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胡绩伟先生去世的消息,一直想写点什么,直到重读《胡绩伟自述》之后方才下笔。我与老先生见过两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成都,都是人很多的场合,我们只能打个照面,没有机会深谈。不过,老先生对我鼓励有加,不仅当面嘉许我的文章,而且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在金牛宾馆的朋友寿诞会上当众说了一番赞扬我的话:老先生谈到毛泽东当年在金牛宾馆说“四川大有希望”的话,接着反其意说,四川当然大有希望,“因为四川有余杰这样的年轻人”。据说,当时,举座的老干部哗然,纷纷打听余杰是谁。那时,我正遭到国保警察传唤和监控,门前冷落车马稀,许多以前的朋友避之惟恐不及,胡老先生特意当众赞扬我,虽然不能在实质上起到保护我的作用,但他用心良苦,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让我倍感温馨。

2012-11-07

胡绩伟是中共文宣领域的元老,五、六十年代起便在《人民日报》担任要职。“文革”复出之后,他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打破意识形态的坚冰,积极配合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一九八三年九月,他因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动辞去《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一九八九年,他又因在“六四”期间赞同赵紫阳主张的在法治、理性轨道上对话,反对军事镇压,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结果整整“查看”了六年。此后他无官一身轻,沉潜民间,思想活跃。刘晓波被捕之后,他与多名党内开明派元老联名致信中央,呼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胡绩伟一生著述丰富,有《胡绩伟文集》和《胡绩伟自述》共十一卷在香港出版。有意思的是,整肃胡绩伟时上窜下跳的“左王”邓力群,其回忆录也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领域的潮起潮落,胡绩伟和邓力群的这两本观点针锋相对的回忆录可以参照阅读。一右一左,两名部长级元老的回忆录最终采取“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传播,真不知该称之为反讽,还是名之曰“佳话”。

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坏

胡绩伟在晚年有两次石破天惊的谈话,显示他在精神上与中共的彻底决裂和对中共不再抱有任何期望。他既没有刘宾雁式的“第二种忠诚”,也不像辛子陵那样自诩为“救党派”,他毫不掩饰地将中共政权的性质定义为“法西斯独裁”。胡绩伟虽然没有在组织上正式退党,但他全然挣脱了党文化的束缚,走向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广阔天地。

在胡绩伟在九十岁生日的朋友聚会上,讲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他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发现一个铁的事实就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坏。”他举例说,他在民国时代办一份刊物,被封了,马上可以办第二份。现在,共产党把一切路都封死了,“只剩下空气还没有被封锁”。第二,他讲到反腐败问题。他说,共产党反腐是为了“保党”,我们是要争取自由民主,是为了保国家,保民众。这是根本道路的不同。第三,他说,他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湾动武,因为“统一是未来的事情”,但在今天,“台湾是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根”。这三点看法,表面上看卑之无甚高论,但在那一代人中却堪称走得最远的。比如,有人走出了反对党专制的一步,却走不出反对大一统的一步,而胡绩伟则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

还有一次就是胡绩伟与姚监复的讲话。胡绩伟毫不含糊地指出,废除一党制为核心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是大得人心、符合国情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他说:“一贯标榜民主的共产党,在实际上越来越变成独裁专制的党!号称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是党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竟然变为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体制。老实说,我们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实际上驾驶着专制的倒车,到达的终点也就不言自明了。”他对中共的本质看得何等透彻!今天中国命令的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所以,怀有青天大老爷救苦救难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

中共十八大前后,政改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表支持政改的言论,似乎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是,如果仔细衡量官方对政改的定义,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个画饼充饥的骗局。中共所谓的“政改”,不过是在坚持一党独裁的根本制度之下,在机构设置、分配方案等方面作一点小修小补而已。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在《自述》的序言中,胡绩伟写道:“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波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青年时代,他尚未完成大学学业便投入新闻事业,在成都先后办了十一份报纸,屡次遭到查封,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时,在他的心目中,延安是一处“民主圣地”,他突破重重封锁,到那里“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一九三九年底,胡绩伟到延安,很快参与《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在毛泽东提议下创办、也由毛泽东起名的报纸。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延安时期的办报岁月,胡绩伟用诗一般的笔调写道:“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十年的编报生涯。”那时,胡绩伟的顶头上司是习仲勋,胡锦涛对习仲勋评价极高。他指出,习仲勋对报纸的作用、为领导还是为群众办报,有着极为清醒、清晰的认识。习仲勋说,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

但是,延安真有这么好吗?王实味眼中的延安与胡绩伟眼中的延安就有天壤之别。王实味看到延安领导人淫乱的生活,以“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形容之;王实味也看到延安比国民党还要严格的等级制度,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来形容之,最后惹上了杀身之祸。对于血淋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胡绩伟在《自述》中着墨甚少。尽管爱因斯坦说过:“一人三十岁之前不左倾,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之后继续左倾,就是缺乏头脑。”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青年时代拒绝左倾。最近读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便可发现,同样是在抗战群情激奋的氛围中,齐邦媛却能抵抗共产党学生组织的软硬兼施,对激进思潮和民粹运动不屑一顾,以学术和思想自由为最终之追求。与之相比,胡绩伟似乎应对青年时代走上歧路的这段历程有更多的反省与忏悔。

有人将胡绩伟这一批晚年觉醒者形容为“两头真”,我不同意这样的概括。在我看来,只有“一头真”,而没有“两头真”。否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共产党一直如此,它不是后来才变坏的,而是从根子上就是溃烂的。如果说当年追随中共是对的,如今批判中共也是对的,那么这两者如何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毫无疑问,若当下对中共的否定是对的,那么当年对中共的支持就是错的。单纯而轻信的学生在青年时代选择共产党,其中即便有“真”的部分,却绝对不是“善”。受骗者固然可怜,却并非全然无辜。换言之,许多人早年参与中共革命的时候,确实抱有理想主义成分,但后来逐渐发现中共的邪恶本质,却已无法脱身而出,遂只能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这难道不需要鲁迅所说的“无情的自我解剖”吗?

其实,不必标榜“两头真”,“一头真”也无损于胡绩伟和李慎之们的伟大。王怡在论及晚年李慎之的时候,引用李慎之“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的这句话,表明否定自我之痛苦。否定别人易,否定自我难。在精神层面上,这种否定非得“血肉模糊”不可。王怡认为:“‘剔骨削肉’这一自况最准确、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因为‘剔骨削肉’不但显示了最坚定而惨烈的一种绝裂姿态,更显示出绝裂者与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渊源。‘剔骨削肉’这四个字对李慎之而言、对大陆当代自由主义而言,都不但是一种必经的命运,甚至构成了一种原罪。这种命运和原罪基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和中共极权主义的彻底性,甚至比前东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面临的境况更加尖锐。”确实,不仅李慎之是如此,胡绩伟也是如此,他们那群晚年“回头是岸”者无不如此。

开放报禁是政改的第一步

胡绩伟在延安第一次听毛泽东的演讲,为之心醉神迷,将其奉为中国的救星。中共建政之后,他有多次面见毛的机会,终于发现毛非但不是大救星,而是大灾星。在《自述》中,他将毛形容为冷酷无情的“疯子”。反右派发疯,三面红旗的大跃进时代发疯,正是由于毛泽东发疯,全党全国唯一的“一个领袖”发疯了,他把不发疯的清醒者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人们全被镇住了,像中了邪一般,自愿地或被迫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发疯了。全党全国都真心地或者假意地发疯了。

具体到《人民日报》,胡绩伟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比喻为“疯人办报”,而他自己也是参与罪恶的“庐山中人”。他无比沉痛地指出:“我在‘疯人办报’时期,不能算是明白人,相当胡涂,也疯过一时。由于大鸣大放时,邓拓劝阻我去参加鸣放会,是他保了我。我算是‘漏网之鱼’。我的确被这场发疯的运动镇住了。所以,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

“文革”结束之后,胡绩伟重新执掌《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迎来了在夹缝中说一点真话的“黄金岁月”。胡绩伟痛定思痛,建议中央推动实质性的“新闻改革”。哪知邓小平对新闻自由采取机会主义态度,适度放宽言论只是为了对抗和打击当时的“凡是派”。一旦大权在握,邓小平立即用“四项基本原则”这道紧箍咒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九八三年,胡绩伟被迫离开《人民日报》,转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虽然是一个闲职,他却试图有所作为,接受彭真委员长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

胡绩伟在《自述》中详细记载了《新闻法》胎死腹中的过程:当时,在中央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竟然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对于陈云的这番高论,邓小平等其他元老自然是心有戚戚焉。在土匪成堆的中共高干群体中,陈云多少算是一个“文化人”。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陈云被描述成一个“正派人”。但是,说这番话的陈云,哪有半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完全就是一副地痞流氓的无赖下流的嘴脸。

一九零六年七月十三日,光绪皇帝发布新政的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有道之基。”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庶政公诸舆论”依然是一个水月镜花般的梦想。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人权保障和宪政制度。所以,开放报禁是政改的绕不开的第一步。不开放报禁,任何关于政改的说法都是谎言。胡绩伟老人没有看到中国实现新闻自由的那一天的到来,我们更要为之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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