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泽,一位有良知的新闻人,就职于当下大陆的开明报纸之一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他被邀请到美国参加“信息时代与族群关系”会议。与焦国标、张耀杰、范亚峰、丁东等受邀的大陆知识人一样,他在美国的公开言论已经非常理性了,也对中共当局抱有善意的期待。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返回北京后,却被报社解聘了,理由是“两个月(10月和11月)考核不合格”。此前,他也曾经被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法制日报》砸过饭碗。

其实,熟悉大陆新闻体制的人都清楚,真正砸了王光泽饭碗的部门,绝非报社本身,而是来自中共的意识形态部门或安全部门的压力,在根子上源于中共的新闻垄断体制。正如王光泽发表个人声明表示抗议时所言:第1次被砸饭碗,仅仅因他试图帮助被迫害的异见人士请律师,就被中共安全部门盯上并向报社施加压力,在被停止采访工作长达4年之后,该报社借人事改革之机,逼迫王光泽于2003年年底辞职。第2次被砸饭碗,显然也是由于“报社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或明或暗的政治压力”。

所以,心如明镜的王光泽,在对中共新闻体制及其主管部门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还对《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我所供职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是国内一家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财经类媒体,也是具有胆识的商业化媒体。我很喜欢这张报纸,但是本人能力有限,没有更好地为该报提供服务,反而让报社管理人员和报社同仁遭受不必要的政治惊吓,我感到非常抱歉和难过,我将尽快办理辞职手续,减轻我的个人作为给报社的影响。”(见《我的声明》)

这类砸饭碗的政治迫害,在2004年并非首例。在王光泽之前,原来就职于《西藏文学》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散文集《西藏笔记》,也被砸了饭碗:剥夺她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不准她办理出国护照,使她失去出国的机会。

两人的区别只在于:砸王光泽饭碗的理由是职业标准,即“政治迫害”的“非政治化”,而砸唯色饭碗的理由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严重的政治错误”,“存在赞美14世达赖喇嘛、17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尽管,大陆民间还无力阻止拥有全部国家机器的中共践踏人权,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正在凸现。正是依靠着底气充足的道义支撑,民间才可以做到对官方恶行不再沉默。而面对不再沉默的民间,官权的邪恶也就无法再通行无阻。所以,王光泽和唯色的饭碗被砸,固然令人气愤,也凸现了大陆的黑暗,然而,两人的不再屈服和公开抗争,却给人以欣喜。在我看来,砸饭碗的政治迫害,凸现的绝非大陆“一片漆黑”,毋宁说,这类下贱的恶行所凸现的,仅仅是中共制度及其官权的黑暗,而从民间的角度讲,非但不能说明大陆社会的黑暗,反而让人看到希望之光的闪亮。

当下大陆社会,不再是毛时代的整体性官权社会,而是民间与官方持续分化、逐步走向多元的社会。民间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中国:是从推动改革的民间动力的角度、还是从坚守跛足改革的官权角度。只要不是仰望中南海和期盼新救主而是立足于民间看中国,人们不难发现:“6.4”之后的15年来,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日益高涨的维权抗争,始终是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点。这闪亮,不仅给官方施加越来越强的局部制度改革的压力,如收容遣送的废除和正在筹划的信访制度改革,也包括受整肃者本人的不再沉默。仅就今年而论,即便暂时抛开此起彼伏的底层群体抗争不谈,仅就知识界的抗争而论,起码就有:王光泽的个人声明、唯色给西藏文联党组的信《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茅于轼先生抗议中共封杀其著作的公开声明、焦国标先生不怕校方警告的屡屡公开发言、卢跃刚先生及其《中青报》同仁对蛮横小官僚的抗争……而在这一切公开反抗的背后,是大陆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其复杂的现状。

对于改革20多年来的大陆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社会财富的剧增,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变化,不仅是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官方统治效力下降和个人生存空间拓展、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官方的言论管制方式的变化与民间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镇压残酷性的下降和民间的道义勇气的提升、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这些同步发生的变化,由于互联网的助力而加快。

这是光明与黑暗、抗争与压制并存的复杂局面。令人欣慰的是,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毋宁说,每一次官民对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都越来越显露出光明和抗争的自发力量与黑暗和压制的内在虚弱。

所以,唯色才会在写给西藏文联党组的信中表示:“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

所以,王光泽才会在个人声明中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两次政治迫害,也再次说明中共正在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统治走向江胡时代的威权统治。如果在极权统治年代,我的这些合法行为就会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很可能被处以极刑。在威权统治年代,对我的政治迫害也就仅仅限于端掉我的饭碗。然而,天地之宽,尚无绝我之路,我还是能够生存下去。”

唯色的不愿“过关”,王光泽的“我还能生存下去”,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民间正气的提升和民间空间的拓展,特别有了丢掉体制的饭碗,民间也足以提供生存空间,已经为体制内异见者提供了一种从容面对政治迫害的阳光心态。而且,每一位被迫离开官方体制的人士,不仅表征着官权的自我贬值,更意味着民间力量的又一次扩大和积累。

有了这样的心态,砸了饭碗又如何?

眼睛向下,相信民间的智慧和勇气,致力于民间力量的健康成长,就无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悲观。

2004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