置,只知追附北京尾骥,香港市民的利益反成次要。(见林行止:《均衡参与一起胡涂》,香港《信报》4月28日)。

也就是说,钦定港府强制推行二十三条,不只是特首的治理能力问题,而是涉及到港府执政的方向问题:以北京利益为主,还是以港人福祗为主?显然,港府更倾向于以损害港人福祗来讨好北京。如此,在北京政权及其傀儡特首与英国政府及其港督之间,两相比较,谁更让港人信任和安心,岂不是一目了然!

港人为甚么走上街头?

北京的不可靠和蛮横、钦定特首的驯顺和无能,让港人越发感到了自由萎缩的趋势和权利丧失的危险,也就越发要争取到由全体港人自己来挑选代理人的民主权利。因为,民主制度是港人已经拥有的自由的最有力制度保障,也是防止独裁权力在香港的滥用的最佳方法,只有把民主权利握着自己手中,才能以平等参与的民主权利来约束专制权力,港人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所以,在独裁政权不准民主的当下香港,在港府不尊重港人主流民意的前提下,在香港的民主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之前,街头政治必然成为港人行使民主权利来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之一。

北京的恶法治港政策,政制改革的主导权,不仅不在港人手中,也不在港府及其立法会手中,而是完全垄断在中南海的密室之中,加之北京对香港媒体的渗透和打压,对立法会选举的操控,使民间的参与和监督水平日益下降,导致港人循体制内渠道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日渐减少。随着体制内参与水平的日渐下降和参与权利的日益减少,港人争取合法参与权利的体制外抗争,也就必然随之日益高涨和渐次增加。

现在,中共人大的释法和决定,已经不再是通过港府来贯彻其独裁意志,而是连“港人治港”的表面形式都不要了,以人大立法的形式为开港府而直接干预,对香港政制之争做一锤定音的裁定,这就几乎堵死了民间参与的体制内途径。之后,北京又花大气力在香港制造恐怖气氛,一方面,加大对媒体的压力,前不久,两位香港名嘴被迫“封咪”,再次凸现了港人自由的萎缩。另一方面,在九月立法会选举日益逼近之时,加强对选民的收买和劝诱,意欲在选战中击败香港民主派。所以,港人再次被逼入别无选择的死胡同,要么沉默、任人宰割,要么爆发,再次走上街头。

同时,北京明明知道民主派是街头政治的发动机和组织者,但北京对民主派却毫无容纳的诚意,除了舆论围剿的抹黑,就是冷淡拒绝的打压、甚至连策略性的怀柔都没有。当那些坚持批评北京独裁的港人被吊销了回乡证之后,当民主派议员接不到北京邀请而只能强行北上且被拒绝入关之后,怎么可能还指望民主派待在家里、坐以待毙?怎么还好意思指责发动街头政治的民主派是乱港害中?而且,被迫走上街头的人士不止是民主派,还有大量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媒体业者等中产精英,以及大量普通的香港市民。

全世界都已经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在法治传统深厚的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街头政治迅速复兴之势,以至于酿成去年的七一大游行,就在于由北京钦定的傀儡港府一直罔顾民意,港人的体制内参政途径逐渐被收窄甚至被截断,剩下的有效参与也就唯有街头政治一途了。乱港的正是昏庸无能的傀儡港府,害中的正是蛮横霸道的中南海寡头。所以,以现在的港府和北京对港人主流民意的敌视程度看,体制内的咨询方式对遏制强行立法基本无效。同时,从港人反对二十三条的客观效果上看,唯有大规模的体制外街头政治,港人才能行使自己的参与权利,也才能对独裁权力的滥用形成某种制约。

街头政治的频率之高和规模之大,肯定不是香港社会的常态,说明官民之间的冲突之严重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民意对体制内解决的彻底失望和对北京政权及其港府的高度不信任。我相信,对于习惯了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港人来说,北京只要不干涉港人自治,频繁的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就绝无可能。我也相信,在中产阶层占据主流地位的香港,被二十三条逼上街头的几十万港人中,大多数都不喜欢街头政治,街头政治也不是解决政制之争的稳妥办法。然而,面对北京现政权的僵硬蛮横和董建华政府的昏庸无能,留给港人有效的捍卫自由和推动民主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只剩下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不是走上街头、表达政见,就是驯顺沉默、任由宰割。除此之外,港人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同时,在香港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别说街头抗议还是港人的合法权利,即便在恶法统治之下,基于良知的非暴力反抗也自有其道义合法性;即便谁也不喜欢街头政治,但一味指责民主派激进而对北京的霸道不置一词,绝对是本末倒置的不公平,在客观效果上更无助于香港政制改革的平稳推进。

所以,必须明确的是,造成目前状态的主因,不在港人激进而在北京及其傀儡港府的霸道。所谓“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承诺,只有在不忤逆一党政权意志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一旦港人民意有违于独裁意志,两制就变成一制,自治就变成钦定,香港就变成了大陆。君不见,当北京宣称“一国高于两制”、“主权高于治权”、“中央高于地方”和“爱国者治港”之时,就等于宣判了“高度自治”的名存实亡。所以,独裁政权的霸道及其滥用权力是“因”,街头政治的反抗及其激进是“果”。强权越蛮横,街头政治就越兴盛、越激进,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弄不好,很可能走向对谁都没有好处的爆炸式冲突。

化解香港官民对立的途径

如果说,频繁的街头政治并非香港之福,在显示港人捍卫自由的坚定意志的同时,也会对香港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那么,北京频频使出恶法治港的阴招,才是导致频繁街头政治的根本原因。只要北京一天不改变以强权干涉香港自治的独裁政策,港人的自发抗争也就一天不会停止,官民之间的对立就难以化解,香港的稳定和效率也就日趋降低。君不见,人大释法决定出台之后,港人对北京和港府的信任度再次急遽下降,大多数香港媒体也表达了不满甚至愤怒。在此意义上,要想使香港政制改革走上官民良性互动的体制内轨道,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效果上看,首先让步的应该是北京寡头而非港人民意。只有北京放弃强硬干预或做出有限而实质的妥协:

一、尊重香港的自由传统,停止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对立法会的幕后操纵。

二、平等对待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别,不再只优惠富豪而打压其它阶层,收起专门用来打压民主派“爱国主义”的大棒,改变用吊销回乡证来惩罚政治异见的蛮横作法,给予所有港人以平等的回乡权利。

三、尊重港人的主流民意,即便无法立刻做到允许双普选,起码也要继续扩大立法会的直选比例,扩大特首产生的民意征询范围。

也就是说,要让港人看到北京尊重港人自治的诚意,而不是虚与委蛇的口实而实不至;看到循序渐进的实际成果而不是遥遥无期的口头渐进。惟其如此,官民之间才能化解恩怨,港人才能由街头回归议院,在政制改革上达成相对公平、稳妥、有效的合作。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家中

2004年6月号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