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先生再次被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时,警方搜查了他的家,抄走了电脑硬板和有关资料。更让人不可容忍的是,警方到学校盘查贤斌13岁的女儿,小姑娘被吓哭。2008年底,刘晓波也是以此罪名被捕,之后判以11年的重刑。此次,贤斌凶多吉少,令人不禁嘘唏。

刘贤斌是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英雄。1989年,刘贤斌参与了北京高校的游行、绝食和堵截军车的活动:“六四”后,在成都组织了抗议活动,并和同仁筹备创办《民主论坛》杂志;之后,与胡石根、李海、康玉春等商讨组建自由民主党;撰写宣扬自由民主的思想。1991年4月,刘贤斌被捕,关押秦城监狱,次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6个月。

1993年10月获释后,他继续坚定地从事人权与民主运动。之后一年,他完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川中地区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现代民主运动的一般经验》、《后邓时期与邓后时期的中国政局》等文章,奠定了他“公开、理性、非暴力”的思想。1995年,他与刘晓波、王丹组织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呼吁书签名;1996年,与同仁发表《公民言论自由宣言》。其间,他多次遭到追捕、抄家和关押。

1998年3月,刘贤斌发表了《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和签署人权公约。同年,他在四川筹备组建民主党,并与佘万宝、黄晓敏一起到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之后,又与佘万宝、胡明军建立了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在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被捕后,他与佘万宝、欧阳懿一起成立了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临时主办人。1999年,他先后来到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和北京,与各地同仁商讨组建民主党。同年7月,他在北京被捕,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

2008年11月,刘贤斌再次获释。出狱后不久,他就与陈卫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声援维权人士邓永固。同年他参与了《零八宪章》首批签名。2009年,刘贤斌发表了他的回忆录《血与火的洗礼——我在一九八九年》及《狱中书信集》。2009年,刘贤斌获海外“中国青年人权奖”。

此次,刘贤斌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主要追查他的三问题:1、前几日,与四川朋友前往新都营救陈云飞;2、5月初到北京参加“4.16”福州围观座谈会;3、近一年多,《民主中国》及其他网站与刊物上发表的20多篇文章。

行文至此,获知:7月6日,刘贤斌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看来,贤斌再次获刑入狱已是定局。

6月18-19日,周永康率领诸高级司法官员于四川参加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6月28日,刘贤斌即被捕。显然,逮捕刘贤斌来自当局高层,杀一儆百,是新一轮严打、稳定西南决策的一部分。此和一年多前,逮捕刘晓波的方式相同。估计,在中国的其它地区,也还将发生类似的事情。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局不思变革,而决心以严打维稳,而他们所说得稳定实是维护一党利益集团的统治。

“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中国重新走到崩溃的边缘,可谓是大乱之前夜。无论当局怎样宣传,而种种征兆都显示,中国已没有了稳定的基础,崩溃随时都可能发生。

毛时代,为了确立极权统治,中共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中断了中国文明的传统,摧毁了社会。比如土改,消灭了乡绅阶级,摧毁了乡村自治社会,没收农民的土地,建立党基层支部,并为之配备武装(民兵)。至此,中国乡村自治社会终结,农民失去自主与自组,沦为国家之农奴。土改是毛时代中国的缩影,毛所发动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残害了数千万生命。这一时期,中共对人民、民族与社会大肆残害与破坏,是中国之祸根。

民族与社会有自身生长与恢复的机能,在恰当的条件下,可以会自发地生长健康的力量,修复破坏了的社会。“八九”运动是毛后十年中国新生的健康力量,但是遭到了血腥镇压。毛后,中国虽然有经济改革,但依然是极权统治,中共除了依然垄断权力之外,还利用权力,对国民财富大肆掠夺,窃为己有。如果说,毛时代中共还有乌托邦色彩,但其后他们已成为赤裸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将所有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维护公正、保护民权、抗争权力、抵制掠夺的力量统统作为敌对势力,竭力打压,或将他们送进监狱,或断他们的生计,或迫他们逃亡。他们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他们稳固的统治,而有碍于此的,必消灭之,乃至在其萌芽状态。一个暴力统治集团,不仅垄断国家的军队、权力、资源、大部分财富,同时也垄断司法、教育、舆论、价值,甚至道义。一方面,他们肆意掠夺、腐败;另一方面,他们严厉镇压对他们的批评与抗争,将社会所生长的健康力量统统扼杀,使社会沙粒化。他们消灭道义,积蓄仇恨,准备着中国的大动乱。所谓群体突发事件,实际是地方人民起义,比如瓮安、石首事件。如果是100年前,这个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中共是中国的乱根。

自1949年以来,中共暴力集团就不断残杀中国的良知,至文革,中国民族中优秀者已经被残害殆尽。民主墙之后,他们又竭力遏制中国民族健康力量的生长。他们从来都是残害好的,鼓励坏的,他们消灭正值、诚实、善良、勇气、公正、担当;而鼓励谎言、告密、残暴、贪婪、怯懦、接受奴役。至今,中国是以投靠权力为荣、腐败为荣、贪婪为荣、谎言为荣、下流为荣、掠夺为荣、狡诈为荣、残暴为荣;反之则为耻。五千年来,中国民族从来没有败坏到如此地步。一个流民政党,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残暴统治,最终使信奉孔子仁义道德的中国堕落为流氓国家和民族。当今中国种种败坏之源都来自中共,中共是中国的恶根。祸根、乱根、恶根,此根不断,中国无望。

“八九”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是极权中国最终转至民主中国的转折点。虽然有“六四”血腥杀戮,但是“八九”精神不死,自由民主的精神已在中国扎根,新的一代在“六四”血泊中成长起来。刘贤斌即是“八九”一代的代表之一,此外还有胡石根、李海、杨天水、杨子立、黄金秋、张林、胡佳、许万平、陈光诚、吕耿松、马少方、杨光、孙立勇……等等。他们继魏京生等民主墙一代之后,担负起民族进步之责继续前行。

“六四”杀戮之后,四处抓捕,整个国家、民族笼罩在恐怖之中,而他们却是在此时,挺身而出,担当道义。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于常情来讲是“以卵击石”,但是文明就是由此而奠立的,没有舍身取义之志士、之精神即无文明。所有的文明的起点都是以生命和鲜血来奠立,至今人类的各种宗教之活动中,也还是保留着以生命和血祭奠的仪式。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一个象征。“六四”是黑暗残忍的一夜,显示了这个政权的本质,集中体现了他们数十年的统治。一个国家,以它的军队屠杀自己的人民,之后还声称是镇压“暴徒”,迫害数百万计的抗议者,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走到野蛮的尽头,文明在这里已经终结。这是四十年极权统治的现实和结果。

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文明倒塌在血泊中的时候,文明浴火新生,重新站立起来,以它凛然英勇的姿态,这就是王维林赤手拦截坦克那一幕,就是“六四”那一夜人民英勇的抵抗。可以说,中国当代自由民主的新文明就从这里开始,王维林以及那些死难者就是为之生命和血的祭奠。是由于文明的死亡,这二十一年来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溃烂,是整体的赤裸野蛮化、流氓化;而另一面,新文明在黑暗中,顽强站立,不屈地呼喊、生长,这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杨子立四君子、刘晓波、胡石根、胡佳、李海、杨天水、杨子立、刘贤斌、陈西……,《零八宪章》,中国民族和国家在野蛮、黑暗中走向希望和新生。人们说这是民主和专制之争,不仅如此,这也是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真与伪、高尚与卑劣、新生与糜烂之争,是善与恶、道义与非道义之争,归根结蒂这是一场野蛮与文明的战争。

我们不主张大家都去拦坦克、坐监狱,但是如果我们的民族有以上志士,那是中国的幸运和希望,他们是中国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走向新生的殉难者,是道义之英雄。他们的生命、鲜血和苦难奠定着中国的未来文明。他们应该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尊重,他们是我们的荣誉。中国极权的铁门是靠一代代殉道者牺牲自己的生命、自由乃至他们的家庭,逐步撑开的,从林昭、顾准,到遇罗克、李九莲,到魏京生、王炳章、刘滨雁、王若望,到“六四”死难者、天安门母亲,到刘晓波、胡佳、杨子立、杨天水、刘贤斌……,等等。我们应该铭记他们,对他们所付出的生命和自由,怀有敬意和感激之情。一个没有善与恶、正与邪、高尚与卑劣道德准则,漠视殉难者,嘲弄苦难和鲜血的民族,不配享有文明。而当今,中国民族已经沦落到浑浑噩噩,没有善恶、是非、真伪之民族。不是我们的民族不好,而是它被生生糟蹋到这种地步。这是极权制度给予这个民族最终的毁坏。

刘贤斌在《中国青年人权奖获奖答谢辞》中说:“虽然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恶劣的环境下与中国的专制统治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因此而屡受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公民所应该做的。”“作为一个没有失去良心的中国公民,我不可能对专制统治的各种罪恶熟视无睹,我不可能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我必须呐喊,必须抗争,必须誓死捍卫公民的尊严和行使我的人权。二十年来,虽然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坎坷的抗争之路,但这是我自觉的选择,我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有勇气的人,也是一个高尚的人。

凡是接触过贤斌的人,都会被他的诚恳、善良、宽厚所感动。尽管他经济拮据,但总是慷慨地帮助那些受难的同仁和他们的家人。仅仅出狱这一年多,他就捐献了2万余元。可以想见,为了他人,他是如何苛待自己。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贤斌待事总是多着于正面。有的朋友因种种原因,不当地受到“线人”的怀疑,而贤斌却相信他们,给他们予鼓励,并竭力消除那些误解。他有作人的原则,也有对人的爱心。他说对人心的伤害是最大的伤害。最终,事实证明贤斌是对的,保护了同仁。每每有同仁、朋友被抓,遭受迫害,贤斌便寝食难安,不顾个人风险地去营救。他此次被捕,罪行之一就是呼吁释放陈云飞,而他尚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参见陈卫《行者刘贤斌》)刘贤斌是一个侠义之人,宽厚之人,仁爱之人。

中国的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末日,其一定会终结,而且它的时间不多了,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但关键的是其如何终结?中国如何转入民主制度?偿付什么代价?仅仅局于半个世纪前冷战时代的意识是不够的,仅仅是痛恨、反对、推翻也是不够的。中国经历了太长久的破坏,需要制度的建设;而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也需要尽力维护民生,和平地完成国家制度的转型;即使中国发生崩溃,陷入混乱,也需要有人伸出臂膀,制止杀戮,保护生命。

“八九”一代新生异议者,他们较之前辈更多地汲取了当今人类文明的经验。“公开、理性、非暴力”,这是刘贤斌的道路。而“非暴力”运动,是自甘地之后,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重大进步,是人类残酷杀戮政治的一重大改变。刘贤斌在与朋友争辩中说:“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斗争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中国民众本身就崇尚暴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化解民众中的这种暴力情绪,带领民众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使中国社会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刘贤斌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对中国的去向和道路已是深思熟虑。

我再强调,我们与中共极权的斗争,不仅是政治与主义之争,这仅仅是表层,从根本来说,这是善与恶、真与伪、残暴与人道、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争,是文明与反文明之争。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之方式,之目的,战胜他们。方式与目的决定结果。贤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做一个文明人,以文明之理想、之方式,勇敢地为文明而战,为正义而战。正是在与邪恶极权制度斗争中,中国才能浴火重生,重新成为文明之国家、之民族。

刘贤斌是受洗基督徒,他走的道路是圣徒的道路。除贤斌之外,还有许多人为了中国的文明,奔赴在圣徒的道路上,不论他们的信仰与宗教。在中国跌落到文明之谷底的时候,是他们扛起道义之旗,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拯救它的文明。在自由之前,民主之前,是道义;没有道义的拯救,公共社会及规则即无由建立。由于我们的软弱和欠缺,我们尚做不到贤斌他们那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清楚谁是中国的脊梁,并向他们致以我们的尊重和敬意。

重判刘晓波,逮捕刘贤斌,中共的意图本是杀一儆百,以严打威慑住异议者。但是他们算错了,中共已没有多少“同义者”,至多是有分利者。人民与中共离心离德,无人不知其伪、其贪、其腐、其霸道、其残酷。今天,谴责之声,声讨之声,比比皆是,人民已经走出了恐惧的阴影。

刘贤斌被拘后,海内外一片抗议之声,特别是国内,群情激愤,纷纷发表抗议、呼吁,谴责当局迫害异议者,安徽、四川、北京、湖南、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市成立了“刘贤斌关注团”。逮捕刘贤斌没有吓住人民,反而促使人们对中共更加反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要求释放刘贤斌,抗议中共的暴行。

今昔非比。二十一年前,“六四”镇压之后,万马齐喑,人们被迫在威逼之下,表态认同平暴。但是今天,仅仅因为抓捕刘贤斌,已经是民愤沸腾。这是中国的进步,是几代志士奋争的结果。极权制度是依靠恐怖来维持的,一旦人们走出了恐惧,其末日也就快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坏事干得太多了,他们每多干一桩,就离灭亡更近一步。今天,他们逮捕刘贤斌,即向完结的终点,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当局势决心严惩刘贤斌,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释放他。但是有贤斌的榜样,我们可以更有勇气地与中共极权斗争,可以呼唤更多的人站出来,抵抗他们。贤斌的被捕促进了民主呼声的高涨,更进一步孤立了当局。此次为刘贤斌所作的呼吁,比前次对刘晓波的呼吁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即全国范畴反对派联合行动,各关注团的建立,也显示了组织性,此是当局最怕。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进步。当局逮捕刘贤斌,指望杀一儆百,但结果是恰得其反,反对派更有勇气,更团结,有了更大的声音和影响,人民对这个政权更加厌恶。对刘贤斌最大的声援就是更勇敢地抗争极权统治,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有更多的呼声和参与,“公开、理性、非暴力”,这也正是刘贤斌的意愿,是对他受难的报偿。

中国需要重建道义。中国的道义毁于中共极权的统治,因此中国道义的恢复,也必须从抗争极权,改变制度,走向普世文明开始。我们有那么多反极权的志士,他们承付了那么多的牺牲和苦难,乃至生命,这是中国重新走向文明的阶石和资源,我们需要珍惜这笔道义财富。自然,他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而各有其欠缺,但是他们舍身取义之精神,乃是一个国家、民族立世之基石。无论世界如何发展,人类文明存在的法则都不会改变。如果道义的价值和观念被颠覆,其成为嘲弄的对象,那么说明文明已经不复存在,那是一片兽性横行的丛林。

2010年7月初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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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aturday,July 1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