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陆著名记者卢跃刚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其直率、大胆、尖锐、自信,开党报内的异见之先河。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公开声明,抗议中共有关部门封杀他的著作《把自由给你爱的人》。

此前,北大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严词抨击中宣部,青年干部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为“南都案”而致信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和林若也公开为“南都案”鸣不平;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等人,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公开向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表达敬意。

特别是,党员兼军医的蒋彦永先生致信中共高层、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义举,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并为此失去人身自由五十多天。

此外,还有引起巨大反响的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陈桂离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和吴思的《血酬定律》的出版……

从“维权”到“异见”

如果说,2003年是“民间维权年”,那么,2004年似乎可以称为“体制内异见崛起年”。

提到大陆的异见,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人士,然而,如果我们追溯改革以来异见者的成长过程,体制内异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在20世纪80年代,由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许良英、王若水、钦本立等先生为代表的启蒙派知识份子构成的体制内异见者,在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的支持和保护下,成为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的主导力量。二者的配合,不仅主导当时的改革大局和思想启蒙,而且是抵制党内保守势力的中流砥柱。

众所周知,他们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或撤职处分,或深陷囹圄,最幸运的流亡海外,留在国内的也大都被边缘化。

六四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外异见一直活跃,而体制内异见则相对沉默。因为,六四后的知识界,在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之下,确实在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但也成就了体制内外异见十五年来的公开存在,这是八九运动留给今日中国的重大遗产之一。

六四后,体制外异见者的主体皆是由体制内转化而来。其中的许多人从此变成了体制外著名异见者,其中,曾任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的鲍彤先生是老一代的代表,曾任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是中年一代的代表。

谈及体制内异见,特别是值得记忆的事件有二:首先,1994年,四十多位德高望重的体制内人士,签署过由许良英先生发起、由学部委员兼著名导弹专家王淦昌领衔的“纪念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签名者中包括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王若水、汤一介、乐黛云等人。

其次,是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在1998年-1999年的肃杀气氛中,慎之先生作为体制内的部级离休官员,不但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为大陆自由主义破题,在1999年中共执政五十年大庆的敏感时刻,发表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其振聋发聩的巨大反响,标志着六四后沉默的体制内异见的重新崛起。

慎之先生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自此以后,体制内的异见声音从未间断过,而且大有越来越大胆尖锐的趋势。特别是2002年以来,体制内的著名人士接连向中共发出尖锐的挑战。

十六大期间,一直致力于批判毛泽东的李锐先生,公开提出启动政改和平反六四的建议,建议书发表于由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主持的《炎黄春秋》月刊上,李锐先生还为此接受了《21世纪环球报道》的独家专访。

曾出任过广东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任仲夷,多次公开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吁政治改革;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等体制内人士,多次撰文阐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朱厚泽、江平、吴敬琏等多位体制内知名人士参与的民间修宪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SARS危机期间,老军医蒋彦永挺身而出,一举成为国内外舆论中的中国良心。

同时,在围绕着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李思怡案、黄静案、南都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的群体性民间维权运动中,众多体制内的教授、学者、律师、新闻人参与其中,特别是资深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年轻律师浦志强、许志永、腾彪等人,法学教授贺卫方等人的介入,使民间维权具有了新的角度。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徐友渔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维权活动中公开签名;理工大学的胡星斗先生公开要求废除劳教恶法。

异见“内”与“外”

体制内异见所受到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程度,往往高于体制外异见,这在有些体制外异见者看来有欠公平:“同样的异见,体制外一直在说,说得比体制内尖锐直接,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大,却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体制内人士偶尔发声,不必那么尖锐,也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个人代价,却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然而,我以为,海内外舆论重视体制内异见,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体制外异见的独特作用。

首先,体制内异见的存在本身,标志中共体制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日益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是体制内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更是涉及到在价值观的根本冲突。

起码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始,从中共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体制内的开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已经涉及到大是大非,即在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在关于改革的基本路径的选择上,出现泾渭分明的歧途。在中共高层的开明派被清洗之后,抵制保守派的责任主要由体制内异见群体来承担。

其次,体制内异见是测试现政权的人心向背的最灵敏的指标。中共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来自它在民间价值评判中的腐烂,更来自它在体制内人士心中的急剧贬值。

体制内异见常常能够揭示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内幕(如蒋彦永和卢跃刚的公开信),更能凸现中共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和跛足改革的根本弊端。

敢于公开表达的体制内异见及曝光的黑幕越多,异见者在体制内级别和社会声誉越高,就越能凸现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和管制失灵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体制内异见者大都是具有一定的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知名人士,他们要么是老党员、老干部,要么是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他们的政治身份和体制内位置无法被中共定义为“敌对势力”,而他们在体制内外的社会声望又让中共难以下手,处置体制外知名异见者的先收监、再流放的传统手法,很难用于体制内著名异见者身上。

整肃?

但不整肃不行,害怕星火燎原的连锁效应;整肃也不行,害怕成为道义英雄;所以,中共现政权对体制内异见,基本处于束手无策的应对窘境之中。由组织出面警告他们,基本不起作用;处罚他们,又等于道义成全,处罚越重,他们的声誉越高,万一整出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就等于中共用高昂的成本从反面造就出再难以压制的政治反对派。

同时,处罚还会把体制内人士逼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没有了单位的内部控制一环,又可能引来更激烈的异见。加之离开体制就难以为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致使恐怖政治的威慑效力越来越弱。所以,体制内异见者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烫手山芋”,极大地增加了中共镇压的难度和成本。

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分殊日益明显,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体制外异见层出不穷、难以压制,而且体制内的任何层次、任何单位之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异见也不断出新。

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格局的形成,使体制内异见者和体制内保守派的社会声誉完全不同,前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敬重,而后者遭到普遍的批评和鄙视。

比如,在SARS危机期间,说真话的老军医蒋彦永成为中国良知的象征,而向全世界撒谎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却沦为中共谎言制度的代表……这种天壤之别的道义褒贬,为体制内的其它官员们提供了正反面示范,正是这样的示范,向官员们施加着尽量别干、少干“脏活”的道义压力。正所谓“有权者道义日减,无权者道义日增”,镇压者的恶行等于对被镇压者的道义成全。

从蒋彦永、焦国标、卢跃刚等人的言论看,体制内异见越来越与体制外异见趋同,甚至仅从异见本身的价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间几乎可以不分你我,共同挑战独裁政权,共同扩张着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间空间。而这,正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真正希望。

2004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

BBC
2004年08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29北京时间 23:29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