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05日来稿)

过去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受“重视”了。

先有南京的郭泉教授因几十篇文章获狱十年,后来北京的刘晓波博士又因五篇文章和《零八宪章》被判十一年徒刑。(当然,09年还有谭作人、黄琦等人)

前些天,刘贤斌先生又被带走了,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如今,越来越发展的“人民共和国”,知识份子动辄都能“颠覆国家政权”了。

据说,主要追查他的三问题:1、前几日,与四川朋友前往新都营救陈云飞;2、5月初到北京参加“4.16”福州围观座谈会;3、近一年多,《民主中国》及其它网站与刊物上发表的20多篇文章。

刘贤斌从1991年4月至2008年11月间已数次被陷囹圄,被役近十三年了。一个1989年还是北京人民大学的学子,如今已是历经磨难的中年人了。

我所知道的刘贤斌是这样:

1989年,刘贤斌参与了北京高校的游行、绝食和堵截军车的活动:“六四”后,在成都组织了抗议活动,并和同仁筹备创办《民主论坛》杂志;之后,与胡石根、李海、康玉春等商讨组建自由民主党;撰写宣扬自由民主的思想。

1991年4月,刘贤斌被捕,关押秦城监狱,次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6个月。

1993年10月获释后,他坚定地从事人权与民主运动。一年后,他完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川中地区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现代民主运动的一般经验》、《后邓时期与邓后时期的中国政局》等文章,奠定了他“公开、理性、非暴力”的思想。

1995年,他与刘晓波、王丹组织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呼吁书签名;1996年,与同仁发表《公民言论自由宣言》。其间,他多次遭到追捕、抄家和关押。

1998年3月,刘贤斌发表了《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和签署人权公约。

1999年,他先后来到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和北京,与各地同仁商讨组建民主党。同年7月,他在北京被捕,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

2008年11月,刘贤斌获释。同年,他参与了《零八宪章》首批签名。

2009年,刘贤斌发表了他的回忆录《血与火的洗礼——我在一九八九年》及《狱中书信集》。2009年,刘贤斌获海外“中国青年人权奖”。

刘贤斌在《中国青年人权奖获奖答谢辞》中说:“作为一个没有失去良心的中国公民,我不可能对专制统治的各种罪恶熟视无睹,我不可能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我必须呐喊,必须抗争,必须誓死捍卫公民的尊严和行使我的人权。二十年来,虽然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坎坷的抗争之路,但这是我自觉的选择,我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刘贤斌先生再次被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警方搜查了他的家,抄走了电脑硬板和有关资料。更让人不可容忍的是,警方到学校盘查贤斌13岁的女儿,小姑娘被吓得哭。

刘贤斌一直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道义精神,他写下的是社会正义与追求文明的文章,他叙说的是普世价值观。

如果仅因为道义支持,说话写文章而被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因言获罪,可见当今的“人民共和国”,是不让人说话的国了。

中国古代倒是有因言治罪和文字狱的。从秦始皇统一开始,“焚书坑儒”,思想禁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直至“偶语即弃市”,实行文化专制。秦始皇专制,“百家争鸣”没有了,人的“思辨”也没有了,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批判精神没有了。统一了国家,专制也统一了。专制社会的黑暗,苛政、暴政骇人听闻,以致二世而亡。

后来的二十多个王朝都是皇家天下,“坐制礼法,束缚下民”,虽然也有宽松之时,也有少数“直言极谏”,也少不了以言治罪,文字狱等。

没人性,无法无天的专制社会,让中国人民受了多少冤屈!中国的长夜所以漫漫。

因此,从古至今,为改变这专制的“吃人”国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前赴后继,曲折反复,经过了数代人的奋斗,为言论自由,为自由民主,为“走向共和”,直至流血牺牲……如今,真到了所谓“人民共和国”,又到“盛世”了,却依然秦砖汉瓦,专制的阴魂不散,真不可理喻。

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坛口封得住,人口怎样封得住?

我们知道,人是有局限的,社会发展也是有局限的。社会发展是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经济发展是解决吃饭问题,文化发展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缺一不可。

是否让人民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人的嘴巴不只是吃饭的,还有说话的功能。而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是需要不同的声音的,要不同的角度提醒,提醒国家,提醒社会,让社会思考,让社会纠偏改错。

纵观了过去中国“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没了这些,国家社稷就会谬大矣。

在所谓“共和国”的始时代,“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等人只爱听漂亮话,不爱听逆言,结果就谬大了。

比如,开始不让胡风说话,不让梁漱溟说话,不让各界人士说话,执意搞“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后来,到了所谓“社会主义”,又将说话,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打成“右派”,更不听工人、农民说实话,搞“大跃进”;再后来,不让彭德怀说话,更不听人民说话了,遗祸中国,造成三千多万人饿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上下下都学报喜不报忧了。最后,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的人就成了毛泽东喜欢的人,也成就了毛泽东的“伟大”,几个佞人大言炎炎之下,成就了文革中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而国家社稷呢,因此被一次一次地浩劫,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我们有过林昭、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等因言获罪的历史。谎言与暴力,伦理被颠倒,教训很深刻。

本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将发展适应。而国家的发展趋势也应更公平、正义、宽容、文明。

因为,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人道是高于一切的。

“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应当是保护公民正当权益的国家。国家宪法是该国家意志最高的体现,是该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是人性的最可靠的体现,应该是权力与法律不可逾越的基石。

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耸人听闻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真是现代“莫须有”。

——刘贤斌他直言真话,何罪之有?

他忧国忧民,凭着良知,不为权,不为利,不计个人得失,求真理,求正义,写文字指陈时弊,提醒社会,这些真实的思想文字正是警世良言,是解毒的良药,既符合宪法又对这个面临转型的国家十分需要。他们是真正地为国为民,有社会责任,是真正的爱这个国家。他们何罪之有?

而目前的中国,正是权力失去制衡,官员失去制约,道德世风日下,社会腐败蔓延,官场贿赂公行,空话假话盛行,虚伪表演无处不在,人民“被娱乐”、“被庸俗”,知识份子被犬儒化,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等被官方荼毒,中国已经沦落到浑浑噩噩,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真伪之国家。

又不让人说话了?这是什么可悲的国情?一个正直,有良知的人写文章就能“煽动颠覆”国家,这又是什么样的国家?因言获罪,难道又要重蹈覆辙,又非要倒行逆施,搞个历史倒退不可?

马克思也说过:“追究(思想言论)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準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法律的落后比技术的落后更可怕;对一个社会来说,制度的落后是社会最本质的落后。

我们的言语界限依然很小,很小。有人说得好:无法无天的的权贵们应当明白,你可以控制此国家的报纸、电台、媒体等等,也可以控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但控制不了历史的最后表达。

如此不讲理,搞因言治罪,搞文字狱,迫害有良知的人士,企图泯灭正义与普世价值。用专制手段,企图不让人说,不让人写,如此天下就会“和谐”?

我想,这些搞因言获罪,搞文字狱的权贵们才真正是要颠覆这个国家。

——如果你们还有点良知,请释放刘贤斌先生!

20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