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并不意味着邓小平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我们既要对后毛时代的党内开明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也要对民间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作用给予公平的对待;既要揭示出邓小平式跛足改革的两面性,又要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及其政治悲剧给予尊重,并给予不同于官方定调的评价……

一、中国改革的社会背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启动改革时,大陆中国还是一个全面奴役的极权社会,极权者毛泽东,不仅把政权和国家,而且把每个人,都变成实现他个人意志的工具。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将这一现代奴隶社会推向极端。

(一)绝对极权下的现代奴隶制中国

我之所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称之为现代奴隶制度,就在于这种现代奴隶制和传统奴隶制的区别,只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实质则完全相同,而且在奴役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奴隶制,由于统治手段在技术上的落后,不可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奴役如此众多的人口,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最高的奴隶主为所欲为地号令一切。传统奴隶制,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就是奴隶,战争中的掠夺所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什么堂皇的道德来装璜奴役:没有以“人民公仆”的伪善面貌而实施奴役的奴隶主,也没有以“国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誉而被奴役的奴隶。传统奴隶制,还没有政党和国家单位这类高效率的组织系统,可以把所有的人从生到死的全部纳入奴隶主的有效而全面的操控之中;传统奴隶制,也没有“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没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道德说教,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自我标榜;传统奴隶制,更没有既是“道统”教主又是“法统”帝王的绝对个人,没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没有亿万人只有一个大脑的绝对的思想独裁,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洗脑,也没有现代科技所提供的高效的奴役手段。

执政党控制的国家是现代奴隶制的载体,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高居于顶端的党魁就是总奴隶主,民众包括执政党的大小官僚(官僚既是总奴隶主的代理人又是高级奴隶)都是等级不同的奴隶,对领袖个人的绝对人身依附,通过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的双重操控,即,通过“支部建在最基层”的党组织,党组织再通过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再通过共青团、妇联、工会,再通过国营单位、人民公社、街道委员会……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极权网络,并借助于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把每一个个体网入其中,无所不包无时不在地剥夺着个人的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集体生活上和个人隐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恋,通过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个人只能别无选择地依附于国家、党和领袖个人。只有无条件的效忠和奉献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反对和索取的权利。在这样的现代奴役制下,绝对独裁者毛泽东,也最容易通过自上而下的全民动员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

换言之,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野蛮统治,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前所未有的,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前所未有的人的工具化和前所未有的道德野蛮化的结合。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那个独裁制度会把人分为“必须加以灭绝的种族或阶级”,并利用“集中营”和“劳改营”,通过“全民动员”和“系统洗脑”来实施集体屠杀或灵魂改造。也还没哪一位独裁者公开鼓吹“反道德”的公共伦理,对“残酷斗争”、“造反有理”、“杀人不眨眼”、“说谎告密”……进行国家化制度化的激励,从而把出卖良心、虐待弱者、杀人抢劫和说谎成性,变成人们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国家意志。而那些被出卖被改造被歧视被迫害被屠杀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治上的“异见分子”,而绝大多数则属于忠臣和顺民,象被斯大林清洗掉的苏共党内的高层人士,被毛泽东打到的“昔日战友和同志”,大都是共产制度的坚定信仰者;而那些受到阶级灭绝的普通百姓,也大都是共产制度下的顺民。他们被灭绝的主要理由,不过是极权者本人的主观认定的“敌对阶级”。

作为最高奴隶主的毛泽东,由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自然就作为“人民的大救星”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民众福利的主要责任,并且在这个奴隶体系中占有了最大的利益份额。所以,他有资格嘲笑历史上的所有被认为大有作为的帝王,因为,在中国的帝制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帝王敢于象毛泽东那样狂妄地自奉为“神人一体”,可以对人性进行旨在再造新人的全盘改造——毛主席的好战士和共产事业的接班人。进而认为他领导下的人民具有无往而不胜的伟大力量,足以消灭一切邪恶势力,足以解救所有的受奴役的人民。

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的官僚集团以及广大奴隶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不一致乃至冲突则是必然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是终身的,他能够为所欲为地追求异想天开的个人嗜好乃至怪癖,使奴隶主的个人及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与其代理统治集团、民众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从而就导致了他个人与代理统治集团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乃至仇恨。而在他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反对力量的较量中,其结局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的随心所欲让整个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而他个人在有生之年却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和不负任何责任。毛泽东虽然没有秦始皇那样巨大的坟墓和陪葬的千军万马,但是他身后的哀荣远非任何帝王所能媲美。他所继承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秦政”,使他有权力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与整个统治集团,也同时转嫁给没有与他一起进入坟墓的家族。江青没有殉夫乃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活下来替毛泽东承担了文革的全部罪责。当毛泽东的遗体被保存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仍然受到人们的瞻仰和膜拜之时,他的夫人江青早已在秦城监狱中自杀身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物极必反,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造成的灾难,在文革的后期达到了社会忍耐的极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之强烈和忍无可忍,甚至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通过“四五天安门运动”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已经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最高奴隶主毛本人。这大概是中共执政27年以来,民众第一次自发地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本人的群体抗议,而且是在中共政权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1949年之后,这里曾经只是毛泽东实现他个人执掌绝对权力的地方,是举行中共执政的周年庆典、重大节日和百万人集会的地方,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八次接见造反青年的准宗教圣地,除了向毛泽东朝圣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众生。而当民众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自发来到这块圣地,不是来朝圣而是来渎神,“四五天安门运动”标示出中国社会的全面奴役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和非改不可的临界点。

即便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9月遭到天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够继续维持住亿万人只有一个头脑的奴隶制秩序了。事实上,早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怀疑毛甚至反对毛的社会情绪就已经开始了暗中的酝酿,“四五运动”不过是这一暗流的公开爆发而已。更重要的是,民众既是为了悼念周恩来,也是为邓小平鸣冤,“树小平”(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小瓶)这一象征性的民意表达,使邓小平被无端地指责为这一自发的民间抗议运动的幕后黑手。由此,这一直接指向毛的抗议运动,也为邓的再次复出提供了丰厚的民意基础。

然而,在总体国家的体制下,个人对政权的绝对人身依附和民间自组织能力的长期被压制,致使任何来自民间的利益诉求的实现,要么在秩序崩溃时表现为民间造反的暂时占山为王,要么在秩序正常时必须得到政权的首肯才有可能,而二者最终皆要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达到特权集团的目的。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也没有逃脱这种循环了几千年的模式,统治者利用了民意,达到了重掌权力和牟取权贵集团利益的目的,而改革的代价和成本经过层层转嫁,最终的承担者注定是广大下层民众,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极少数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特权阶层。

正如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奇尼克论及后极权时代的波兰时所言:“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the power is still totalutarian),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反权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1987)》崔卫平译)这样的论述也基本适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政权未变而社会已变,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正是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为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民意支持。这种不满,当然也包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被毛泽东整肃的中共权贵们。被整肃的中共权贵的不满和民间的不满一拍即合,中共统治集团才有可能通过上层政变和推动思想解放来发动改革。邓小平利用老权威毛泽东自然死亡之机,更利用“四五运动”的民意支持,清除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义的继承者“凡是派”,通过对文革的有限清算与平反运动重返政治舞台,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公众舆论的支持,通过肯定农村自发包产到户来发动了经济改革,通过“对外开放”和“韬光养晦”重返国际舞台,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的全面极权化的封闭时代。

(二)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一种标志着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像中共政权主导的所有纪念中共元老活动一样,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

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在论及党内开明派对改革的贡献时,只谈论邓小平之于改革的伟大功绩,而抹煞胡耀邦、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的杰出贡献,甚至连赵紫阳的名字都不愿、不敢提及,显然是为了掩饰邓小平及其独裁政权所犯下的六四大屠杀之罪。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肃胡耀邦而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小平又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和平与法治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温和政策,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四?二六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继而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宣布军事戒严,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今的赵紫阳都不见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打压民间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城市经济改革也不是开始于中央决策,意在搞活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改革中的“个体户经济”,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种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是对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出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真有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丛生和危机四伏的跛足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他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待续)

二、邓小平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绝对极权的政治、陷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物质供应的极度短缺、连沉默权都不允许的强制、普遍的人权灾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阶级斗争和连梦都不敢做错的恐惧气氛,刚出生的婴儿作为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刨腹,阶级斗争的野草覆盖了维持基本温饱的禾苗……由于大陆中国进行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灭绝人性,以至于红太阳刺瞎了所有人的眼睛,所以,只要有人能给这黑暗中带来一点光亮,在这荒芜中开出一寸绿洲,在这人性大灭绝中稍显仁慈,谁就能赢得主流民意的衷心拥戴。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思考的极端个人专制局面,结束了全面阶级斗争的内战,废除了可以任意剥夺国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的极端人治秩序,使1949年之后的中共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发生了全面的动摇。

尽管,邓小平已经于1997年作古,但他所开创的跛足改革仍然在继续,自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被清除出最高决策层之后,无论是已经过去的江朱时期还是现在的胡温体制,邓小平的阴魂,不但左右着高层的权力交替(江泽民、朱鎔基、胡锦涛、温家宝四人的权力皆来自邓小平的生前钦定),而且左右着中共的改革模式,所有的变与不变仍然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跛足模式的产物。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邓小平的阴影。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不论中共现政权如何固守邓的跛足改革,但逐渐觉醒的民间权利意识为中国改革提供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动力,则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拦的。中共高层在局部制度上的每一次改革,皆是民间压力积累到某一局部临界点的结果。

正如极权时代的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尼奇克所言的后极权时代:“权力依旧而民意大变”。

(一)在经济领域的变化

事实上,所谓的邓小平改革,也仅仅亮出了经济改革的绿灯,而改革的具体设计者和执行者则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在二人先后下台的15年之后再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发展,显然是受惠于胡、赵时代的赵紫阳模式。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已经失败,朱鎔基意在挽救国有企业的所有改革也日暮途穷,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活力的模式,只有赵紫阳树立的“温州模式”,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导模式。换言之,由全盘计划向市场、由完全公有制(党有制)向私有制的渐进转型已经不可逆转,正是在逐渐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才会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物质供应的逐渐丰富、民众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买方市场的形成,非国有经济的日益强大和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有的主体地位,迫使执政党不能不进行立法上的事后确认,由对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的政策性允许向法律性保障的转变,已经开始进入宪法层次。

尽管,执政党对经济还有很大的操控能力,对金融、电信、能源、土地、媒体、基础建设等重要行业的垄断依旧,无法可依的行政干预随处可见,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使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变得畸形;尽管,对私营经济还有立法上和事实上的诸多歧视,但是90%以上的市场定价、非国有经济对经济成长和政府财政的压倒性贡献,全社会要求行政权力撤出市场和反腐败的压力、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以及加入WTO的国际压力,必然使大陆的经济制度逐渐走上自由化、私有化、法治化的不归之路。现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以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各类利益集团到无数个人利益,以顽强的生命力逐渐蚕食着官方的控制和垄断。正是在民间要求私有化的强大压力下,保障私有财产的力度才能在《宪法》层次上的逐步提升,旨在限制行政权滥用的《行政许可法》也已经付诸实施,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必然有所收敛。

当下中国的经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是否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问题,而仅仅是怎样把权贵私有化的“强盗式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公平竞争的“法治化资本主义”。也就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怎样避免“坏的资本主义”而发展出“好的资本主义。”

(二)思想文化道德的变化

文革后,一方面是由民间发动并得到官方有限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毛时代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共意识形态的衰落和主旋律的无人倾听,个人意识和自利观念的觉醒,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迅速传播、传统文化的复兴、港台通俗文化的全面渗透和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娱乐化,已经在文化上开启了价值观多元化的大门。

另一方面是犬儒化生存策略的普遍化。在公开的场合,非政治领域的言论开放,已经到了可以在媒体上胡说八道的程度,私有化在成为经常性的热门话题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主流民意中的常识;政治性言论的公开表达,尽管还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也不是全无发表的空间,只要在行文上隐晦一点,不直接针对现任当权者,对现行体制的批评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唤及争论,即便在国内的媒体上也时有发表;同时,鲜明的政治异见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和互联网反馈回大陆。六四后收听外国电台人数的激增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执政党的新闻封锁越来越失去传统的效力;在私下的场合,民众议论政治已经没有多少风险,甚至拿执政者寻开心和发泄对政权的怨恨,已经成为老百姓饭桌上常规的娱乐项目。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根基,已经在人们的灵魂中瓦解,剩下的仅仅是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统治者心惊肉跳地心虚气短地发号施令,而民众三心二意地虚情假意地拥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御用智囊,在公开场合的拥戴高调,必须要有在私下场合的骂娘低调来平衡,以至于,在私下场合,“不端起碗骂娘”,便无法在亲朋好友中混下去。

1,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上的价值歧义日益激烈:御用智囊的权威主义和民间的自由主义构成主要论战对手,前者强调维护现存秩序和跛足改革的优先性,后者强调启动政治改革和争取民权的紧迫性;自由主义内部又有自由民主派和自由宪政派的分野,二者在共同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前者主张实现选举民主的优先性,唯有民主化才能保障个人自由;而后者主张民权运动的优先性,即争取法定个人自由不断扩大的优先性,唯有在民权逐步扩张的前提下实现选举民主才是稳妥的;此外,还有新左派的毛泽东情结和王道政治的儒家情结,但二者在骨子里与权威主义合流,而与自由主义歧途。

2,大众文化的渐次崛起。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形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一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也使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落,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也就是说,通俗文化对文化大一统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文化之外,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

然而,在官方主旋律卫道士面孔和商业化的大众趣味之间,经过了八十年代的分野之后,六四后即开始进入合流阶段,主旋律需要商业文化的包装,商业文化需要官方的权力支撑。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费一样,日趋享乐化、浅薄化、平庸化,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秩序的帮闲工具。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亲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强化着救主-臣民意识;现实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恋、一夜情等性混乱,与商业文化产品中所表现的情色狂欢相对应,变成纵欲主义的工具。

同时,在争相献媚于权钱的台面上的大众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更为真实更为大众化的流行文化,那就是以“新民谣”和“政治笑话”为主的地下文化。当台面上的商业文化营造着虚假的歌舞升平之时,地下的“民谣”则凸现着另一个腐败横行、两极分化、厚黑无耻的中国。执政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为最大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媒体上的公开语言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信息,满眼就是一片光明,恍如生活在天堂里;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会举目皆是暗无天日,简直活在地狱中。而这些民间的信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和搞政治阴谋,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中的大陆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3,爱国主义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新说辞,在政权的鼓励和纵容下,大陆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正在日益高涨,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所以,许多人指出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然而,我觉得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其前提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实力是全民对抽象的群体利益和救世主式领袖的中魔化狂热,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及其代表人物已经变成了全民图腾,并在个人行为的选择中以绝对的优先性压倒小集团和个人利益。现在,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软实力则一塌糊涂,目前在国人价值选择上泛滥成灾既没有对国家利益的压倒性偏爱,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的救世主图腾的崇拜,而有的仅仅是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是绝对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即对个人利益的绝对偏爱、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和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从最高决策层到精英层的新左派、儒教王道再到最低层的愤青,爱国主义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则是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也就是个人私利最大化,而决非为祖国为民族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所以,中国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而非国力逐渐增强的现在。

(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变化

改革二十五年来,毛泽东时代的整体国家的全面操控已经解体,每一人都被牢牢地束缚于党组织、单位和人民公社的局面一去不返。人们在择业、迁移、旅行和私生活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主选择权,非政治领域的个人自由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民间的权利意识空前觉醒和维权运动日益高涨。

1,执政党还不放弃对民间组织的生死予夺的大权,但是非政治性的民间社团毕竟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像民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在小范围的知识圈内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比较高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已经成为大陆民间的无形化的组织平台,无数次民间维权运动都是通过互联网来组织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民间公共舆论对权力滥用的有效监督作用正在日益凸现。现在,自下而上的压力推动自上而下的决策的官民良性互动,大都依靠网络民意所提供的基础性动力,遵循着之下而上的过程:某一个案的上网—民间的网络维权展开-纸媒体和电视媒体跟进炒作-民性的社会公共舆论压力的形成-惊动高层及高官干预-媒体的进一步追踪和民间压力的继续强化-或官员做出善意回应、或政府做出改革决策。

2,执政党还严格地操控着一切合法的准合法的民间组织,严厉打压所有自发的民间组织,特别是维权性和政治性的民间组织,使国人的自由仅仅是没有制度保障的“半吊子自由”或“灰色自由”,也使大陆的民间社会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原子化无序状态,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的真空,使个人自由无法进入良性的自治秩序,民间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得不到制度化程序化组织化的合法表达;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的解决,也没有合法的谈判机制和信息交换的渠道,没有自治组织作为冲突的缓冲地带,社会稳定的维持只能依赖于执政党的强制力的刚性整合;民间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自发的分散的暂时的群体行动来引起政府的重视,非暴力的合法的群体事件很容易转化为暴力性的非法的对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方面民众的暂时被镇压或被安抚,另一方面政权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这种状态对于未来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是一把弊大于利的双刃剑,甚至就是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的达摩斯克之剑。

(四)法制方面的变化

尽管,邓小平时代并没有改变执政党高居于一切法律之上的人治体制,中国的立法精神仍然是“党主一切”,中国宪法仍然是“党权宪法”,各级的中共纪委和政法委仍然是主宰着公检法,各级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和高官们的指批示仍然可以具有僭越法律的效力;各级司法部门仍然不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社会风险,而是独裁统治的最有效工具;有宪法而无宪政、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和执法犯法仍然普遍存在……但是与毛时代相比,在法制建设上的进步仅次于经济领域。

从公审“四人帮”开始,就结束了毛时代完全无法可依、“朕即法”的绝对人治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把“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的时代。虽然,一党体制保证了执政党对立法执法的操控,中共的各级政法委仍然是法律的最后仲裁者,高层决策者的个人意志仍然可以左右法律,社会的游戏规则仍然主要是灰色的,处在架空法律的权钱交易和人情交易的支配之下;尽管,立法的主要道义基础还没有实质性改变,仍然是从维护中共政权和党的绝对领导的立场出发,敌视人权的恶法仍然大量保留,执法的任意性和有法不依的现象还很普遍……但是,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就是恶法和不能真正执行的法律也要靠立法来装点门面。

1,中国法制进步的最明显领域是在经济性法律上,党的意志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向着依靠各种立法来完成的方向发展,法院和律师在解决经济纠纷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对私营经济和私人财产的法规歧视逐渐向一视同仁的平等方向改善,私有财产权的立法保障在宪法层次上逐渐提高水平,加入WTO更使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加快。因为,WTO规则体系逼迫中国不能不向着缩小行政干预、建立法治化市场的方向发展。欧美国家在与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法治”是否达标,《行政许可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2,在国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方面,无法无天状态有了初步改变,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任意剥夺人身自由和生命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变,即便镇压政治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恐怖政治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在镇压时一定要象征性地走走司法程序,而且残酷性有所降低。

首先,非政治性人权的法律保障有了较大的进步。虽然,中国仍然是“有宪法而无宪政”的人治,个人的政治、言论、思想、信仰、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还得不到实质保障,执政党权力还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国民毕竟有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有了私产权的法律保护水平的逐步提升,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修改了《婚姻法》,严格的户籍歧视制度也在逐渐放松,2003年,因孙志刚之死而废除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恶法《收容遣送》,这个压在最广大农民身上的恶法之废除,无疑是中国在人权改善上迈出的最大步伐。因为,毛泽东强加给国人的最大的迫害人权的制度,无疑是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歧视及其迫害。

其次,就司法机构本身的改革而言,毛时代的公安一家独大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局面开始形成,司法公开和司法人员的考任制度也在建立完善之中,并且先后制定了约束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同时,中共政权毕竟在形式上废除了传统的收审制度,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承认了国际通行的“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并且正在进行推广“沉默权”和律师代理权的司法改革。

3,整体人权保护上的制度进步。1998年中共承诺签署联合国的保障人权的国际性两公约,标志着中共对人权普世性的承认。2004年,中共对“人权”普世性的承认,已经通过第四次修宪把“保障和尊重人权”写入宪法。同时,最高检察院开始清理积重难返的超期羁押案件,最高法院要求清查司法机关在五个方面的侵犯人权的恶行。虽然,就中共现在的人权保障水平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人权入宪是“伪善”之举,但是,中共政权由不承认“人权”到不得不谈论人权,从强调人权的国情特殊性到承认人权的普世性,从主张“生存权第一”到把普世人权观念写入宪法……在国内的民间压力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之下,中共既然已经走出了由毛泽东时代的赤裸裸地蔑视人权到用人权来装点门面的伪善,那么,中国人的人权保护必将由“伪善”走向“为善”。征诸于历史上所有的独裁国家的转型过程,“伪善”的作恶与赤裸裸的作恶相比,大都是走向“为善”的开端。

(五)政治方面的变化

平心而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是最保守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政治改革的紧箍咒,已经形成的大小权贵家族作为改革的最大受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很难主动放弃可以使他们一夜暴富的垄断特权。但是,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结构、法治化等方面的变化,都是由民间自发推动的压力导致执政党的政治决策的局部改变,反过来这些变化也从不同的角度和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着政治的变化。

1,社会的非政治化和多元化对政治改革的推进。从政治改革角度讲,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的每一领域的改革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解放意味,推动社会的非政治化就是重大的政治变化。比如,改革之初,比如,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从民间发动的角度讲是突破某一政治禁区,从官方支持的角度讲是政治决策。再如,完全非政治化的邓丽君情歌,为大陆青年带来的冲破政治禁区的解放感之强烈,有过亲历的一代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与毛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多元化和非政治化,而当社会走上多元化和非政治化之路时,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

2,在执政党进行的体制改革方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政治改革被推进到体制所能容忍的极限,十三大提出的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因赵紫阳的下台而中断实施,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只停留在终身制的废除、政府机构的精简、国家中下层公务员选任制度的改革、农村的村民自治等方面,而在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离、政企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鲜有进展。

3,在邓小平时代,政治领域的最大变化是在民间,从“西单民主墙”、“大学竞选”到“清污”、“反自由化”的中途流产,从“八六学潮”到“八九运动”,从六四难属群体的持续抗争到体制内外的政治异见的持续表达,从民主党到基督教的地下教会和法轮功,从底层的上访、游行到知识界的网络维权……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和维权运动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几种民间反对力量中,有些人是自觉选择民间反对派立场的,有些人是被逼上梁山的,“反自由化”运动和八九运动把一批体制内的开明派或异见者逼向了体制外,镇压准宗教民间组织把法轮功等非政治性的运动变成了政治性的反对运动。

虽然,这些民间运动之间还缺少自觉的共识和组织上的整合,缺少兼具道义感召力、政治魄力、政治智能和组织操作技巧的核心精英层,但是共同的命运和反抗目标的一致,使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民间反对运动的合力。尽管,邓小平时代对这些民间反对派仍然实行强硬高压,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相对毛时代对政治异己赶尽杀绝的局面而言,他们能够持续存在且能够进行坚韧的抗争,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为大陆中国的政治环境带来的一大进步。也就是说,现在的民间力量还无法改变中共政权敌视民意和镇压异见的恐怖秩序,但此起彼伏的无法完全压制的民间反抗,起码可以日益加大中共的镇压成本,不仅是经济上的物质成本,更是合法性上的道义成本。

(六)外交战略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开放以经济开放为核心,把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重新带进了主流国际社会。但是,象邓在内政上的跛足改革一样,邓小平式外交也是经济开放而政治封闭的跛足外交,表现出独裁体制所特有的国家机会主义,常常露出无赖国家的下流相。

1,邓小平以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立场代替了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国际主义乌托邦,以“决不当头”的实用主义的韬晦之策代替了以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来对抗超级大国的战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代替了随时准备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基本估计,以广交朋友的对话代替了四处树敌的对抗,使大陆中国的外交政策围绕着国内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展开,亲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邓小平外交的主线,以经贸交往换取国际政治利益是邓小平实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2,邓小平以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巧妙地把与西方自由制度的对抗转变民族主义的“振兴中华”;他继承了晚清以来“以夷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外传统,在不改变中共的绝对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的大市场、大资本和先进科技对国内经济建设的支持,另一方面坚决防止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他对西方制度的最大容忍是“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把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发达技术作为最后底线。然而,大陆经济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就要受到来自自由贸易规则的制约,经济上对国际市场越来越深的依赖,必然带来普世性的人类正义价值观和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大陆政治的示范效应和谴责性制约。可以说,大陆中国的观念变革之所以呈现为疾风暴雨的势态,民间政治反对派运动之所以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很重要的动力和保护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

3,也就是说,无论官方多么卖力地防范西方的和平演变,但打开的国门却必然带来中国的“和平演变”。开放为民间的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取向提供了丰富的外来资源,为民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了有机可乘的广阔空间。大量西方的著作、影视、音乐、体育难以阻挡地涌入大陆中国,大量中国人走出国门,西方的一切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城市中的年轻人争相汲取的精神食粮。特别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制度安排,在知识界和经济界中的广泛影响,使大量中青年精英成为自由制度的信徒。苏东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的骄人成就,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独裁者的纷纷倒台,为大陆的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示范。

更重要的是,在内部缺乏政治改革的动力的停止状态中,开放的中国大陆必须面对的国际大势的道义上和实力对比上的压力,是大陆进行政治改革的最有力的外在动力。七十年的苏联体制已经在国际性的自由制度和奴役制度的竞争中彻底崩溃了,已经延续五十中共的一党独裁体制,决无再延续二十年的可能!

三、邓小平改革的根本局限

邓小平时代的所有进步,既不能完全归功于邓小平(无数民间努力汇成的强大民意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动力),更不能掩盖邓小平本身的根本局限性,他所发动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标从提出“新思维”、“透明性”、“公开性”开始,其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葬送现代奴隶制——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而建立私有化、市场化和宪政民主化的新体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而邓小平抓住“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核心不放,也就是坚持一党独裁体制不放,并意欲通过统治策略的调整而让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从前苏联彻底变天到现在,中共高层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仍然视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把苏联的瓦解作为最主要的教训来警示全党。现在的中俄之间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权宜之计,决不会再有过去那种制度上的相互支持的可能。

(一)摇摆于开明与保守之间的邓小平

相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魁地位而言,邓小平时期的中共高层无疑受强人政治支配,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邓小平在中共党内已经不具有绝对权威,陈云等元老对邓小平的权力具有了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毛泽东的个人极权变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寡头独裁。

寡头独裁时期的邓小平,在坚定地维护中共绝对领导权底线的基础上,左右摇摆于党内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与陈云、李鹏等人相比,邓是开明派,主张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大胆推进经济改革,建立经济特区、放开房地产及其股市,逐渐用市场代替计划,用私有化代替公有制。而与胡、赵等人相比,邓又是保守派,特别是在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方向上,他只设计了经济上小康社会,而拒绝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尽管,他意识到了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监督和党政机构过于庞大等的制度弊端,在八十年代提出过以限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构想,但在现实决策上,他坚决维护一党独裁体制,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

这样的左右摇摆,也表现在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算上。他作为毛体制的受害者之一,深知毛对中国犯下的罪过,也在改革之初清算过文革和毛派。但他对毛本人和文革的清算极不彻底,甚至仅仅触及皮毛,功过三七开的评价说明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毛的阴影,因为他的政治生涯就是毛体制的一部分,他复出后的权力还要依靠党内毛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彻底清算毛就等于全面否定中共,也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大半生的政治生涯,而对他来说,这是绝对办不到而且也绝对不想做的。他坚持党对一切重大决策的绝对领导以及个人独裁,不放弃人治的决策机制和党化军队;为了保持住他在执政高层的核心地位,他玩弄着忽左忽右的权力平衡。但是,由于邓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惯性,他对保守派就更温和,而对开明派则心狠手辣。这也是中共自毛泽东完全掌握大权的延安时代起的一贯传统:“左”总比“右”安全,不会犯政治方向性错误,因而也就更底气充足。

(二)在政治上保守的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和发动思想解放,离还原历史真相、揭示灾难根源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相距甚远,而仅仅是官方主导的机会主义权谋的成功实施。以至于,最该出面承担罪责的政权及其权贵们,非但没有承担且政权性质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恰恰相反,新权贵们只做了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就再次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首先,以邓小平为首的新权贵根本不想放弃毛泽东体制,致使清算和平反皆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真正的民间见证的出现。平反的第一受益者,也都是毛时代的落魄的中共权贵,他们在文革后纷纷恢复了特权。

其次,清算和平反主要是基于邓小平收买民意和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而绝非真的要清算毛时代的罪恶。所以,官方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1949年以来的历史罪恶,抛出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一旦邓的独裁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当局就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为毛时代盖棺论定,对毛泽东罪恶的清算,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而在当时的民间,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经屡受迫害的各类精英们,一朝被平反,便把赞歌唱。他们大都专注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臣民们终于等来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谢主龙恩”之理!所以,对邓小平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并没有激起民间的反弹。所以,犯下过滔天罪恶的毛泽东政权就这样轻易地被原谅了,直到八九运动发生,民间也再没有出现对邓政权合法性的强有力的和挑战。也就是说,改革之初得到万众欢呼的平反大潮,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作为罪恶的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却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新的独裁者们还得到万众拥戴;而受难最深重的民间,理应具有见证历史和讨还正义的充分正当性,但民间却把见证历史和主持公道的主导权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这些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于是,讨还正义的道义正当性被赋予了践踏正义的独裁党,受害者获得解放的功绩也全部归功于那些曾经参与制造罪恶的独裁者们,任其垄断历史见证和主持正义的权力,使其在封锁主要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为己有。比如,继续发动打压民间异见的“清污运动”的邓小平政权,却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拥戴。

尽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创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最基层的民间,但是这一制度创新如果得不到执政党的支持,就无法成功和长期生存下来;尽管在改革的决策上,民意也有过巨大的影响,尽管执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开明派和保守派之争,而且开明派曾经短时期地左右过高层的决策,但在八九后被逐出高层政坛。六四后的1992年,邓小平因犯下大屠杀的罪恶而心虚气短,陷于难以摆脱的内在虚弱和权力恐惧之中。他之所以发动的第二次改革,最主要的动机有二:一是为了以政绩合法性来弥补政权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二是以第二次改革来挽救他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政治声誉。

尽管江泽民时代的执政集团内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加入WTO和镇压法轮功等重大问题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会转型的进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单纯经济改革的执政集团,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遗训,仍然是主宰着中国式改革的既定方针。邓小平在复出之时,能够依靠强大的民意和党内的支持,迅速清除把毛泽东的遗训作为既定方针的“凡是派”;靠着元老集团的钦定上台的江核心则无力改变邓所确定的既定方针。而这,正是中共第三代平庸化的最醒目标志,朱镕基的所谓魄力在平庸化的第三代整体之中,也不过是色厉内荏而已,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使第三代变成有所作为的执政精英,何况他本人在关键性的观念上的陈旧呢!。

(三)中共高层两种声音中的邓小平

正因为邓小平政治上的保守,才使他在左右之间的摇摆中最终倒向保守派。只是为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持的中共政权才进行改革——经济上的放权让利、政治上的特权化平反和意识形态上的有限思想解放。随着改革的发展,执政精英集团内部在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对立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坚持在维护旧体制的根本——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它的中远期目标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种声音则要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旧体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彻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建立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这种目标上的根本相左导致了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邓、胡、赵”核心出现裂痕乃至最终消失。胡耀邦被解除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表面上的原因是胡耀邦在“清污”、“反自由化”运动的决策上与邓小平的歧途,而实际上是由于胡耀邦力劝邓小平退休,使邓感到了一种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正如习仲勋最近的回忆所言,邓小平对于胡耀邦劝他退位的反应是:“他们不想让我再过问中央的事了。”这次邓倒胡,完全是毛泽东当年对付政敌的方法之继续,通过非组织程序的生活会方式就解除了总书记的权力,连党内的正式规则在如此重大的权力交替中都不起作用。这说明,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实质上仍然是人治政权。尽管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党内争斗来说,在对胡的处理上要温和一些,还保留了胡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实际上胡已经被剥夺了主要权力。

接着便是八九运动所导致的公开分裂,赵紫阳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也没有经过合法的正当的党内组织程序,就剥夺了又一位总书记的权力。这让人不能不想起毛泽东废除他的两任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的人治时代。同样是一损俱损的古老政治传统的当代翻版,赵紫阳的党内外支持者也随着他的下台而基本全军覆没,还保留着党籍的赵紫阳被严格监控,十五年来处在失去自由的软禁状态中。至此,党内的极少数敢于坚持根本改革旧体制的权力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政治改革全面搁置,而在维持旧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单纯的增量经济改革的多数派全面掌权。

邓虽然表面上故作开明,以拒绝出任最高职位来表示他对权力终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谁都清楚他也象毛一样,实际地维持着自己在最高决策权上的终身制,废除终身制是他留给继任者的政治遗产,而对他本人则另当别论。也许,不在其位却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才是他自以为玩的高明和潇洒之处。现在谋求连任的江泽民,也以邓小平的先例,为自己未来的半退进行合法性辩护。邓小平对自己的权力的贪恋以及内心充满的不安全感,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权力恐惧使他也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连续废掉了自己选定的两任接班人,对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满腹狐疑的变态心理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是专制制度的爱滋,越到晚年就越严重。在此制度中,没有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人能够具有免疫力,它从心理上甚至从生理上彻底破坏了人对绝对权力的免疫系统,也毁灭了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的基本智慧。

如果说,江朱体制是邓小平时代的平庸延续者,那么,新上台的胡温体制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有所作为的潜力。胡温以“亲民路线”代替了江朱的“亲资本家路线”,但这仅仅是统治策略的局部调整,而非改革战略的重大调整。更为可笑的是,胡温在与江家班的争权夺利的对抗中,居然再次乞灵于毛泽东亡灵的庇护,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为地制造出在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期都没有崇毛气氛。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提出“执政为民”的“新三民主义”,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启动还政于民的政改,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胡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已经自我坦承地道破了“亲民”的实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胡温作为中南海的新主人,显然是中共体制和现行策略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当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之时,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作为现行制度下的权力交替的最大受益者,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政治三条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换言之,启动政改就必然要超越“既得利益”超越“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改革,超越“吃饱哲学”和坐稳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传统国民性,而胡温体制决不会超越由邓小平开创的、江朱继承的跛足改革。特别是,在“面包万岁”的民智之下,就连很多精英都认为“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牧羊者只需做大面包就可以安枕无忧,根本不必考虑羊群的“自由”。甚至对要求自由的人们进行大屠杀,也可以用“稳定”、“发展”和“吃饱”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加以正当化。

四、一党独裁所娇纵的权力狂妄

虽然与中共的其它领袖相比,邓具有过人的政治谋略、大胆的政治气魄和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在毛泽东死后,他能够迅速地利用民心向背,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势力范围,掌握了最高权力;接着又迅速结束了主宰着全社会的阶级斗争哲学,把国家引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他大量裁军,把人力物力尽量用于经济建设;他在早期就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党政机构过于庞大的制度弊端,提出过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构想;在对外关系上,他放弃了争当第三世界领袖的野心,提出务实的和平外交方针,用交往代替对抗,与西方国家全面修好,并且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显示了制度创新的能力,也于1992年促成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对话。

(一)把所有政绩归于自己的邓小平

然而,他的智慧、魄力、创造力和务实作风,皆被一种中世纪式的无知狂妄所束缚。老资格革命家的坎坷经历和毛泽东式的人格无知,使他具有大多数中共党魁那种根深蒂固的狂妄人格,以为自己的决策永远正确。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够拯救中国和建设中国,只有他能够领导中共且掌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改革策略、设计出未来的蓝图;只有他恩赐给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决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采纳了别人的改革建议,其发明权也要归他所有。而任何有违于他意志的政见皆被视为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邓小平还能够理政的时期,所有重大的改革决策的“知识产权”都归于他的名下,其霸道和蛮横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出口就是“五十年不变”,闭口就是“一百年不动摇”。在他死后,所有的极端赞誉都随着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响彻天地,他是划时代的“总设计师”、他作为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的创造者,进入共产圣人的殿堂,“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引大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伟大旗帜”。他自己说要废除终身制就是制度创新的改革,而胡耀邦劝他以退休来兑现承诺,就是有政治野心,《深圳青年报》也因为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整肃。在极权体制下,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一切,说不定哪句话就让独裁者听着不顺耳,随之发生的轻则是说话者个人的灾难,重则是株连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场社会性灾难。

所以,当决策的实施成功时,主要的功绩归于他;而当决策失误时,他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也是没有政治责任追究制的极权制度的惯例:最高权力者在生前永远不会有错,永远要找别人来替独裁者顶雷,成功时他就是唯一对政绩负责的决策者,而失误一定是别人的,责任也要由别人承担。比如八十年代的硬闯物价关,造成了物价飞涨和民众抢购的社会紧张,也为八九运动的发生埋下了导火线。执行者赵紫阳因此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攻击和社会舆论的指责,而决策者邓小平却毫毛无损,依然是改革的总设计师。

(二)玩弄翻云覆雨的狂妄

邓小平既是实用主义者,也是机会主义者,翻云覆雨使他的拿手好戏,而他之所以如此机会主义玩弄权术,就在于他具有那种自己永远“伟光正”的狂妄:“无论怎么做,我都是对的”.

所以,当他需要民意支持来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之时,他就赞扬70年代末发自民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一旦他掌握了权力,便翻脸不认人,嘴巴一撇,针对民主墙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政治改革而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毫不犹豫地对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专政。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中共政权的绝对权力,进而保证他那为所欲为的无知和狂妄不受挑战。

所以,当他为了巩固其权力、推行其决策时,他就重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党内的开明派人物;而一旦他们的行为有违于他的意志、进而使他产生权力危机的恐惧感和虚荣心受挫的耻辱感之时,他就会联合其它的党内保守派将这些为他冲锋陷阵的人逐出权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赐予的一切权力,并把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境地。

所以,当他为了击败政治对手和确立自己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时,他就发动“思想解放运动”,让知识分子为他的“猫论”进行理论的论证,并升华到“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而当他意识到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越来越背离他的意志和观念、进而对他的权威构成挑战时,他就发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用党纪处分、行政惩罚乃至监狱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经为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作出过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嘴巴,进而用专政的利刃割掉社会良知的舌头。

所以,当他需要民意的支持重返权力宝座时,他就为“四五运动”平反,并把这一运动称为“反四人帮反文革反暴政”的伟大的正义之举;而当他害怕民心所向的改革要求颠覆其权力宝座时,他就下令开枪,残酷地镇压“八九运动”,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与平民,流放、处死和监禁所谓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并将这一运动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甚至灭绝人性到不给死者以任何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赔偿,不准六四死难者亲属公开悼念无辜受死的亲人。在邓小平的权威笼罩下,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一块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泪水公开洒落、一束献祭的鲜花合法地在亡灵前开放。最近出版的《六四文件》,有为邓开脱一部分罪名之嫌,把邓小平描述成被李鹏欺骗的老人,而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因为,他当时所倚重的前台人物是赵紫阳,他为什么只听李鹏的汇报而不听赵紫阳的说明?为什么只相信李鹏而不相信赵紫阳?还是李鹏对八九运动的否定性抹黑,很对他的一贯胃口。更重要的是,李鹏对他的表面恭顺让他感到安全,不会对他的权威和狂妄构成任何挑战,而赵紫阳对“4?26社论”的置疑和不同于这个社论的“亚银讲话”,无疑是对他的严重冒犯。

所以,1989年春天,赵紫阳在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不过是对确凿事实的公开客观陈述而已。正是这种事实陈述向全世界揭开了邓小平玩弄的废除终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隐藏在黑箱里的政治权谋,损害了他在国际上的开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权力虚荣,才使他最后下决心彻底废掉由他提携的接班人赵紫阳。

(三)蔑视民意的狂妄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在事实上,他象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自奉为人民的慈父和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人民不过是受他操控和恩赐的群氓。

所以,他以猪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养猪的手法对待人的欲望。他只许诺给民众以小康的温饱,却认为中国人愚昧得还没有资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预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发展下去,2050年的中国在经济上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无视在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猪的生存方式。难道中国人永远只配象猪一样靠统治者喂养的方式生存,只配被关在极为狭小的猪圈式的空间内,过那种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的动物生活,而不配争取到以自由来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吗?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在对比邓的低调实用主义与毛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时,显然是褒前者而贬后者。但是,邓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智能所具有鲜明的猪哲学特征,从长远的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绘的中等发达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发展和进步”的整体观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严的人性的多样化欲求。这种猪哲学对中国人灵魂以及社会伦理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乌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特别是对于坚持一党独裁的体制来说,与其说邓理论是对毛思想的修正或颠覆,毋宁说邓所倡导的猪哲学正是对毛的斗争哲学失效后的最好填补,正如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依靠儒道互补一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来说,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药,而且是致灵魂于瘫痪的剧毒。

1984年中共执政35年大庆时,邓小平检阅三军和接受亿万民众欢呼时的感觉,从他个人成就的角度讲,是他漫长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颠峰体验——既是他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显示他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耻辱的时刻;既是他真诚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时刻,也是他底气十足地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时刻。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协议;还是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领袖终于得到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认可,又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独裁者的狂妄。

(四)被独裁制度保护和纵容的狂妄

所有的独裁者之所以敢于狂妄、能够狂妄、并把一己的狂妄强加于亿万民众,就在于独裁制度的本质恰恰是娇纵这种顽童般的无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独裁者不愿放弃这种制度,既是因为既得利益,更是因为放弃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狂妄的资本。与这种制度化的无知狂妄所造成的灾难相比,意识形态的陈旧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么。回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金日成时代的北朝鲜、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共产制度造就的无知和狂妄让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生命一项就高达一亿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极权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成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最惨烈也最耻辱的人类大劫难。

只有极权制度娇纵的无知和狂妄,才会使独裁者真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一贯正确,才会以个人的权力意志为唯一标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翻云覆雨。这是一种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种野蛮的思维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维上的表现就是全知型的决定论和唯一论,在行动中的表现就是独断专行和为所欲为。如果说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无神圣的狂妄的话,那么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为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说神性思维的最大恶习是通过对信仰的垄断来维护政教合一的现实秩序,那么人性思维的癌症就是用无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寻找并且自以为找到了人间天堂。

决不能小看这种独裁者的无知和狂妄,历史上的一切极权制度的强人和伟人,都有这种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狂妄,自以为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人间建立天堂,其结果却无一不是把人民与国家置于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这种人格和思维,头上没有上帝,眼中没有民众,四周没有法律,心中没有对高贵生命的敬畏和谦卑。它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于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卡斯特罗、金日成等第一代极权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于N代极权者的人格中。回忆一下李鹏在八九运动时期与学生代表对话时的傲慢,江泽民教训香港记者时的目无一切,朱镕基在讲话时动不动就“我给你……”的句式,无不浸透了这个制度所娇纵的权力者的狂妄。就连一个县级法院院长也具有这种无知的权力狂妄,出口就是“你以为我是谁?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执政者的无知和狂妄就将作恶一天。因为自由的死地是“强制”和“独断”,而这二者皆来自自以为全知全能的无知和狂妄。

狂妄必遭天责,纵容狂妄的民族也必须承担这种天责的灾难性后果。而非常不幸,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屡遭天责的民族。

结束语:密不透风的监狱和四处漏风的监狱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是一间密不透风的监狱,那么邓小平时代,虽然一党独裁的监狱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这座监狱,不但有了执政党划定的放风空间,而且出现社会整体性的灰色区域,这是一种防不胜防的四处漏风的超控制空间,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瓦解和各级官僚的自我利益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执政党操控体制的真正效力。执政党的任何决策在向下贯彻的过程中,呈现出层层效力递减的局面,越到基层越失效。这种统治效力的递减现象几乎遍布所有领域,即便是意识形态操控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发行的许多书籍,都可以在遍及全国各地的个体书摊甚至国营书店中买到;被列入不准在大陆媒体公开发表作品的黑名单的知识分子,仍然公开地在报刊上开专栏、发表谈话。

大众不相信中共政权,瓦解了执政党的民意合法性基础;中共的各级官员也不相信自己的执政党,权贵家族和代理人的普遍腐败从体制内腐蚀了政权本身的统治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中共装模做样进行统治,而各级官员装模做样执行和老百姓装模做样服从的状态。邓小平开启了权力与资本共谋的时代,它的政治后果只能是:不论中共当局想不想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体制已经处在不可遏制地溃败之中,而且溃败的速度越来越快,随时都有可能因偶发事件而出现多米诺式的崩溃。换言之,现在的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了,而是先变灰后变白的旗帜能打多久的问题。

2001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2004年7月15日修定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