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坐在火山口上的中国

十月份以来,全力维持稳定、高歌繁荣和加强执政能力的北京政权,却接连遭遇来自边缘地区的严峻挑战:少则千人,多则万人,甚至几万人、十万人的大规模官民冲突频繁发生。

据香港杂志《动向》十月号报导,十月四日,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九月份社会秩序治安情况的内部通报:全国除天津市、西藏自治区外,示威抗争活动发生在二十九省(区)的一百七十多个城市和三百九十多个县乡,发生了五百二十多次规模性游行、示威、集会,全国城镇和农村共有三百一十多万人次参加游行、示威、集会和上访。在这些游行、示威、集会中,发生了七十多次官民的街头冲突和一百多次冲击、占据市县政府机关大楼,并有焚烧、破坏建筑、车辆等恶性事件,致使近二百名公安、武警和机关干部受伤,被控以组织肇事和实施暴力的罪名而拘捕的民众高达上千人。

另据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披露:全国去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2003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级。

城市游行、示威、集会抗争、诉求的主要原因为:(一)国企下岗、解散、合并,职工得不到合理补偿和安置;(二)群众合理权益和权利受到损害、剥夺,引发抗争和诉求;(三)社会反对党政、公安、司法部门腐败、滥权行径和活动;(四)社会贫富二极化,激起社会中下层抗争活动;(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社会关注事件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公,引发社会反弹。

农村的游行、示威、集会的主要原因为:(一)地方政府部门损害、侵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利益;(二)政府部门各种杂税,逼迫农民反抗;(三)克扣和拖欠农民民工工资;(四)抬高化肥、农具、种子价格;(五)强制农民无偿修建工程和强行征收农田。

同时,一些地方如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已经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和“农民代表会”等自发组织,不仅领导农民的维权运动,甚至要求公审和处决被称为“恶霸”的乡村干部。而且,许多知识精英和法律界人士加入农民维权,他们为农民提供文字、物质和法律服务,帮助农民公布维权诉求,向外界透露地方政府对农民维权的打压、对维权代表的迫害。比如,律师俞梅荪、李柏光,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等人,一直在帮助福建农民和河北农民进行维权活动。

最受媒体关注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10月27日到11月7日,该县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集体冲击县政府事件。因不满政府的黑箱作业、强制移民和过低补偿,该县数万农民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在与武警冲突中有农民被打死,多人受伤;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捣毁设施泄愤,政府机关被迫停止运作,全县店铺关门,市场关闭。只有医院、邮局、银行开门。为防范事态扩大,四川省地方政府紧急调动万名武警包围汉源,再次引发严重警民冲突,据传有多人死亡,数人重伤,当地交通、通讯被切断,网络被管控。

11月3日,雅安市政府不顾农民群众的抗议而通告水电工程开工,上万名库区居民再次奔赴工地阻止截流施工,又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据《中国时报》报导说,已有两名公安死亡,工程汽车和载运公安的大客车各被烧毁一辆,甚至前去平息冲突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也被近万移民控制。据BBC中文网报道,军警开枪镇压,7名农民被打死,四十多人受伤。也有其它境外媒体称有17人。政府已经把事件定性为“暴乱”,当地电视不时敦促极少部分犯罪份子自首,并呼吁群众回家。

据《东方日报》报道,汉源事件已经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当局把汉源骚乱定性为中性的“大规模聚集事件”。11月8日,中央工作组到达汉源,工作组组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在汉源县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传送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四点重要指示:1,群众的利益是大事,一定要把移民的问题解决好,在移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没解决前,瀑布沟水电站不复工;2,维护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3,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要以群众利益为重,维护移民权益;4,保证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建设,支持西部大开发。

汪洋表示:群众阻止截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移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意见是正常的,希望移民有什么话尽量说出来,并向政府反映,对这些群众一律不得追查。汪洋最后说:中央工作组是来帮助四川省委工作组解决问题和维护汉源的社会稳定的;问题不解决好,他不会离开。他还说:调来武警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对付老百姓的。但是,当局在强调维护移民利益的同时,也将严惩趁机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

……

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官方媒体上,依然是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甚至就是“太平盛世”,而在底层民间的反抗中、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和在境外媒体上,中国当下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最典型的就是“万洲事件”,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长期官权霸道压抑下民怨之突然爆发,一次小冲突就能酿成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运动,足见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二、地基正在一点点下陷

对于六四后十五年来的中国现状,西方国家大都既惊诧又困惑:经历了举世震惊大屠杀的中国,跛足改革下两极分化和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的中国,何以能保持十五年的经济高增长和社会稳定?

的确,六四后的中国局势,使无数关于中共崩溃的预言破产,似乎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体制,根本不必重建急遽流失的道义合法性,也不必修正跛足改革的策略和改变陈旧的政治制度,而只靠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和铁腕镇压就能基本上维持政权稳定。然而,首先在经济上,穿透作为改革橱窗的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繁华表象,深入到更广大的落后地区和边缘城镇,人们看到的却是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落伍;透过少数精英阶层的贪婪、富足、挥霍和腐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令人震惊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的畸形残缺。其次,在政治上,在官方全力标榜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等政绩时,政治制度造成的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人权灾难,不断受到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挑战,也遭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谴责和压力。再次,日益独立的个人及其民间力量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官权压迫的承受力越来越低,对社会不公和自身苦难也越来越敏感,反抗性越来越强,必然导致自发的民间维权运动日益高涨。由此形成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党魁不断提出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也好,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断淫威也罢,已经无法完全左右民间的道义偏好;管制媒体也好,加强封网也罢,官方也无法完全封杀民间的声音。也就是说,民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评判系统,正是在这种独立于官方评价系统之外的民间道义标准,不断地成就著名扬海内外的大陆中国的道义英雄,比如丁子霖、鲍彤、蒋彦永、高耀杰等人。

从政权控制社会的有效性的角度看,独裁强权控制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微观稳定,正如强盗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少数人暴富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一样。事实上,跛足改革已经让百姓付出巨大的综合代价,不仅是普遍腐败、金融黑洞、两极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沉沦,而且持续增长的巨大债务正在透支着中国老百姓的未来。所以,对于全力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共政权来说,中国现状是“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地基正在一点点下陷,官方为了保住一党政权及其极少数权贵的私利,不惜依靠暴力、谎言和收买来维持稳定,这种恐怖秩序不是在建立稳定而是在积累动乱,不准表达导致的不敢表达不是认同而是积累怨恨。所以,独裁下的稳定,要么是万马齐喑和毫无活力的假稳定,要么是突然迸发的星火燎原之下的稳定灰烬。

(一)民间的扩张

在中共的强权控制之下,尽管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民间反抗还难以发生,但跛足改革毕竟导致社会的灰色区域和个人的半吊子自由不断扩张,也就必然使民间维权的力量持续增强,全国各地的局部反抗每天都在发生;与此同时,媒体“打擦边球”的空间不断扩展,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民间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的空间急遽扩大,民间维权的自发组织能力也随之提升。这种民间维权的扩张和持续,对于大陆的官方和民间而言,显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仍然敌视民意的中共政权来说,无疑是社会失控的征兆,所以官方要严控时政信息和社会舆论,通过镇压和收买的软硬两手,尽量把来自民间的任何有组织反抗扼杀于萌芽状态;而对于日益成长的民间力量而言则是权利意识觉醒时代,是通过自发的主动争取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时代。六四后,中国民间的反对运动和人道救助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其发言和行动已经完全公开化,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六四难属的见证真相和寻求正义的运动,更广泛的为六四正名、抗议文字狱和要求政治改革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十五年没有中断过;
——法轮功学员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反对宗教迫害、要求信仰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民间宗教运动;民间传道人被捕和坐牢的人数,比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要多得多;远志明拍摄的反映大陆家庭教会现状的专题片《十字架》光盘,在内地广泛流传,看过的人大都感到震撼;
——知识分子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
——中共体制内的异见不断出现;
——私营业主阶层对市场公正和私产权保障的诉求;
——民间维权对国民的社会性权利的关注,即“孙志刚惨案”、SARS危机中蒋彦永医生的真话义举、高耀杰、万延海和胡佳等民间人士对爱滋病防治和爱滋病人及其孩子的人权的长期关注;

……

但是,最具爆炸性的,还是底层维权运动。如果说,上述民间维权运动还是以知识群体为主,仅仅是民间维权冰山之一角的话,那么,底层弱势群体为了维护切身利益的自发反抗,才是大陆民间维权运动的主体和冰山。农民(包括农民工)和城镇失业者等弱势群体要求公平的权利和分配的维权活动,不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即便在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和政治中心的北京,也不例外。民众的请愿、游行、示威、上访,发出要求罢免不称职官员的万人签名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击基层政府,最激进的维权方式是来天安门广场自焚。三年前,发生在东北辽阳、大庆等地的工运,累计参加人者高达10万人,持续时间将近一个月。最近两年,各地发生的官民冲突更是此起彼伏,规模与频率更愈来愈高、抗议过程愈来愈暴力。当局的统计显示,去年的社会不安事件比前年增加了百分十五,同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

(二)体制的僵死

“宏观稳定和微观动荡”的局面,不仅表现在民间维权的不断扩张上,更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上。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除了江泽民的被迫交出军权引人注目之外,另一主题就是胡锦涛对“加强执政能力”的强调。这从另一个侧面凸现了执政党的内在危机。在现行体制下,这种内部危机起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愈演愈烈的腐败难以遏制。尽管此次全会抛出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来作“反腐秀”,但涉嫌赖昌兴走私案的贾庆林、涉嫌周正毅金融案的黄菊,即便不以腐败嫌疑进行调查,起码也该负有领导失职的责任。然而,贾、黄二人仍然坐在四中全会会场的最前排。当下的中共反腐败,既没有司法独立的“特权式反腐”(意谓只有中共政治局及其中纪委才有查处高官腐败案的权力),也没有透明监督的“黑箱反腐”,即独裁寡头们决不会轻易让马车上的某一同僚落马,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若提前出局,他的家族腐败得到公开曝光和司法追究,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重建,而李鹏之所以一直到十六大才“圆满”结束任期,他的涉嫌“新国大集资案”的儿子之所以至今逍遥法外,就在于中途“倒李”将危及整个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只要不破除特权化黑箱化的反腐潜规则,不从独立于党权的制度反腐入手,腐败就无法遏制。

2、政令不畅、权威效力层层递减的局面难以改观。当改革唤起了国人的自利意识之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获得了畸形膨胀,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利益至上”,国人也越来越变成疯狂的金钱拜物教的信徒。放权让利导致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上级利益与下级利益、组织利益与官员个人利益等等之间的分化,其冲突也日趋激烈。加之金塔式垂直权力结构的代理链条过长,中央的每一政令在向下贯彻的过程中,必然遭到地方利益集团的层层稀释,也必然被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僚们的官官扭曲。当一个政令从中央到达乡镇之后,早已面目全非,其效力也已经消失于无形的稀释之中,官方媒体经常抨击“三令五申却全不见效”的现象。即便对于引起巨大社会影响的个案,只靠中央发文件和高官下命令,基本上无济于事。除非是中央派出类似“钦差”的专案小组亲赴基层进行调查和处理,否则便无法解决。比如,即便贵为总理的温家宝,为解决黑龙江的某一侵权个案而连续下达三次指令,但地方大员只是阳奉阴违,并不听命照办。

这种“肠梗阻”最典型地反映在中共信访部门遭遇的“上访洪峰”中,值得一议。有关官员也公开承认:在全部上访案件中占80%以上的诉求是合法合理合情的。然而,据官方智囊最近递交的一份关于上访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全部上访案件中,能够获得解决的仅占千分之二,几近于无(《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载于《南方周末》2004-11-04)。所以,当信访部门根本无法处理和解决堆积如山的上访案件时,长期坚持在北京上访村的上访者们,才会组织起来,申请公开的游行请愿,如2004年8月7日,聚集在北京上访村2万余村民准备举行“8·7”大游行。此次游行的组织者李小成于7月30日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书》。然而,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拘捕了李小成先生,并于7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部署了大量警力,终于阻止了此次“合法的”的上访者的集会、游行。

信访官员的坦承、智囊们的报告和上访者的申请,从三个侧面凸现了如下事实:信访部门,几乎就是中共现政权建立的唯一人权救济制度,也是含冤的百姓将自己的冤情上达天庭的唯一合法渠道。但在独裁制度所造成的官权太大而民权太小的环境下,信访制度也必然是名存实亡的摆设,正如人大和政协仅是“花瓶”一样。

于是,御用智囊们说:作为中国现行的唯一人权救济制度,上访制度已经失灵,并建议改革现行的上访制度,以“信访联席会议”取代现行的信访局设置。因为,一方面,中国人权救济制度的极度匮乏,使本应只有上转信息职责的信访部门承担了太重的救济责任,而另一方面信访部门又太缺少实施救济的实权,因为实权掌握在各职能部门的手中。所以,《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透露:“今年8月,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成员单位有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北京市等28个部门和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了解、掌握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和动态;针对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处理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和地方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各项措施的落实。”

由此,信访制度的改革已经开始启动:变单一部门的上传信息为综合各部门的有效决策,进而变行政救济为司法救济。

然而,要我看,这种看似大胆敢言的建议,实质上没有任何关注社会底层的诚意,也谈不上任何制度创新的意义,因为它回避了最关键问题,而沦为一种更为聪明的取巧式献媚。

如果敢于正视事实并具有关注底层和制度创新的诚意,那么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所谓的“上访制度失灵”,无异于对中共制度的最大恭维。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事实一再证明:只要是独裁政权必然敌视人权保障:要么是根本否定人权的正当性,要么是让保障人权停留在“作秀”的水平上,也就是让保障人权的制度“不灵”,绝非曾经“灵过”而现在“失灵”了。

因为,保障人权的最直接的受损者是官权和从中获取暴利的权贵们。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中国宪法列举的人权保障条款,为什么一条也得不到落实?更无法解释,中共制定宪法的历史已经五十年了,又在今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为什么中国的现状一直停留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水平上?

所以,与其对信访制度进行修补性改革,不如取消这个摆设性的制度,而着重于对人权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制度的建设:第一,逐渐放松对媒体的垄断,推动人权的舆论救济制度的形成。第二,在宪法层次添加限制党权的条款;第三,在子法层次上具体地细化现有的保障人权的条款,废除迫害人权的条款(如煽动罪),逐渐增加人权清单;第四,在人权保障的法律条款的执行上,严格限制官权的滥用,制定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滥权和不作为的惩戒条款。第五,在人大设立独立于党权和行政权的宪法法院。

3、中共官员党员的信念丧失、忠诚度下降局面难以改变。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全无道义凝聚力,官员对政权、下级对上级的“效忠”,早已不再是对信念及从政道德的坚守,而仅仅是基于乌纱帽及其既得利益的有无和多寡。看看那些身陷囹圄的贪官们的临终自白,在讲到自己堕落的原因时,大都要讲到如何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丧失了为官的信念和道德。这种主要靠利益交换维系的政权与雇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必定沦为“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于是,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不足,只能靠政绩来弥补,经济高增长变成最大的政治,变成维持独裁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核心手段;中央及其高官的权威不足,只能靠利益收买和乌纱帽要挟来弥补,官员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变成了主要的从政激励,也变成了维系“官场忠诚”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跛足改革导致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局面已经形成,政权利益分化为无数权贵集团的利益,集团利益最终要量化为权贵家族及其个人的利益。所以,现政权抓住垄断权力不放,大小官员拼命向上爬,再也不是为了任何道义的理想,而仅仅是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毫无政治信念和从政道德的刚性利益集团面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誓言,不过是吐向铜墙铁壁的口水而已。

如果胡温没有超越邓模式的改革魄力和政治智慧,他们也将象其前任的江一样,无法收拾跛足改革留下的危机重重的残局;如果中共的执政不逐渐走向法治化的“民权扩张、官员收缩”,加强执政能力的结果,也不过是操控民意和盘剥民间的能力的强化而已。其结果,将是更腐败的官场、更贪婪的掠夺、更蛮横的“恶法治国”和更激烈的民意反弹。由此引发的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自六四以来,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激进的民间维权行动的多发地,多起自焚事件昭示出强权下的稳定是多么脆弱。

三、以民间为压力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

(一)权利意识觉醒时代的统治危机

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广大农民,历经过举世罕见的残酷剥夺和制度歧视,但他们却活得那么安分守己,即便是人祸带来的大饥荒,也没能激发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他们宁可出外逃荒或被饿死,也不会揭竿而起。

然而,后极权时代的广大农民,其物资生活和社会待遇显然大大好过高度极权的毛时代,即便在歧视仍然存在、腐败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农民至少可以来城市打工、更不会被成千上百地活活饿死。然而,为什么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的毛时代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底层反抗,而在基本饿不死人的毛时代晚期和邓、江、胡时代,却屡屡发生大规模的自发的民间反抗运动?

在毛时代晚期,爆发了反文革、反四人帮、甚至反毛的“四五运动”。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了呼吁“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以及自发政治参与的高校竞选运动。

从1986年到1989年,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运动”。

六四之后的十五年中,虽然自发的民间反抗运动从来没有达到过“八九运动”的动员规模和世界性影响,但小规模的分散的民间维权,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此起彼伏之势:六四难属的坚忍不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公开化,法轮功维权的国际化,知识界的反抗“文字狱”,特别是发自社会最低层的农运和工运,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愈演愈烈,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反抗方式也日益走向激进,个体的自焚不断出现,群体性的官民冲突也常常演变为局部暴力,上访运动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今年十月份以来连续发生的大规模官民冲突,预示着民间大规模反抗运动时代的到来。

众所周知,只有具备了被民众自发认同的政治合法性,一个政权和一种政治制度才能保证真正的稳定。中国在高度极权的毛时代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不在于暴力镇压的强度及其恐怖秩序,而在于民智未开的愚昧。正是这种愚昧,使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说教对民众具有强大的劝诱力,从而赋予了极权者毛泽东以“神的地位”,也同时赋予了独裁政权以道义合法性。

然而,毛泽东滥用独裁权力所造成的一系列巨大人祸,特别是文革以及林彪的覆灭,促成了历经极权灾难的大陆民众的最初觉醒,一些先知先觉者以甘下地狱的惨烈的个人代价发出启蒙之声。而民间一旦摆脱了愚昧,权利意识便开始觉醒,未经民众自愿授权的独裁政权,也就越来越不再具有政治合法性,中国社会也就开始了从极权到威权的转变。缺少政治合法性的独裁政权,要维持住威权统治的稳定,必须同时满足五大条件:一是搞好经济,使民有恒产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廉洁高效的政府满足民众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三是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使民众对权贵阶层没有仇恨;四是具有吸纳社会精英的制度化渠道;五是为民间提供有限的言论空间来释放社会不满和政治异见(如新加坡)。否则的话,即便独裁政权把施舍小恩小惠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也无以在道义上服众;即便进行力度不断加强的血腥镇压,也无法压制住民间的反抗。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政权,除了以巨大的综合代价维持住经济高增长之外,其它四项则一塌糊涂: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两极分化日益加重,政权的统治效力急遽下降,垄断媒体以压制不满和异见的言论管制依旧。本来,在中国的制度下,明君清官仅仅是制度之外的偶然,昏君恶吏才是制度的必然,二十世纪末苏东共产帝国的一夜崩溃和世界民主化潮流的不可阻挡,已经使制造六四大屠杀的中共政权变成了被民主大海包围的独裁孤岛,手握独裁特权的权贵们,早已意识到“红旗打不了多久”,随时可能“翻船”的恐惧左右着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言行,也就是说,中共官僚阶层,不仅丧失了想做明君清官的政治理想,而变成了极端自私而功利的机会主义者,而且他们身处体制的核心地带,最了解体制性危机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大都怀有“搭末班车”的惶恐和贪婪,利用公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和家族的暴富,然后把财富转移到境外的安全之地,已经成为他们为官的最大动力。他们极端贪婪,即便早就一夜暴富了,但仍然犹恐不及。在十多年的黑箱瓜分使蛋糕份额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老权贵们仍然继续搜刮,新权贵们急不可耐地加入分赃,怎么可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世情怀。

以惨烈结局落幕的八九运动,之于大陆民间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动摇了中共体制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以血的代价促成了普遍权利意识觉醒时代的到来。在此意义上,六四殉难者的鲜血没有白流,天上的亡灵在长期荒芜的大地里播下了人权意识的种籽。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所以,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民间进行自发式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想不想要底层动员或底层动员可不可能,而是这样的底层动员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因为,血腥屠杀后十五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底层民众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底层所积蓄的对官权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六四后被强制压抑了十几年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必须记住如下国情:即便不谈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仅凭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这两大罪恶所积累的伸张正义的要求,就足以发动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因为二者皆是欠下超额血债的罪恶。“压迫越深重而反抗越激烈”,此之谓也。

如何看待民间力量的成长和民间发抗的活跃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基于不同立场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官方及其御用智囊眼中肯定是最大的稳定隐患,即便是完全和平理性的政治异见、群体维权和互联网议政,也会被敌视民意的独裁寡头视为不稳定因素,必欲通过收买和镇压的双重手段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然而,从民间自发秩序的持续扩张的角度看,民间财富的增长、弱势群体的反抗、不同政见者运动、知识分子的言论维权、互联网上的民间议政和网络维权、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在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恰恰是中国走向开放式的良性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换言之,批评政府的言论也好,群体性的街头政治也罢,只要是正当权益诉求的和平表达,皆是良性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允许和保障这种表达权利的社会,才是既具有持续的活力又能维持基本稳定的社会。

比如,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常见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没有导致社会动乱。即便在华人世界的港、台两地,几十万人上街的大规模街头政治,也没有威胁到社会稳定。

如果中共政权仍然对民间诉求的和平表达抱着草木皆兵的惊恐心态,把非暴力的政见和群体维权视为有可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敌对行为,只能说明这个政权的极端自私和社会的极端不稳定。因为,当灭绝人性的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最受尊重的主流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所以,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使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共同要求反腐败反歧视反迫害反剥夺和争公正争民权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最终都将指向反独裁而争宪政的政治改革。所以,如何通过为底层的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政权的当务之急,也是化解民间怨恨及其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二)民间维权扩张将加大独裁统治的成本

“宏观稳定,微观动荡”的社会局面,凸现了独裁制度下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反面的压力。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反面压力能否起到推动作用,完全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的正面压力。只有大陆民间提供出足够的正面压力之时,反面压力才会转化为推动政治制度转型的良性动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正面压力,反面压力所推动的改革,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机会主义的权益性改革,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危机之源,无法改变独裁制度的危机型统治方式,也就无法为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只看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顽固立场,就会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失望的悲观的,而如果还看到涌动着民间动力,就有理由对中国的自由未来抱有乐观的希望。当下中国,无论官方意识形态如何落伍,但中国民间意识已经由“误入歧途”觉悟到“迷途知返”的水平。

尽管,大陆民间力量还处于分散状态,其扩张也离自治化组织化的独立民间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确实还无法积蓄起足以改变独裁秩序的力量,也无法阻止现政权所实施的恐怖政治,然而,民间力量的不断扩张,起码可以增加现政权维护独裁和进行镇压的成本,“按下葫芦冒出瓢”的分散性反抗,足以使现政权感到力不从心。换言之,在社会资源越来越流向民间的私有化大势之下,更在民间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民间维权此起彼伏的时代,连自己的党员都不再相信主旋律的这个政权,根本支付不起镇压不断扩张的民间维权运动的巨大成本,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地下教会和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迅猛扩张,中共现政权已经无法动员出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彻底剿灭,而只能在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之中睁眼闭眼。何况,共产极权体制的整体性崩溃和中国经济对西方市场依赖日深,也使中共的每一次大镇压皆要支付巨大的国际成本。在这方面的大教训,先是六四大屠杀,接着是镇压法轮功,世界性的道谴责和制裁所施加的人权外交的压力,至今仍然令中共头痛不已。

中共政权能支付起关押一个蒋彦永的成本,但它支付不起关押两个、三个、N个的成本;它能逮捕几个网络政论家、关闭网站和监控网络言论,但它就是无法完全封杀住网络上的议政和维权;它能用制造臭名昭著的“南都案”来打压新闻自由,但它无法阻止民间社会对南都案的质疑、抗议,也无法威慑其它的新闻人从此闭嘴;它能捣毁民间的多座教堂和关押众多传教人,但它无力捣毁民间的所有教堂和逮捕所有传教人及其信徒;它能无数次地堵截底层上访者,但它无法根绝越来越多上访……如果中共执迷不悟,一直采取镇压政策,民间维权运动的持续积累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就将使其难以支付恐怖政治的国内外成本,最终必将因透支而破产。

也正是在国内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合力的挤压下,中共统治正在进入一个“不得不伪善”的时期,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制度改革和策略调整。从毫无自由的全面垄断到半吊子自由的不断扩大,从众口一词、千人一面到异见跌出、价值多元化,从供给制、穷过渡到市场化、奔小康,从不承认私有财产到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从不承认人权到把人权写入宪法,从无法无天到高喊建立法治国,从公开的阶级灭绝到秘密的迫害异己,从完全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到《行政许可法》,从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到逐步废除歧视性恶法,从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诈取到承诺五年后完全取消农村的税费,从封锁艾滋信息、压制民间防治艾滋的人士到公开承认艾滋并号召全社会共同防止爱滋,从黑箱反腐秀到审计风暴……迄今为止的一切进步,在根本上都不是党、政府和明主的恩赐,而是无数老百姓通过持续争取、通过代价的累积换来的。

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进而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三)民间保障人权的突破口

近些年,民间自发维权的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新突破的个案维权,首要突破口就是争取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如果说,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权救济制度,必须有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结合,三者缺一不可的话,那么,事实证明,三者之中,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具有首要意义。凡是被媒体曝光的人权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济,而那些被完全封锁在黑箱中的人权迫害案件,就很难得不到任何救济。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捍卫自由的最有力武器和舆论救济的最关键制度。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既可以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新闻自由的存在,不仅对所有权力部门都具有舆论威慑作用,而且能把恶行曝光于初发之时,从而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起到舆论救济作用,比如,把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曝光,可以激活其它救济手段对受害人提供急需的救济。

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凡是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权案,舆论救济皆是最先发力的先锋。因为,只有媒体曝光才能形成社会舆论,只有强大舆论的形成才能引起道义关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才有可能随之启动。这种人权救济的顺序和实效,不仅在自由国家如此(如美军虐囚案),即便在言论管制依旧的后极权大陆,民间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特别是难以繁琐的互联网民间舆论和某些比较开明媒体的曝光,也能对一些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人权案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其通常过程是:

媒体曝光-形成舆论-行政关注-社会舆论持续加强-高官批示-行政的或司法的解决

比如,近两年大陆发生的孙志刚案、孙大午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南都案等人权迫害,强大国内外舆论都是通过媒体曝光和互联网传播才得以形成,从而引起当局的行政关注和高官的干预,最后是司法救济的启动。现在,四川汉源发生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之所以得到了胡温的高度关注,并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没有互联网的曝光和境外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在目前的中国,尽管相对于毛时代、甚至相对于90年代中期以前,以上人权个案的处理结果,开始显现出民间压力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但离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及其救济还相距甚远。民间维权的舆论救济还只是自发性的、体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随时可能被独裁政权定性为非法的,而只有中国变成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救济才会由体制外行为上升为稳定的救济制度,对人权迫害的事前防范和监督与事后的救济和惩罚,才不会局限于极为偶然的个案解决,而变成新闻媒体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也使保障人权变成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所以,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民间维权的首要目标。

2004年11月10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