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一直是个很伤脑筋的大问题。

2011-12-05

北大教授季羡林给自己提出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条原则虽不算高调,但有时也很难做到。例如在毛时代,遇到政治运动,一般人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言论的自由。在那时,沉默都可能招致迫害。所以,钱理群教授在《说话的底线》里,除了“一、做人应说真话”和“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还补充“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好在那种十分暴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我们不难做到“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问题是,在今天,这条原则是不是又太低了呢?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靠人们的冷漠而维持。现在专制者作恶,不再迫使也不再需要我们去当帮凶,去随声附和,只要我们都保持沉默,那就够了。

所以,哈维尔响亮地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我们应该说真话。

不过细细想来,坚持说真话这一条,就算我们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但不大好用来要求别人;何况,我们自己能不能坚持做到也还是个问题。看看自由民主的美国,做到这一点的人好像也不算太多。

既然美国人的道德勇气也未见得比中国人高多少,那么,为什么人家美国有自由而我们中国还没有自由呢?

依我看,主要是因为美国人的权利观念比我们强。此处的华人家长恐怕都有体会,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不好管教;因为孩子会动不动就说“我有这个权利”;动不动就说“你无权强迫我”。

回到说真话的问题上来。固然,我们应当提倡说真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会在说真话上打折扣,真话不全说。这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维护言论自由。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前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队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

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

这种说法的好处是,风险很小——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表达这样一种态度,要比坚持说真话容易多了。我们既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也可以用来要求他人。

共产专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圈: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大多数人不敢说真话;但只要大多数人不敢说真话,我们就永远无法赢得言论自由。要打破这种怪圈,我以为,与其呼吁大家都来说真话,不如呼吁大家都来捍卫言论自由。因为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也更简单。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