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对赵紫阳的评价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5月)这段对已经失去自由十五年的赵紫阳先生的评价,引自鲍彤先生写于“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阳》(以下简称《念紫阳》)。这是鲍先生第一次专门撰文谈及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先生。

众所周知,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十三大中央委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可谓赵紫阳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属。也正因为如此,六四血案后,鲍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员,可谓“六四”头号政治犯。出狱后,鲍彤先生已经变成了着名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尽管遭遇到准软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发表自己的政见。

我之所以首先谈及鲍彤对赵紫阳的评价,一是因为鲍先生的回忆令我信服,他的资历和人品就是这种信服的保证;二是因为鲍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运动和六四后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为从赵紫阳重用鲍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见出赵紫阳当政时的开明度已经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鉴于某些对赵紫阳和鲍彤之间的关系的指责,我也要驳斥那些诸如“赵紫阳错用书生”、“鲍彤是书生论政,免不了幼稚激进”等等指责,起而捍卫赵紫阳和鲍彤对八十年代改革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当赵紫阳达到权力高峰而表现出张扬之时,鲍彤作为赵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是降温作用。比如,据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记述:在筹备十三大期间,赵紫阳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开化”口号,准备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然而,鲍彤却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改还仅仅处于“训政阶段”,如果过早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会误导人们联想到开放党禁和报禁,进而开放司法和选举,而目前的现实不可能允许这些开放。所以,十三大报告不要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而还是只提赵紫阳的另两句话更为稳妥,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激进的“政治开放”议题,遂被暂时搁置。

对社会转型作出巨大贡献

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就深得民心,当时流传甚广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明证。他来北京之后,先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时期,全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营造出最宽松的气氛,并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用鲍彤的话说:赵紫阳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文化上却充满了民主气氛。

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他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在此意义上,我决不认同赵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表现完全是政治投机并且是失败的投机的评价。我相信他在八九运动中的作为,主要发自内心深处的道义支撑和对历史潮流的远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从他主政四川到出任总理再到就任总书记,其执政大方向一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经济改革方面,赵紫阳的主要贡献是:在价值观念上终结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力主“放权让利、企业松绑和精简机构”。在经济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九七九年的“扩大自主权”、一九八二年“减税让利”、一九八四年“利改税”、一九八六年“企业承包”和一九八八年“股份制试验”,特别是他亲自树立的“温州模式”,历经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考验,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模式,为中国改革奠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方向。然而,与邓小平为首的跛足改革派相比,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最大贡献则在政治改革方面。由于中国体制的高度独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文革后,中共高层有关改革的决策,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政治决策。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当“邓、胡、赵”三驾马车运行顺利时,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着重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缺少监督”的局面为手段。也就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精简机构和改进作风,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

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赵紫阳自己的叙述与鲍彤的记述基本相同。赵紫阳在六四后曾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见《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在政治上远比邓小平目光远大和心胸开阔的赵紫阳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按照鲍彤的说法就是:赵紫阳的政改,“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然而,在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时,邓虽然点了头,但也道明要坚守的底线: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可以说,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的观念、人格和贡献,即便在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中,也无人能够与之媲美。邓的政改不准搞西方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而是“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反对高层权力相互制衡是邓的一贯思想。而在这点上,赵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权力制衡,从改变权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宪政,政治决策也才能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此问题上,赵紫阳不但与邓小平等元老有分歧,与胡乔木和邓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与胡耀邦也有分歧,而更接近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风格。比如,赵紫阳在政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九八九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做出承诺: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

据陈一谘回忆,赵紫阳曾两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次是谈及在一九八四年还极为敏感的价格改革时,另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谈及政治改革时,赵紫阳对调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陈一谘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参见陈一谘:《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兼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

无怪乎,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曾向邓小平和陈云赞扬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是一个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他不仅具备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他的个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来,任劳任怨,是一个奋战在第一线的好同志。”

使“反自由化”运动半途而废

胡耀邦在台上时,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与邓之间;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防止个人崇拜、反对“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后,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现在赵和邓之间。胡耀邦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质上是既管党务也管经济,所面对的局面极为复杂。但是,他还是巧妙地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在中止“反自由化”的问题上,赵紫阳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的理由说服了邓小平,之后就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据鲍彤回忆:“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五月三十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评价。“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在国内外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象的。

赵紫阳对开明知识分子的保护,鲍彤曾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九八七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建议开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党籍,提交常委们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在被开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鲍彤回忆说:“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甚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

赵紫阳时期最着名的体制内智囊机构,就是在鲍彤主持下的“三所一会”。这一机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而且,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据当年在“三所一会”的人士回忆,十三大结束后不久,赵紫阳就责成其智囊机构研究如何化解社会突发危机的对策,智囊们提交给赵的报告中已经把“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定期对话机制”作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体制内外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已经开始,八九运动中的几次对话,显然与此相关。

事实证明,赵紫阳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数具有开明取向,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并在六四后受到了严酷的整肃,大多数人失去了体制内的位置,许多人被关入秦城监狱,其中,鲍彤、高山、吴稼祥等人被判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前中央委员鲍彤,他在出狱后变成了坚定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的发言,彻底与血腥政权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言论尺度的开放

在赵的权力达到高峰期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大都有气魄有胆识且言词尖锐。据吴国光记述:一九八七年二月,赵紫阳听取了温家宝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赵当即指出:自由化也好,不正之风也罢,二者都压制了人民积极性,根子在于“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而解决这一大问题根本办法就是“要搞直接民主”。

在赵紫阳的支持和保护下,紧随着“反自由化”运动的半途而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现了更为自由的气氛。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最为开放,变成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办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民间思想园地,对民间精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一九八八年三月,赵紫阳提议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实》。即便这一名称变化巧用了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强调,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有足够的政治胆识,也断断不敢作出更名决策的。

政治改革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中西方文化的大辩论也由专业刊物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等大众传媒。赵紫阳还专门会见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两人的自由经济思想成为当时政府幕僚、知识界和民营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从鲍彤讲述的另一个关于电影的公案中,更能见出赵紫阳对思想、文化、艺术的开明态度。鲍彤说:电影《芙蓉镇》引发出党内的激烈争论,于是,一位书记处书记请赵紫阳裁定。“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鲍彤评价说:“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

鲍彤回忆说:一九八七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出任总书记。“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甚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要求政治改革应该成为中共十三大的主题。为此,政改办召集了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各省市的诸多领导人与专家研讨政改,先后召开过三十多次内部座谈会。在如此多的研讨会上,除了吴冷西等个别人的反应冷淡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皆充满热情,提出大胆的批评与建言。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党的权力太大太集中,所以政改就必须从批判权力高度集中和改变“以党代政”体制入手,进而逐步实现用宪法约束党权、党权在宪法及其法律的范围内行使的宪政。在研讨会上有人举例说:党权已经达到了荒唐的程度,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去请示中央政治局。所以政改要遵循天赋人权、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方案进行。

有人质疑“党的权力来源”,比如陈毅之子陈晓鲁就曾在讨论会上说:中共经过“武装竞选选上了”,但选上之后却变成千年王国,“滥用了人民给的权力”。陈的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估计“反对党”将会出现,主张现在就着手制订“政党法”,为将来的多党制准备好法律框架。也有人对“政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宪法中没有“政协”的地位,因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政协”属于“非法组织”。所以,制定新闻出版法和结社法,也都在讨论中得到关注。

有人质疑“党的经费来源”,认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财源由国库开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有人主张应该用增加党费与国家补贴相结合来解决党的财源问题。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以强调党决不能办企业和公司为主,他认为党办经济实体的流弊比“党吃国家”还严重。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戈氏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的解放与制度改革的立法等方面,对中国的改革颇有启发。针对邓力群所说的“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紫阳反唇相讥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赵紫阳主政期间,他不仅宽容、保护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但是,由于在现实推行上的党内阻力过大,特别是“党政分开”的改革遭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诸侯的强力反对,在六四前就难以有效实施。对此,赵紫阳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党政分开之所以遭遇巨大阻力,乃在于这项改革在根本上冲击了“既得利益与权力”。所以,有人甚至语带讥讽地说:“改革改革,最后拿党来开刀”。加之邓小平钦定的硬闯物价关严重受挫,经济改革引发的利益再分配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满的凝聚点,遂使政改陷于停滞状态。赵紫阳也只能回归低调,收回西方模式的政改,而让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即反对腐败、保证廉政和公民权利,为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创造条件。

赵紫阳还开创了政治局不干预司法的先例。据鲍彤回忆:“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

正如当时处于权力中心的鲍彤所言:“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而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八九运动中的悲剧命运

据鲍彤回忆,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期间的重大决策过程如下:胡耀邦追悼会后,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二,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甚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

赵紫阳访朝回来,学生运动因“4.26社论”而升级,赵紫阳于五月三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民间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紧张的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接着,赵紫阳又在五月四日的亚银年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据鲍彤回忆:“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它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赞成。在这个基础上,五月八日常委开会,十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

能够印证鲍彤的记述的史料,还有赵紫阳在六四后的自述:他访朝前提出的三点方针,获得了邓小平及大多数元老的同意,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达成了一致。赵回国后,坚持认为邓小平支持“4.26社论”是八九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后,邓小平的子女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的纪念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也都得到邓和多数常委的肯定,所以才有五月十一日胡启立去《中国青年报》召开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传达赵紫阳的讲话:“开放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士人心所向,面对国际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青报》新闻人的对话,与此前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非但没有缓和当时的对立情绪,反而激起学生和知识界的更大不满。而胡启立出面的对话则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的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赵紫阳在自述中还透露,在实行军管的问题上,最初,邓小平及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而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后来,中共高层五月十七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态度グN.

赵紫阳对执政者的道义压力

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4.26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在六四后十五年的软禁中,赵紫阳仍然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赵紫阳对自己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作为的自我鉴定吧。

二○○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家中

附录:由于刘晓波文中所提到的几篇文章份量都太重了,所以尽量搜集了一下,集中附录在下面,以便于参考。

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

(一)临危受命主持经济改革

六四快十五周年了。我想一定有许多人在怀念赵紫阳,祝他平安,祝他健康。他今年该八十五岁高龄了。

现在许多大学生没有听说过“赵紫阳”,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在二十多年前,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懂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不是种粮食的专门家,但是他了解农民。他知道,地,是农民种的,不是党的领导种的;党的领导没有资格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有权得到生产的手段和种地的自主权。他当总理后不久,大概是1980年吧,路过河南省兰考县,农民向他诉苦:“这么好的沙土地,(领导)不让我们种落(花)生,偏要我们种粮食,怎么能不穷!”紫阳回到北京,感慨万千:“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紫阳说话,总是那么明确,又那么有分寸。他不说“农民是被领导搞穷的”,更不说“是被共产党搞穷的”。他的风格是,准确,明白,心平气和。你听:“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

整个中国就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文化大革命是瞎指挥。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瞎指挥。似乎有些“理论依据”的公有化、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其实也是瞎指挥。赵紫阳是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时刻,临危受命,主持经济工作的。出路何在?出路在改革。

在经济改革业已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似乎应该很明确,但有人仍然很不明确。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计委主任到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啊……”了一声;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这样尖锐的意见,出之于无拘束的个别交谈,其中的缘由,我估计,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机能够自己提出来解决。紫阳就是那么明白,又那么随和。

随和不是模棱两可。1987年底或1988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差别?紫阳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紫阳在另一个场合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后来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某某人九十年代的新发明,这也难怪,因为说这种话的人,对八十年代的情况很陌生。

对紫阳来说,不懂就是不懂。有的人有一种习惯:一旦得志,立即无所不为,借以显示自己无所不能。紫阳没有装腔作势的习惯,不屑不懂装懂。有的人阶级斗争水平特别高,凡事爱问“姓资姓社”,以便高举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总书记赵紫阳在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上老老实实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向在座的常委们请教:“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他自己则老老实实,坦然而陈:“我说不清楚。”赵紫阳是一位彻底实事求是的政治家。自从中国有共产党以来,这样真诚的人有几个?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二)勉为其难挑起两付担子

1982年十二大后,中共中央分工,总书记胡耀邦抓政治;总理赵紫阳抓经济。1987年初,老人们决定废黜胡耀邦,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紫阳固辞,“我的志趣在经济改革”,又说,“我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老人们要紫阳两付担子一起挑,非挑不可:总书记的担子,叫紫阳挑;别人接任总理后,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担子,仍然必须由紫阳挑。这种“分工”是史无前例的。紫阳勉为其难,但也游刃有余。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5月13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1987年,共产党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题目,是邓小平1986年提出来请赵紫阳解答的。邓着眼于提高效率──从党政分开,到精简机关,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别叫“翻两番”落空。赵紫阳岂不知道效率的重要,但看得比邓小平远。赵紫阳的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紫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紫阳把邓小平这句话加了进去;除此以外,当然一字不改。他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吃粮”的问题,也切切实实关心老百姓要自由要公民权的问题──后来,有的人,在解决“吃粮”问题上乏善可陈,却成天在喊“生存权第一”,企图用生存权压倒民主权,对于这种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何评论!

毛泽东留下了一套盘根错节的制度,据说是传家宝,命根子,动不得的。赵紫阳党性很强,我和他相处十年,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要“取消”党的领导。但他的人民性更强。进入总书记岗位之后,他多方征求意见:怎样“改进”和“改造”党的工作?有人一听“改造”就反感,紫阳向他们耐心解释,“毛主席整顿三风,不也说‘改造我们的学习’么……”

毛泽东规定了“第一书记挂帅”的制度。赵紫阳不敢苟同,他给自己规定的职责是:“总书记就是秘书长”。长期以来,起码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的领导机关的会,由毛泽东随心所欲,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胡耀邦加以改进,但来不及形成制度,必须请示老人们拍板。赵紫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立了规矩。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我记得没有一次“例外”。第三代核心一上台,也许是为了和赵紫阳划清界线吧,这些由政治局确立的制度,好像立即失去了约束力,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十五年后,我注意到,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似乎想效法十三届政治局,从头建立某些制度,抚今思昔,多少有点感慨。

(三)在不事喧哗中改造和创立

中国社会的最大的制度,总制度,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叫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担任代理总书记时起,紫阳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不事喧哗,改造了一些旧规矩,创立了一些新规矩。

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汇报后,公、检、法请常委定调子:判什么刑?赵紫阳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

“理论案子”倒是讨论过的。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所有这些稿子统统是一位老理论家自行主持,请几个秀才写出来的。)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电影《芙蓉镇》拍好后,党内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争议很大,一位书记请赵紫阳指示。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1949年到1953年,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明确。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蒂固。经济改革要求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业活动的中心人物。决议通过了,中国的企业制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生变化。

中共的“党组”,不同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时期的“党团”,是个非常有特色的组织。根据十二届七中全会决议,大多数党组应该有步骤地撤销。1989年前,中组部本来正在落实撤销党组。后来的变化,我不知道,但也可想而知。

赵紫阳下台后,许多事情不是前进了十多年,而是倒退了十多年。作为局外人,我孤陋寡闻。既然三个代表欢迎红色资本家入党,党委对企业的领导大概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但是,党管重大政治犯的逮捕和判刑,党管新闻出版的审查和封杀,恐怕早已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内容了吧。

(四)“学生的心情和主张,是和我们相同的”

1989年4月,学生悼念胡耀邦,进而发展为要民主,反腐败的学潮。这是自发的,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邓小平、李鹏没有料到,赵紫阳也没有料到。顺便说一下,2月16日,赵紫阳还在同书记处全体成员一起,听取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关于廉政建设的汇报。针对政府机构普遍而又经常发生的利用权力敲诈勒索的劣迹,书记处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为人民办事,必须建立透明的办事制度,必须把办事结果公诸于众,保证社会舆论得以监督政府。这条消息,登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现在也许还能查得到。

胡耀邦是在4月8日讨论教育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那天上午开会不久,耀邦伏案举手示意,“紫阳同志,我心脏不大舒服……”,紫阳当即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中央保健处和北京医院抢救。抢救是成功的。不幸,4月15日,病情猝然恶化,耀邦与世长逝了。

全国人民都很悲痛。遵循悼念周恩来的先例,学生们默默地走向天安门广场。1977年悼念周恩来,与其说是哭周,不如说是厌毛。1989年悼念胡耀邦,情况更复杂。耀邦不仅是前总书记,也不仅是平反千千万万冤假错案的主持人,而且是因得罪邓小平而被废黜的政治家;而邓小平则和毛泽东有些不同,学生对他有好感也有不满。悼念耀邦,不可能不反映人心天平上的某些因素。对有的人,也许这是激起甜酸和苦辣、恼羞和恚怒的时刻。对有的人,也许这是造谣挑拨、鸡狗升天的良机。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深为不安,似乎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学生天真纯洁,义无反顾,渴望把自己的激情、忧虑和主张倾吐出来。

给学生戴帽子容易得很。从毛泽东时代起,只有共产党领袖自己策划的群众活动,如斗倒批臭国家主席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群众集会,才是合法的,革命的;否则,便被各级党委称为“群众闹事”,一定是“一小撮”,起码是“别有用心”,很可能是“有人操纵”。把所谓“群众闹事”定为“反革命”、“敌我矛盾”,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说得上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赵紫阳不赞成这种激化矛盾的方针。一开始他就冷静地明确地指出:学生悼念耀邦的心情,是和我们相同的;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主张,也是和我们相同的。4月22日追悼会后,紫阳建议三条: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二,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各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什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赵走后,李鹏找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一句话定性,人民日报发社论“反对动乱”,形势急转直下。

(五)在绝对权力失去理性时敲响了警钟

赵紫阳4月30日下午从北朝鲜回来,力挽狂澜。5月1日上午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月3日,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的反应是积极的,局势开始缓和。5月4日,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从维护中国的投资环境,谈到学潮,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遍赞成。在这个基础上,5月8日常委开会,10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着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十位身经百战的上将,忧国忧民,联名向军委主席上书,要求务必冷静处理学潮。多么一致的共识!多么好的形势!多么有希望的中国!

后来的领导人,千篇一律,一口咬定,赵紫阳的行为是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我不知道这种指控有什么根据。但是,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政治局及其常委置于何地,因为政治局及其常委明明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委员长万里和全体副委员长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建议确实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我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已经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置于何地,因为仅仅在几天以前,他还亲口对赵紫阳明确表示:“都同意!”我也当然知道这种指控实质上已经把共和国置于何地,因为赵紫阳的全部主张,恰恰就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风云突变的日子是1989年5月1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国家主席开会。我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从电视上知道,北京戒严了。我是在没有任何合法机关作出合法决定的情况下,被非法抓进监狱的。后来,我在监狱中看报,报上说,学生的罪名由“动乱”升级成为“暴乱”了。报上发出邓小平嘉奖共和国“平暴”英雄的消息。报上登了李鹏的“重要讲话”,宣布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但报上又说要“审查”──原来如此!先“宣布罪行”,然后再“审查”。不健忘的人大概会记得,彭德怀和刘少奇受到的,也是和赵紫阳同样的待遇。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党的团结,必须践踏宪法,必须歪曲历史。这是中国特色。

赵紫阳的名字,当时只是被抹黑,没有被刮掉。十五年前,声讨赵紫阳是党的喉舌的最强音:声讨他反对武力镇压,声讨他同情学生和市民,声讨他对民主与法制的执着,声讨他对政治改革的实践,声讨他试图改造某些根本制度性的弊端,甚至声讨他对经济改革的贡献。后来,有的人越变越聪明了,大概发觉:与其声讨,不如遗忘:遗忘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持者,遗忘他是政治改革方案的草创者,遗忘他是民主与法制的维护者,于是终于作出了决策:刮掉历史!刮掉赵紫阳的名字!因为当绝对权力失去理性的时候,是赵紫阳向国人敲响了警钟。

名字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民主和理性在中国的命运,赵紫阳已经为它献出了一切,这是他最后的追求,终极的追求。我了解赵紫阳。明白,宽厚,一位可敬的长者,快八十五岁了,被软禁在胡同之中。

编者注:文中所提到的《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一文,没有查到,网上只能查到该文的一部分,即《赵紫阳披露“六四事件”内幕》。实际上,该文在赵紫阳去世后,以《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为书名,于2007年2月份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作者:宗凤鸣。

赵紫阳披露“六四事件”内幕

一份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访谈纪录文稿,目前正在中南海高层的极小圈子内秘密传阅。据悉,这份手稿是赵紫阳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之前,在北京软禁期间与一位密友三次长谈的笔录。在这份长达七万字的文件中,赵紫阳不仅披露了“六四事件”的部分内幕,也对其本人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近年来外界、尤其是胡耀邦主要智囊吴江,对他在胡耀邦倒台问题上的非议进行了自我辩解。

据了解,已读过这份手稿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及元老万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前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阎明复、前赵紫阳幕僚杜润生(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导正(前中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等。万里在读过这份访谈笔录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有助于消除赵紫阳与一些与“六四事件”及胡耀邦问题上相关人士(包括万里本人在内)之间的误解。以下是这份文稿的部分摘要:

关于“六四”

据赵紫阳在访谈中表示,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出访北朝鲜的当天,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北京火车站为他送行。在北京火车站,李鹏曾经再一次向他询问有关对待学运的政策问题。当时,赵紫阳对李鹏说:“学运不比工运,没有太具体的目标,因此搞不长。我们对此不必太紧张,拖一拖也就过去了。”李鹏当时表示赞同这一立场。

赵紫阳离开北京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找李鹏汇报学潮,指学运系一场“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阶级斗争”。李鹏吃不准,于是立即又带着这批人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听取汇报后,马上断言指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且发表了“四二五讲话”。

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军管戒严,批评“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指示所发的“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有错误。与此同时,赵紫阳还提出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方案,要求“退一步”,并承诺对话的局面一旦失控,责任可由其本人出来承担。但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接受。赵紫阳在访谈中坚持认为,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讲话,乃是整个“六四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实上,邓小平的子女事后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紫阳的访谈中还透露,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实行军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邓小平之外,只有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而在“五一七”会议上,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当时虽然表示不反对戒严,但是仍提出“是否还有比军管更好的方法”。这就是胡启立在“六四”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至于“六四”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的责任,赵紫阳认为外界的大部份猜测都不太准确。他指出:“除了邓小平,(中南海)没有人能下这个(开枪)的决心”。赵紫阳指出:“军阀政府,甚至蒋介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都不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六四”)出动了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几个军区,没有这个必要“。

赵紫阳在访谈中还特意就被指为“向戈尔巴乔夫披露邓小平乃中共总舵主,有意暴露党内矛盾”的说法做出澄清。他说:“戈尔巴乔夫(按:即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

但是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甚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五月十六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赵紫阳在访谈中还表白道:“在‘六四’之后召开的四中全会我坚持不做检讨,只是说明自己的态度,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几乎年年都要做检讨,当时是真的认为自错了。但是这一次不认为自己做错,所以不能检讨,这决不是分裂党。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样做,大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罢”。

关于胡耀邦倒台

一九九五底年,吴江(注:胡耀邦时代的中共理论权威,曾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教育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所着“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在香港出版。由于吴江在书中认为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暗指赵紫阳“落井下石”,曾经一度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在访谈中,赵紫阳对此事忿忿不平,他说:“有一本书,吴江写的‘十年的路’,我是很不高兴的。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的确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关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完善中央领导制度。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过这封信。他说‘赵紫阳也给我写了信,提到趁我们老一辈健在’,但是具体内容却没有讲,因此造成了一些误会。既然邓小平没有读过这封信,吴江怎么会知道这封信就是反对胡耀邦?事实的真相吴江是知道的”。(注:吴江在书中写道:“赵紫阳又亲自向邓小平、陈云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赵紫阳进一步指出:“胡耀邦的去留,根本就不在我这一层所能决定的事。(注:当时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国务院总理)我与胡耀邦的确在工作上有矛盾,由于这种工作上的矛盾,我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也没有帮他说话。(注:有关胡赵在工作上的矛盾,系指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上常常插手赵紫阳主管的国务院的工作,导致当时的国务院系统内对其颇有微辞。)尽管当时我可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没有说过落井下石的话,也没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赵紫阳认为:“即使没有发生一九八七年的学潮,胡耀邦也会下台。其实,在一九八六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前,我就感觉到胡耀邦的前景不妙,可能要倒。因为当时邓小平曾就反自由化的问题,前后三次托人给胡耀邦带话,最后一次是由我转达,连打了三次招呼,希望他(胡耀邦)做为总书记,对这个问题要有所重视。按照党内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应当主动去见邓小平。但是胡耀邦没有理睬。当时连李瑞环都打电话给万里,说自由化搞得太严重,应当加强手腕。最后,是‘七人小组’——以邓小平为首,其中邓小平有拍板权,陈云有否决权,并听取李先念的意见——做出决定要胡耀邦下台”。赵紫阳表示:胡耀邦下台前后,我注意到邓力群起劲地批胡,为了不让左派(邓力群)上台,才没有推辞地接过总书记职务。我认为能够抵挡左派的只有自己。当了总书记之后,就做了胡耀邦未做的事。

据赵紫阳回忆,他上任不久,就对邓小平汇报说“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邓小平听后默默不语,赵的心里于是就有了底,随即发动反左运动,把邓力群打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也在一九八七年寿终正寝。(注: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赵紫阳主持下达了中央“四号文件”,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限于党内,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以正面教育为主”)。

赵紫阳在访谈中表示:“当了总书记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政治也不太懂,不是一个战略家,干国务院总理还是合适的。(注:三见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赵紫阳会见”朝日新闻“社社长柳东一郎时所说:”我现在要努力进入(总书记)这个角色。命运已定,在劫难逃。“因此,政治问题主要依赖鲍彤。(注: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政治秘书及政治局常委秘书)赵紫阳说:”当时(注:指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及提名由赵紫阳代理该职的决定之后)我曾考虑请万里出任国务院总理,但是也有不少人向邓小平和我游说,说李鹏知识面宽,不过也有不少人说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说他的知识面宽,不知道宽在何处。在李鹏当总理这件事上,邓大姐(指当时的周恩来遗孀邓颖超,也是李鹏养母)是不是发挥过作用,我并不太知道。在总理人选上,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我并没有推荐过田纪云,外界的说法不对“。

关于软禁生活和对时局的看法

赵紫阳在访谈中透露,自一九八九年六月被软禁以来的八年中,他和夫人一直与女儿(注:赵雁南,北京长城饭店副总经理)同住,家人前来探望,都要按照有关方面制定的时间表。每周能外出打两次高尔夫球,不过要在指定的地方。八年来,他与负责管的单位一向和平共处,即使是未允出席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邓小平追悼大会,也没有引发双方的公开冲突。唯一的一次,是中共元老彭真的追悼大会,当时赵紫阳再次要求出席,并向有关方面写信,称彭真是自己的“老上级”,恳请能够体谅批准。但是,答复仍然是“上面不批准”。这一次赵紫阳怒不可遏,一再追问究竟是谁的意见,并表示要当面理论,最后更喝令负责监管他的组长“滚出去”。

赵紫阳在访谈中提到:“(软禁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苦于与外界阻隔。而自新华社编的”动态清样“停发后,除了能看”人民日报“之外,外界的信息就几乎甚么都不知道了。白内障手术后,视力不太好,书也只是粗略地看一些,赵蔚写的”赵紫阳传“看过了,是抄报纸的,其它写我的书,大都没有读。这些年每年都能到外地走动,当地的同志还是很热情,但是有人监视汇报,所以也不能与他们谈得太多,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有时透过子女的安排在家里会见朋友,还算方便”。

提到时局,赵紫阳感叹道:“对于国事,已经很淡了。不淡也没有办法”。不过他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他还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赵紫阳认为:“‘十五大’不会提到我的事,因为李鹏还在台上。‘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赵紫阳还澄清:“邓小平去世后的那封‘赵紫阳公开信’不是我写,但是我看过,写得还不坏。”此外,赵紫阳还表示他特别关心谁会出任下一届国务院总理。

对于鲍彤在“六四”后以泄漏国家机密坐牢七年及释放后仍被软禁的遭遇,赵紫阳质问道:“鲍彤犯了甚么罪?说他泄漏国家机密,我只记得他不过是说过李鹏的老婆朱琳在出国访问时为不见了一串假项链而兴师动众,大惊小怪。另外就是在‘六四’时期议论过戒严。(当局)天天在讲法制,自己却带头不守法。”据赵紫阳透露:“‘六四’之后,有关方面想调查我和鲍彤在关体改委与索罗斯(‘量子基金’管理人、国际货币投资者)合作一事上的关系,意在把鲍彤打成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搞颠覆活动。当时(在与索罗斯合作的问题上)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意见不一,前者说索罗斯是敌人,后者认为索罗斯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还是国安部的客人。一九八七年,公安部再度给我写报告,指索罗斯是‘反共老手’。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中止了体改委与索罗斯基金的合作计划。现在想起来,幸好当时取消了这个计划。

陈一谘: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

2004-10-20

八十年代,中国的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段“黄金时期”。邓、胡、赵、万顺应民心,使百废待兴的中国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赵紫阳以他冷静清醒的头脑、干练务实的作风、舍己为民的风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真正为国为民的勇士,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忘我奋斗,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六四悲剧”后不至于全面倒退。

因为工作关系,我自1984年到1989年,多次和赵紫阳接触与交谈。1997年5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赵紫阳的道德风骨》。值此赵紫阳85岁寿辰前夕,我仍想谈谈赵紫阳的这种精神以为念。

一、“要吃粮,找紫阳”

华国锋主政时的“洋跃进”,使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陈云的“重调整,缓改革”,又使人们尽快改善贫穷生活的愿望蒙上了一层阴影。直至1979年,全国八亿农民人平均年收入只有76元人民币,两亿人不得温饱;城里人则菜肉蛋样样紧缺。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四川、安徽两省在赵紫阳、万里主持下,冲破重重极左束缚,实行一系列符合农民愿望的政策,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赵紫阳首先改变了作为“政治任务”强迫农民种三季稻的瞎指挥,恢复种两季稻,他说:“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接着又改变了陈永贵强行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作法,鼓励农民种自留地、种树、种竹、种花果,恢复农贸市场;并开始试验”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多种生产经营方式。1980年,农村广为传诵起:”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歌谣。

二、“决不能谷贱伤农”

1980年4月,我去安徽调查,省农委周曰礼、刘国瑞和辛生又喜又忧地告诉我:“包产到户”后农民能吃饱饭了。但农民卖的粮食,粮食部门以已经收够了为由,不再收了,农民叫苦连天!我立即写了一篇报告《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急待解决》,送给了社科院农经所老领导王耕今。

十天后,我从肥西县农村调查回到合肥,省农委的朋友高兴地告诉我:你的报告紫阳同志作了长篇批示,并召开了几个部委的会议,责成他们立即解决,还说“绝不能谷贱伤农”。我想,这么快,赵紫阳就作了批示,采取了措施,农民该有好日子过了。果然,到1984年农民收入比1979年增长了2.4倍。

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但各地都仍不断发生“卖粮难”、“卖猪难”等一系列的“难”。这时,赵紫阳冷静地让人研究如何改革供销体制。而文革中极力鼓吹“学大寨”的李先念,却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大讲昏话:“动员农民吃猪嘛!”引起全场哄堂大笑。让人联想起晋惠帝说的,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糜?”李先念这个文革中唯一被毛信用的左派副总理在后来不遗余力的倒胡、倒赵也就不难理解了。

看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让人感慨。谁能想到“六四悲剧”以后,江李政权“纵容权贵,剥夺农民”的政策,再次使毛时期受尽苦难的广大农民,又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三、“简政,放权,松绑”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赵紫阳在四川的四十个大中型企业、四十个区的流通领域以及新都、广汉两个县进行改革试验,后人用“简政,放权,松绑”来形容。从1979年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1982年“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1988年“股份制试验”。赵紫阳一步步地探索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

记得198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他时,提了“国企改革”和“价格改革”两个问题。赵紫阳谈了国企改革的过程后,说到“价格改革”。他说:“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企业不会有竞争力。我也想一下子把价格放开,但做不到,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接受指令,对市场价格讯号反映不灵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经济学家的建议,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当时,弗里德曼兴奋地说:“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设想!”,并称赞赵紫阳是他所见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84年10月,赵紫阳复出后第一次去广东,让我和他同行。在飞往广东途中,赵紫阳询问我对价格改革的看法后,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假如一次把价格放开,也许会天下大乱,我下台。但三五年市场形成了,人民会纪念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但这种做法太冒险,国家和人民受的损失可能会太大。”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刚开过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商品经济不可逾越。认识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经历了三十五年,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今后路子怎么走?还得反覆探索。”

1986年9月,鲍彤让我到总理办公室,说:紫阳决定把你调到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赵紫阳用他那一贯和蔼可亲的语调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第二次听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深感赵紫阳那种舍己为民、成仁取义的精神和风骨,令人从内心里赞佩。

但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推出的十五项政治改革对策,“六四悲剧”发生后不仅全部停摆,而且全面倒退。八十年代出现的各种讨论改革的声音也死寂了。

五、“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

1988年8月,赵紫阳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防止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误国。”“可是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为什么前边要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讲公平。”可以说,赵紫阳的思想这时候已汇入符合时代要求的主流了。

联想到,1984年10月,赵紫阳在佛山参观了几个合资、外资企业后,知道他们的效率比国企高出二至四倍,说:“没有十年文革的悲剧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文革教育了几代人,使大家认识到过去那条路子走不通。”“古人说‘多难兴邦’,记住文革的教训,多吸收外国成功的经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今后就会把国家搞的好一点,老百姓的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

从农村改革到经济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赵紫阳为什么会比中共其他领导人站的高、看的远,而且被大家公认解决问题有实效呢?据我观察,第一、是他早年树立的为国为民之志;第二,是他长期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疾苦;第三,中共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悲剧对他的启迪;第四,他从任地方大员到任中央领导,熟悉旧体制的弊端;第五,他善于学习各种经验和知识;比如,我随他去广东后,他就让我给他一个可以谘询的专家名单,我一下给他开了不同领域学者一百二十多人。

六、“大进大出战略”

1988年,赵紫阳提出了“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战略。他指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贫乏,长期封闭,寻求振兴,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原材料在外,产品在外”的“两头在外”,通过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低价劳动力进行出口加工,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包袱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劳动优势。

赵紫阳这个高瞻远瞩的战略选择,为中国以后的“外向型”经济高速成长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NP)40%以上,使后人不能不钦佩赵紫阳当年这个决策的高明。

我们无论从发展的角度,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还是从改革的角度,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来看,赵紫阳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无可替代的领导者和奠基者。

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1989年因胡耀邦病逝引发的学生、市民示威抗议的主题是“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运动的主调是“和平理性”的。赵紫阳所主张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受到大多数干部、民众和学生的支持。

可惜,赵紫阳的这一方针未能实施。“六四”的枪声夺去了无数中华热血儿女的生命,也使他被非法囚禁至今。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国后,我和他说:“若按‘四二六社论’的方针办,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少倒退十至二十年!”他说:“十年不止,二十年多了”。

十五年过去了。正因为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努力,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才有今天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他们进行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也才有今天官员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的局面。

八、一党制不能保证民主发展,克服腐败,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这句话见诸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EMOIR》(第489至491页)。回忆录中说,“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问道,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克服党内政府内的腐败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赵紫阳还强调要加强公民的宪法权利,要创造民主和法律的合理关系。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民主必须依靠法律。”

我们从这段话,回想赵紫阳在“六四悲剧”前主张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再回想他所说的“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只要回顾赵紫阳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一个追求解救民族灾难、民生疾苦的共产党人,历经苦难之后,已经清醒、理性地走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大道上,并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六四悲剧”十五年多了。赵紫阳从“六四”后不到七十岁被囚禁,已快过八十五岁生日了。十五年多来,他从一个中共总书记被非法囚禁至今,虽然失去了一切自由,虽然不能亲近最想亲近的人民和土地,可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理念,宁为玉碎也不屈膝强权,他的正气、风骨和道德勇气必将永留青史。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任何想篡改历史的人早晚会被人民唾弃,而像赵紫阳则会被人民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英雄!赵紫阳实践了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他的风骨必会启迪在“炼狱”中挣扎的人们。

谨以此文,恭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