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媒体全力营造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时,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名字“黄金高”却引起国内民意的巨大关注:这位中共福建连江县委书记在投书“人民网”《县委书记穿防弹衣上班》中指出:他在查处辖区内的腐败案件时,既受黑社会威胁又遭上级施压,过去六年间,他外出时不得不身穿避弹衣。

媒体上的两大热点,前者为官方刻意营造,后者为民间自发形成,二者的强烈对比,在无意之间,不啻于民间舆论对官方导向的挑战:七品芝麻官黄金高所赢得的巨大民间声誉,破除了官方全力塑造的邓小平改革神话──邓式的跛足改革为中国带来的最大社会危机之一,便是愈演愈烈的腐败。

反腐书记获巨大民意支持

险恶的反腐环境,使黄金高陷于重重阻力和巨大危险之中,他在反腐败投诉无门的无奈之下,不得不破釜沉舟,打破官场潜规则而向社会舆论求援。黄金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在他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体制内的很好保护时,群众送他的护身符会祈求神灵保佑他。

黄金高的反腐投书于八月十一日见诸“人民网”后,立即被各大网站转载,引发网路民意的巨大回响。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官方网站迅速辟出专栏,让网民“畅所欲言”。《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郑州晚报》、《南方都市报》等纸媒,也在该信见诸于网路的第二天、第三天纷纷跟进,或发表评论文章,或追访黄金高本人,或采访福建省有关部门……形成一股巨大“公共舆论潮”。中央电视台也在沉默了几天之后,于八月十六日的《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专题“让法律成为防弹衣”。该专题由黄金高寻求舆论保护入手,谈及对反腐人士的法律保护问题。黄金高的信也在各级纪检部门内部引起震动,中纪委内部网站也进行转载和讨论。

特别是,最能反映真实民意的网路舆论,对黄金高给予了罕见的支援。有媒体统计,在“反腐信”上网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至少有十万多网民发言声援黄金高,对反腐书记居然要“穿防弹衣上下班”的遭遇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南方都市报》派往福州市采访的记者报道说:福州市市民普遍支持黄金高的信,但也为他的前途和安全担心。一位离休老干部说:我以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党龄的老党员的党性保证,黄金高绝对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县委书记,只是生不逢时,让他担当了本不必担当的,才使他成了“反腐书记”、“反腐英雄”。如果中国共产党连这样正直的县委书记都保不了,就太让全国六千多万共产党员寒心了。但愿老天爷能保佑黄金高书记性命无虞。

地方当局恼羞成怒

与给予黄金高以巨大支持的民意相反,福州市当局的反应则是恼羞成怒。黄金高信件曝光后,福州市有关部门开会确定:“黄金高的行为属于政治斗争,是个人行为”,并对网路民意做出了措词严厉的反击。之后,各大网站上的黄金高专题和相关言论纷纷遭到封杀,最早曝光黄金高投书的“人民网”上,现在已经看不到有关此事的报道和评论,强国论坛上的网友议论也被封锁;所有官方媒体和三大门户网站,也很难再看到“黄金高”的名字了。福州市官方回应舆论时指出,黄金高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甚至给其罗列了诸条罪状,如“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懂法律、目无法纪,擅自弄权”;“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用党组织之功为自己涂金”;“用扮演反黑英雄来掩盖自己失职”;“六年随身防弹衣,纯系子虚乌有,是编造威胁,欺骗舆论、自我炒作”等等……甚至把黄金高事件上纲上线为敌对行为:“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民运分子等利用,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全市官员:“面对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与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牢记使命、守土有责,以对党、对人民的?祀x忠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让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妄图搞乱福州进而搞乱福建、搞乱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图谋得逞。”

然而,据《东方早报》报道说:黄金高的公开信引起福建省高层的高度重视,已经于十一日紧急召见黄金高商谈,公安部门还安排两名公安干警保护他。另据消息人士指出,中共福建省委代书记卢展工十二日曾紧急与黄金高谈话,强调福建省委高度重视他所谈的情况,一定会彻查有关腐败弊端,并将确保其生命安全。现在,由福建省纪委、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始对“连江县江滨路改造建设腐败案”进行调查。

中国反腐专家、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十二日撰文指出:“公开信”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当地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很严峻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在“官商勾结”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非常猖狂的背景下发生的,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清除。另外,央视在十六日对黄金高事件的正面报道,也透露出此事件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

福州市高层、福建省高层和北京高层对黄金高事件的不同反应,再次透露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下级与上级之间的微妙关系。

“防弹衣事件”的悲哀

近年来,反腐文艺作品颇受大陆民众的欢迎,以至于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命令各电视台不得在黄金时间播放“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在反腐的小说中和影视剧中,受到威胁、陷害、打击、报复的清官,大都是专职的反腐官员,如纪委书记、反贪局长和公检法的官员,而很少有作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遭遇腐败分子的威胁报复的情节设置。恰恰相反,这类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喜剧性的,因为作品中的党委书记都是反腐英雄的支持者,反腐英雄也在党委书记的坚决支援下战胜腐败分子:无论腐败分子的级别多高、关系网多么庞大,也无论反腐英雄遭遇到多么危险而艰难的窘境,党委书记都能起到“一指拨千斤”的神奇效果,只要一把手介入反腐案件,腐败联盟便顷刻瓦解。

然而,黄金高事件却以活生生的反腐亲历说明:即便是作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也对其辖区的腐败网路无能为力。“一把手”亲自反腐的窘迫遭遇凸现出极为冷酷的现实:当下中国,腐败之愈演愈烈和积重难返,腐败分子之无法无天和猖狂厚黑,依赖于已经形成大大小小的腐败利益集团,并由“官商勾结”发展为“官商匪的黑白一体”,对反腐败的阻截已经达到了高度组织化的程度,不仅是官场内部腐败网路的“官官相护”,而且发展为官场之外的“黑社会威胁网路”。在此情况下,不但民间的自发反腐英雄屡遭报复迫害(如揭露渖阳“慕马大案”的反腐老人周伟被判劳教两年;揭露河北程维高腐败案的郭允光也被判劳教三年等等),而且官方的反腐清官也随时遭遇威胁。

如果说,中共内坚决要反腐的健康力量对官场腐败的宣战,是正面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那么,中共内的腐败力量对反腐的成功阻截,就是反面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靠潜规则运行的腐败力量远远大于靠明规则运行的反腐力量,即便是“青天再世”,也无能为力。比如,在江朱时代,曾经发誓反腐的铁腕总理朱镕基甚至说过“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悲壮之语;但在更强大腐败力量面前,他的誓言和悲壮,包括他手握的最高行政权力统统失去效力。现在,以“亲民”和“廉政”为执政目标的胡温体制,不是对上海的“周正毅大案”无可奈何吗!

严峻的反腐现实说明:中国的反腐败之所以陷入“越反越烈”的怪圈,就在于腐败毒瘤寄生于另一个更大的制度母体之中,腐败正是从这一制度母体中获得了充足的营养、资源、底气和力量。换言之,体制内反腐的无效,正是由于独裁制度本身给予了腐败分子以远远大于反腐人士的力量。所以,要想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以至于消除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必须建立体制外的预防、监督和惩戒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机制就是“新闻独立”和“司法独立”。

民间自发舆论监督形成气候

尽管,黄金高事件所凸现的现实之冷酷,令人对反腐前景不敢有丝毫乐观的期待,然而,黄金高事件的曝光以及各界的反应,给人的资讯并非完全负面,其中也透露出一线乐观的希望:借助于互联网的资讯平台,民间自发的舆论监督已经渐渐形成气候,正在改变着公共舆论监督空白的现状,并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影响着高层决策和推动着制度变迁。

首先,互联网的自由性、开放性、民间性、便捷性促成了网路民意的持续扩张,先形成网路的公共舆论,然后对其它媒体形成了压力,推动着大陆新闻界逐渐走向独立开放。一,网路公共舆论既可为其它媒体提供新闻线索,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也可为媒体及其新闻人提供应对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的借口和底气,以便及时介入敏感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二,网路民意对某一媒体的市场之扩大或萎缩、其社会声誉的提升或降低,施加来自媒体的买单者──广大受众──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涉及到重大的社会性事件和热点事件的新闻,纸媒体和影视媒体能否跟上互联网的步伐,已经成为它们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声誉的标准之一。三,互联网舆论已经成为社会公共舆论的基础。现在,在重大的和敏感的热点问题上,大陆的社会公共舆论的形成,大致遵循着这样的过程:互联网曝光──网路舆论的迅速形成──纸媒体和电视媒体跟进炒作──社会性舆论形成。

网路舆论是当下大陆最具自发性和草根性的民意表达,它逼迫其它媒体对网路民意尽快做出反应、转达、汲取和跟进,而受到网路民意的正面压力的其它媒体,也就必然越来越淡化“官方”和“喉舌”的色彩,而越来越强化“民间”和“独立”的色彩。同时,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性公共舆论而言,二者的互动缺一不可,没有网路舆论,其它媒体便缺少了民间的资讯来源和民意资源;而没有媒体对网路舆论的汲取和传播,网路舆论便无法上升为社会性舆论。

其次,近年来,随着民间在互联网上的维权、议政和监督的持续扩张,通过互联网曝光的轰动性社会新闻越来越多,网路民意对各级权力部门的监督作用也在提高,并在某些个案上促成了高层的改革决策的出台、高层对重大腐败案的查处和局部制度的革新。如,民间对“孙志刚案”的强烈反应,促成了“收容遣送”恶法的废除;蒋彦永的公开信通过互联网传播,导致了当局抗SARS政策的转折和问责制的出台;网路民意为农民工命运的大声疾呼,引起了高层对“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关注;网民对“宝马案”广泛关注,导致了黑龙江“卖官大案”的曝光……

体制内黑箱监督的无效

近年来,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决策之间的良性互动,大都依靠网路民意所提供的基础性动力:

某一个案的上网──民间的网路维权展开──其它媒体的跟进──社会性舆论压力的形成──惊动高层及高官干预──媒体的进一步追踪和民间压力的继续强化──或官员做出善意回应,或政府做出改革决策。

这样的官民互动过程,正来自这种自发民意的推动,使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局部制度创新有了不间断的点滴积累。再次,在反腐败等民众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上,体制外的网路舆论监督的有效,恰恰凸现了体制内的黑箱监督的无效。近年来,网路舆论作为一种体制外的自发监督机制,对权力腐败构成了越来越有效的压力,以至于,这种自发的体制外舆论监督的巨大效力,使体制内的清官们得到有益的启示,他们的反腐败也有意利用公共舆论这一有效的监督工具,开始了对以往的体制内黑箱反腐机制的改变:不再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党委、纪委、政法委、反贪局、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等机构,而且还求助于网路媒体和其它媒体,也就是求助于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尽管,这样的监督离独立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但它对于推动体制外的权力监督机制的逐步形成则具有开创性意义。

当中共老党员蒋彦永揭露SARS真相的公开信上网之后,国内外的公共舆论便开始了强力介入中国的抗炎运动;当北大副教授焦国标把对中宣部的抨击贴上互联网之时,言论警察机构的邪恶本质就被公开化了;当《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跃刚把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丑态公布在互联网上之时,这位副部级官员打压新闻人的恶行便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当中共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把审计报告公开在媒体上,官方报告才能在公共舆论中掀起一场审计风暴;当黄金高把自己的反腐遭遇投书给网站之时,说明这位中共福建连江县委书记已经对体制内反腐绝望,所以才诉诸于体制外的公共舆论。

民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互动

凡是在涉及到重大公益的公共性事件上,辨别是非、扬善惩恶和实现正义,都必须诉诸于公开化。公开化乃程序公正中的第一原则。而黑箱运作和窃窃私语,无论出于何等目的,都无助于在公益层次上实现正义、预防邪恶和养育良知。因此,被看到的正义才是正义,被看到的良知才是力量的良知,被公开的罪恶才能被认定为罪恶。这些敢于突破体制内的潜规则限制而在公共发言中说真话的普通党员、学者、记者、县委书记和省部级高官,不但把体制黑暗及其昏官恶吏放在公共舆论的阳光下烘烤,让贪官污吏们在民意的谴责下有所畏惧;也让自己的良知在阳光下闪烁,使普通百姓看到希望和得到激励。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当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民间维权的自发动力的不断扩张之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网路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的形成,并以此为突破口,形成一个体制外民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

而这,乃中国之幸事。

二○○四年八月十七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