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国人向以“历史意识发达”而自傲,也确实有文字发达、史学兴盛的资本,浩瀚的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史书,也让“五千年灿烂文明”变成“人云亦云”的套话。然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于这漫长的史学传统皆有所保留。如写过《史通》的刘知几、思想大家梁启超、文学大家鲁迅、自由主义大师胡适、顾颉刚等“五?四”一代疑古派学人……他们无一不对中国的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疑古派学人的代表顾颉刚在杰出的《古史辩》中甚至说:除了在古迹和地下文物等实物中有真实的历史之外,中国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实的历史。有人指责顾颉刚是在危言耸听,然而,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又有几卷是实录呢?散落民间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实,而非道听途说的口头演绎呢?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些生活化个性化的细节,关于涉及的普通百姓生活的历史,在正史中几乎就是空白。无怪乎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P6)

中国的书载历史之可疑,起码从孔子编鲁国史《春秋》就开始了,《春秋》多为尊者讳,完全是精心剪裁而成的史书,所谓“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孔子在《论语》中宣扬的血缘伦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矣。”它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就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春秋谷梁传》中曾说: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也很可疑,不过是用虚构和剪裁来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张的脚注罢了。

经过孔子删编的中国第一本诗集《诗经》,收录了三百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而我以为,就孔子删诗的”思无邪“之标准而论,不知有多少”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要我看,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即便与稍晚出现的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楚辞》相比,《诗经》在审美上也是平庸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使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在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都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按照孔子的取舍标准来整理文化遗产和编写历史,被删改、隐讳、虚美之处肯定很多,他毁掉的好东西和真东西也一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和“春秋笔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和《春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具有编撰权力的人根据自己的偏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国历代执政者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态度,完全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每一代重编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一个“删改、隐讳、虚美”的过程,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

近些年,在大辫子满银屏的清廷戏热中,康乾盛世被一再褒扬,《四库全书》也被国人视为伟大的文化工程,而在实际上,那不过是一次对历史文献的浩大“篡改工程”。在编纂过程中,古代文献的取舍以满清皇帝的谕旨为标准,通过对全国图书的审查,编纂出一套为满清“三讳”的全书,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就连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也都要进行篡改。据统计,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狱诛灭文人,编书销毁文献,正如鲁迅所言:“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下)

替专制家天下及其权势者遮丑撒谎的编史原则,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已经作为一种写作伦理而确立,汉大赋那华丽而铺排的文风,将全部赞美献给了天子;《汉书》对皇帝们的记述,也开始遵循“三讳原则”。久而久之,便演变为一种“替圣贤和祖先遮丑撒谎有理”的道德传统,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讳原则”,不仅在编史中、且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对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内……畅通无阻。为尊者、贤者、亲者撒谎掩饰,在公共事件中被仪式化为庆典语言,成为公共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事务中被日常化为习惯话语,变成血缘伦理的组成部分。“家丑不外扬”之外,还有“国丑不出门”;在“官官相护”之外,还有“人人相护”。特别是为国家、为民族和为政府遮丑,具有大义凛然的道德正当性,撒起谎来大都底气十足。

在后来的著名史家中,大都尊奉孔子开创的“三讳”原则,只有极少数史家敢于突破“三讳”,批判这种虚饰的写史原则。刘知几曾明确指出中国史书中的“曲笔”之恶习,就源于孔子的“隐说”和《春秋》中的“不谕”与“虚美”,他说:“观孔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后来,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所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一旦记载于书中的历史变成帝王将相之家谱,历史记载本身也就变成了瞒与骗的“三讳”。

实质上,“三讳”传统的表象是撒谎的道德,其深层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家天下秩序即主奴秩序:主人高于奴仆、国家(群体)高于个体、政治权力高于个人权利、劳心者(统治者)尊严高于劳力者(臣民)尊严……在专制文化中皆是合理的正义的。既然主人高于奴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政治权力高于个人权利、劳心者高于劳力者,那么后者为了前者的尊严、利益或面子而隐恶虚美,就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为帝王隐恶是臣民之忠,为先哲文过是弟子之义,为父母遮丑是子女之孝,为丈夫掩疵是妻妾之责。更进一步,发展为子女要原谅父母之过,臣民要原谅祖国之错,家国一体的传统导致公德和私德的乱伦:祖国变成了母亲,血缘之爱也就变成了爱国主义;老子错打儿子也应该,国家冤枉子民也没错,即便频频错打和冤狱遍野,子女和子民也都应该原谅。

必须强调的是,“三讳原则”内化为国人的写作伦理,固然与孔子开创的传统相关,但主要责任不在孔子而在制度。因为,如果仅有孔子的编史和删诗而没有后来的制度支撑,“三讳原则”至多是他个人的价值偏好而已,根本无法上升为正统的普遍的写作伦理。而只有家天下的独裁权力对“三讳原则”的制度化的支撑和鼓励,才会使其成为“惟我独尊”的写作传统。具体而言,先秦时期的孔子,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编鲁国史《春秋》和《诗经》,也不可能被奉为至尊经典——后人只有“注经”的义务而没有质疑和批评的权利。只有当“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正统确立之后,中国的人文学才沦落为由“注、疏、释义”所构成的脚注之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大抵陈陈相因、了无生气。

“三讳”传统的另一面是“文字狱”传统,即对“直书实录”的真话原则的暴力化强制打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屌到明清文字狱,绵绵不绝的“三讳”传统伴随着同样漫长的“文字狱”传统,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可以官运亨通和名利双收,而说真话实话的人大都遭遇悲惨,仅仅是言论被封杀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许多人因言论而身陷囹圄、被割喉处死,死无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在。这种任意剪裁和编造历史的传统,在中共执政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共自称“伟光正”,全力歌功颂德和掩饰阴暗面,中国近、现代历史被阉割得面目全非,公共谎言总是占据舆论主流,绝非突发奇想和今日景观,而是根植于深厚的“三讳”传统。而且,中共掌权之后,文字狱迫害之惨烈,可谓史无前例。

中国号称历史意识最发达的民族,而且一说到历史就是“五千年灿烂”,但是历代史家并没有为后代提供多少真实的历史,中国人的记忆没有连续的积累,每一代之间都有难以填补的断层,特别是对灾难及其罪恶的记忆,更是大片空白。在仍然独裁的秩序之下,如果自由反抗独裁的斗争就是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那么中国独裁制度的几千年延续,就是得力于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空白要么制造遗忘,要么扭曲记忆,我们几乎无法从过去的历史中积累诚实的经验。这种对民族记忆的大清洗与一次次改朝换代对有形财富的大破坏大掠夺相配合,遂使同样的历史悲剧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废墟。

1998年4月于大连教养院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6/7/2004 2:06:27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