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的主题歌里,最抒情、也最肉麻的歌词无疑是:“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

如此轻浮的文学抒情,比之汉大赋的虚饰,不仅离史实更远,也更显当代文人的撒娇本色。即便在帝制时代的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即便搁置从古到今的争论,仅就汉武帝的五十四年统治让国人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而论,从少年登基到暮年统治,汉武帝的权力野心确实是一直在熊熊燃烧,但这烈火非但没有“温暖大地”,反而仅为个人的长生不老,他就可以不惜一切地杀人和劳民伤财,化成灰烬的不是皇帝刘彻,而是涂炭的生灵和被掏空的国库,无数黎民百姓、皇亲国戚、臣子将军、巫师侠客、嫔妃宫女和太监奴才……死于他的暴政,以至于,到他的五十四年统治落幕,整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了一半;文景之治积累下的充实国库,被他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求仙问道……挥霍一空,正如史书所言:“天下虚耗,户口减半”。虽然,不能说全部战死于沙场,但死于天灾的百姓,也与国库空虚、救灾不利、赈济太少有关,而这正是汉武帝倾举国之力投入战争的恶果。

为了摆脱穷兵黩武造成财政困境,他实施极为严格经济政策,朝廷垄断了盐、铁、酒类专卖,用卖官鬻爵、赎买牢狱来筹措战争之资;每次汉军出征都要用极为血腥的强行收刮民财,甚至血洗不愿无偿奉献军粮的小诸侯国(如轮台国)。

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为此不惜劳民伤财和戕害生命,屡屡出巡寻仙和请巫师进宫,大兴求仙问道的工程,致使整个国家巫术之风长期盛行,频繁的巫蛊案制造大屠杀。

武帝一朝,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地方官吏也大都以残暴手段治理地方,加之常年征战使民不聊生,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困顿。所以,到汉武帝晚年,民间的起义和造反等群体性骚乱不断,大则几千人攻城夺库府兵器,捆绑、侮辱、杀死包括二千石的朝廷命官,释放狱中死囚;小则几百人,横行乡间,劫杀抢掠,致使各地道路阻断。朝廷派高官率重兵剿杀,动则上万人被杀,连坐者更是不计其数。但仍然无法控制民间叛乱。于是,武帝下令制订《沉命法》:“凡有成帮结伙的盗贼兴起,地方官没能及时发现或发现后没有全部逮捕的,自二千石官以下的所有官吏,凡主持其事者一律处死。”但如此严刑峻法,非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致使官吏们极端恐惧,所以,即使发现盗贼,也因害怕无法全部抓拿归案而不敢上报;各郡长官也害怕受牵连,不让下属上报。故而,各地反抗朝廷者越来越多,而地方官上下串通、隐瞒不报、应以虚文。

汉武帝早期曾网罗儒生入朝,并采纳了董仲舒的多项主张,但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文景两朝在思想上“杂糅百家”的多元局面,首开帝制时代的制度化思想独裁。而且,武帝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为了巩固集权;他厚待儒生,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御用文人创作的“汉大赋”,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华丽铺排的文体,正好投合武帝的独断霸气和好大喜功,首开汉语谄媚的恶劣文风。而一当儒生的谏言不入帝耳,立马翻脸不认人,即便对于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汉武帝也是顺之为我所用而逆之弃之如蹩的态度,他只喜欢董仲舒提出的那些有助于集权的建议,而讨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皇权的约束,怒斥董不过是长着一张臭嘴的腐儒,将当年的恩师下狱。

无怪乎有网友在戏侃道:“景帝是清朝的,口气是康熙的,武帝是北京的,神髓是七爷的,女人是日本的,形象是恐怖的,王志是色衰的,暴露是不宜的,馆陶是马脸的,回头是吓人的,音乐是欧美的,交响加摇滚的,歌词是雷锋的,帝王是无私的,宫刑是没用的,胡子是照长的,台词是不背的,剪辑就可以的……”

这样的媚态,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近年来的“帝王戏”热。如果说,《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钢牙纪晓岚》等“戏说帝王戏”,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只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认真;那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粮仓》、《大明天子》、《汉武大帝》等所谓的“历史正剧”,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在乎用昔日的“帝王伟业”和“历史盛世”献媚于当今“圣上”,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独裁政治下的民族主义狂热。

1999年央视的《雍正王朝》热播,据一篇《从“雍正王朝”想到朱镕基新政》的评论说,此剧在大陆政界高层产生了巨大震动,江泽民专门谈到这部戏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朱鎔基更号召所有党政干部看《雍正王朝》,礼赞雍正的承前启后,影射着江总的继往开来;颂扬雍正新政的伟绩,暗示着新总理朱鎔基的魄力,为明君的集权式改革张目,铁碗皇帝雍正太像铁面宰相朱鎔基,既勤政爱民又严整吏治,既全力打击腐败走私又制定新税制充实国库。

2001—02的岁末年初,央视推出的46集《康熙王朝》,仍然是《雍正王朝》的路数,甚至连台词的风格、镜头的处理、音乐的烘托都完全雷同,几十集只想说一个意思:开疆拓土的伟大帝王就活在当今中国,康熙在除鳌拜、严惩腐败和宫廷内斗中,所表现出的智慧果敢和大义灭亲,也很象江核心的高层整合、惩治腐败和整顿吏治;康熙的东征西讨也提示出江核心终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康熙以最坚定的态度和最高亢的语调喊出的“剃发、称臣、登岸”的条件,显然是在向台湾执政者表达明确的信息:台湾自古就是大陆的一个省,任何想以平等政治实体进行谈判的企图,皆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现实的幻想。康熙对那些博学而又清高、正直而又傲慢、干练而又忠诚的读书人的恩威并用的征服,更有“七一讲话”后江核心网罗天下才俊的风韵。特别是主题歌唱道高潮的那句“再活五百年”,很吓人。中国的亚圣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个康熙活上五百年,正好接上另一个帝王的崛起,百姓真幸运,一千年赶上两个大有作为的帝王,就差没振臂高呼“帝制万岁!万万岁!”了。

也许是帝王戏接连火暴,央视尝到了甜头,便没完没了,紧接着康熙盛世的,就是赞美乾隆大帝和好官刘统勋的《天下粮仓》。听听该剧的主题歌,那大清的乾隆盛世,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还要美丽。一个明主,一个忠臣,复兴又一个“大江南北,人丁兴旺”、“煌煌天朝,万千气象”的太平盛世。这样英明的救世主和刚正廉洁的清官,老百姓自然崇敬有加,一个个“敬天敬地敬爹娘,敬的是富国强民的好主张”,“热天热地热太阳”,“江山坐在百姓心上”……在如此勤政爱民的君臣的统治之下,在如此知恩图报的百姓的拥戴之中,一个在历史上大兴文字狱的朝代,一个既出铁血酷吏又出把举国财富据为己有的大贪官的朝代,在当今御用文人的导演下,变成了“一代代兴旺天下人担当,一座座粮仓天下人共享”的盛世。而此剧重点突出的清官刘统勋,完全视人命如粪土,为了维护皇家的利益和树立自己清官的美名,一上来就制造大冤案,不问青红皂白,不辩是非曲直,不讲证据法律,狮子口大开,吐出的只有一个字——“斩”,21颗人头便滚滚落地。

中国文学从最早的源头《诗经》开始,就有“讽”和“颂”的传统,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更多的是“讽”,而很少有“颂”千古流传。汉大赋式的“颂词”乃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时代的御用文人所为,它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也仅止于作为一种新体栽的意义。而汉大赋一味歌功颂德的夸张、铺排和矫情的文风,向来为优秀的文人所不齿。而在中共执政时期,汉大赋式的文风重获勃勃生机,杨朔的散文、贺敬之的诗歌、谢晋的电影、浩然的小说以及集体创作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最典型的献媚文学的范本。

到了如今的后毛时代,文人们又发明献媚的新品种——帝王戏,借助于现代高科技传媒,使最无耻的“汉大赋”传统更上一层楼,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精神桑拿。这种热播的现象,说明了文人深谙民众的潜意识心理,正如《康熙王朝》的编剧朱苏进所言:“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帝王种子”。百姓期盼救世主、奴才梦想坐上龙廷与争当高级奴才是国人难以根除的劣根性,救世主情结和帝王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鸦片,致使一代代不断上瘾。虽然到了近现代,间或有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但是长期吸食精神鸦片的毒瘾,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戒掉。何况,在辛亥革命和五四启蒙时期被中断的帝制传统,又被中共独裁政权以共产乌托邦的现代形式全面复活且变本加厉,似乎百姓不屈膝下跪高呼万岁,就盼不来英明救主,就没有小康好日子,更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帝王戏的热播,不但让百姓喝着茶饮着酒翘着二郎腿做起帝王梦,而且为瘟疫般泛滥的伪爱国主义和癫狂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

中国有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传统,不满现实的文人有话不敢或不能直来直去,遂形成了向后看的传统——做学问的注经和文学创作的用典(掉书呆子),但是,但凡有点骨气的文人的向后看,其主流倾向是我们常说的“借古讽今”,而绝少“以古颂今”。而新旧世纪之交的大陆文化界特别是影视界,也热衷于向后看,一时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贵妃格格、大侠神功……充斥荧幕,在众多的古装戏中,特别突出的角色皆为“开历朝未有之盛”的圣明帝王,官方喉舌《光明日报》也配合电视中的“帝王热”,专门发文大谈历史上的三大盛世——汉朝的武帝伟业,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但是,这种向后看倾向中的主流,无论是历史戏说还是历史正剧,在嬉笑耍闹和刀光剑影之间,在阴谋诡计和正大光明之间、在帝王豪气和仆臣萎缩之间……皆臆造出一段把腐朽坟墓化为不朽丰碑的伪历史,皆透露着一缕把妻妾成群演绎为忠贞爱情的陈腐矫情,皆洋溢着一股把屁股当脸的无耻劲头。

媚权媚上的传统,无疑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主流,但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遗风。尽管真正的傲骨只是凤毛麟角,尽管这种人格更多的是一种为官为文的理想境界,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它作为一种道德楷模,毕竟受到后人的尊崇,对文化人的行为也多少有点约束力。作为文化人,即便一心想对当权者献媚,也拉不下脸直来直去,如果太过赤裸直白,免不了搞得献媚者和被媚者双方都感到些许别扭,都觉得有失尊严。

换言之,献媚需要高超的技巧,时机、氛围、场合、方式、火候等诸种因素都要考虑,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所谓“增一分则高而降一分则矮”。在当今大陆,第三、四的威望远不如第一、二代,何况大搞个人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执政者本人还是御用文人,都不会利令智昏到肆无忌惮的赤裸程度。所以,为曾经阔过的所谓盛世帝王大唱赞歌,历史便成了献媚者“以古颂今”的最方便的道具。听听这些帝王戏的主创人员的自白,就可以强烈地看到当代文人的献媚水平之高,技巧之娴熟精致,实可谓前无古人,而他们最拿手的绝招就是公开无耻。面对公众,无耻一旦公开化,反而显得真诚且智慧且大气,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之谓也。

《汉武大帝》的编剧说:汉武帝创造了难以企及的伟业,包括开疆拓土,更新制度、一统意识形态和

《康熙王朝》的制片人刘大印在谈到这部戏的制胜法宝时说:“康熙平三藩除鳌拜,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可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大中华统一是全剧的主题。只有稳定团结,有了祖国的统一,才有后面的康熙盛世,才能发展生产。当然还提到腐败问题。比如康熙的老丈人被他下了死牢,康熙的大舅哥也未能幸免。两人一个是支持大阿哥的,一个是支持二阿哥的,这两个太子之争就是因为有两个亲家在后面撑腰,而这两个人也是腐败分子。”

《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说:“写帝王还要写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那种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非常巧合的是,专访对这位编剧的描述也有一股帝王气:“朱苏进先生带着藐视天下的傲气,纵论康熙,豪气冲天”。似乎他本人在编帝王戏的过程中已经成了帝王。

《天下粮仓》的导演吴子牛说:“它既不是正剧,也不打‘戏说’的牌,属于‘第三类’历史剧。它摆脱了帝王将相、宫廷争斗、才子佳人的老套,写的是民生、官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艺术风格上类似新文学运动时的经典历史剧。”向当政者献媚也就罢了,谁让自己只是“娼优所蓄”呢!但独裁者“所蓄”之“娼优”,反正已经不要脸了,索性就不要到底,在向独裁者献媚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自媚起来,居然大言不惭地吹嘘说:这部戏是“中国历史剧的高峰”。回首当年,吴子牛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一员,所拍的《鸽子号》被官方禁映。他沉寂了一段时间,推出的力作就变成弘扬主旋律的《国歌》,可见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由被当局打压的俊杰终于转变为被当局赏识的俊杰,滚滚利禄自然也在其中。

吴子牛的转变几乎是第五代导演的共同道路(田壮壮除外)。曾经在大陆电影界被誉为叛逆先锋的第五代,在靠着当局的打压和虚幻的反叛光环征服了国际影坛,也因此而功成名就之后,现在大都回归到媚俗媚权的主旋律加大众化之中。其中的恩宠有加者如陈凯歌和张艺谋,一位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成为中共执政五十年大庆的嘉宾;一位更荣幸地入选北京申奥团,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场见证人和有功者。他们的早期成功拜全球化之赐,他们现在受当局之宠乃功在狂热民族主义之恩。看来,吴子牛要获得陈、张二位的荣宠,还需加倍学习从嫉恶如仇到精巧献媚、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瞬间切换,学习怎样最快地为自己找到安全舒适又鸟语花香的舞台及顾左右而言它的作秀机灵。

御用文人一旦铁了心向权势者献媚,也就必然要自我贬损,或者说,献媚本身必须以自我贬损为前提。当今献媚者的聪明在于:在正面暗示出中共第三代的伟大政绩的同时,还要反面贬斥给权势者制造麻烦的人,即把最让独裁者头痛的群体写成改革的绊脚石。所以,在两部热播的帝王戏中,抬高帝王与贬低书生就要同时上演。

《汉武大帝》对暴君的赞美和对文人的贬低,居然在开篇就把司马迁作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已经老朽的汉武帝召见也同样老了的司马迁。武帝还是那么霸气十足,被割了屌的太史公却只能感激涕零,高声赞美汉武帝:“你的胸怀就象大海一样深遂,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这难道就是那位曾经在武帝面前独排众议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那位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腐刑极矣!”的罪人?那位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

《雍正王朝》大书特书雍正新政的丰功伟绩,对知识分子最阴毒的笔墨,就是突出表现雍正为了朝廷和百姓,而敢于得罪“天下读书人”和不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壮举:这位立志改革的帝王,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宁用目不识丁惟命是从的家奴而不用清廉自守犯颜直谏的名儒,大肆诛杀敢于挑战皇权的谏臣言官。编导在赞美雍正对读书人大开杀戒的同时,又刻意编造出种种“清流误国”的情节,以证明那类自许清廉、一身傲气的书生士子,实际上皆为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之辈,甚至书生们自持清廉和直言犯上,也成了洁己沽誉之小伎俩小聪明,比只会巧言令色的贪官和溜须拍马的宦奴更可恶,所以更该严办——杀无赦!这种对皇帝诛杀论政书生的赞美和对士大夫的清高孤傲直言犯上的贬斥,不仅是为历代帝王的文字狱传统辩护,更是为中共政权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当代史和现实辩护,以至于毫不顾及中国读书人一直弘扬的正宗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儒家人格。

《康熙王朝》也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帝王与士子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抬高帝王和贬低书生,但又不同于雍正的血腥诛杀,而是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着力突出了康熙是怎样以“帝王的情怀”和“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一点点降服了那些不可一世的高傲士子,怎样手把手地将满身穷酸气和迂腐味的书生,改造成治理一方的大员和心狠手辣的官僚。而书生士子的所有清高狂傲,不过是为了向皇帝邀宠要价,是在玩弄苦肉计或撒娇卖嗲的游戏。在剧中,“穷酸傲气”四字,成了康熙评价有才干的读书人的口头禅,编导就是要用皇权的威严震慑住书生的傲慢,用帝王的仁慈感化书生的抗拒,用龙廷的智慧征服了书生的博学。在荒漠上养马的落魄士子一跃升任统筹对台事务的地方大员,为民请愿的在野儒生旋即成为天子倚重的近臣,又被你死我活、阴谋肆虐的官场改造成老谋深算、冷酷狡猾的宫廷弄臣。这种对康熙不同于雍正的描写,显然与“七一讲话”之后,江核心想以“三个代表”来笼络知识精英有关。

按常识,帝王戏的主创人员肯定自视为知识精英,对于同类本该有一份“惺惺惜惺惺”的共同命运感,特别是经过了中共长期的迫害之后的大陆知识分子,今天好不容易争得极为有限的言论权利和社会地位,更应该为捍卫知识群体的应有尊严和独立权利而相互支持,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早日实现而同仇敌忾。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恰恰相反,非但不是知识界的相互支持及同仇敌忾,反而是为了争宠邀功、为了名利地位、为了自保身家而不断地进行狗咬狗的残酷内斗:面对面声讨和背后捅刀子、落井下石和故设陷阱、出卖朋友和打击异己、谄媚邀宠和揭发立功……这一切,贯穿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而且历久弥新,于今犹烈。这一切,不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公开肆虐,而且渗透到所有日常时间之中。两部帝王戏的主创人员对同类的刻意贬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劣根性的最新版本。虽然这种贬斥,无涉于某个具体的人,但其所指向的群体还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是对现行的跛足改革提出批评最持久最尖锐的群体。

如果说,文人相轻所导致的争斗和恩怨在任何制度下都无法避免,那么在一个健全的自由制度下,这至多是道德上的人性弱点,而与知识分子的言论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的制度无关,也不会造成个人及某一群体的人权的严重灾难。而在中共治下的大陆,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独立尊严的知识群体内部,这种道德上的人性弱点借助于野蛮制度的鼓励和纵容,就会变成极为残酷的无情打击和自相残杀,乃至酿成毁灭人身的极端人权灾难。下流文人为了自身的利禄,最爱利用独裁者所好在政治上置同类竞争者于死地。如此同类相残之悲剧,在中共执政的短短五十年里,已经周期性地频频上演,以至于使大陆文人深度中毒,毒性的发作也就无所谓运动时期还是平常日子。

屏幕上《康熙大帝》的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是:“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扮演者斯琴高娃用激扬高亢的腔调念出如此目中无人的台词,看得出,她真的入戏了,真的成了托付江山社稷给一个孩子的皇太后了。其实,这句祖母教孙子的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看不起一切古代帝王的毛泽东,临终把红色江山托付华国锋,也就一句“你办事,我放心。”邓小平把最高权力交给江泽民,托付之言是什么,仍然是最高级绝密。以老邓生前奉行的实用主义猫论和猪学,我相信他绝说不出孝庄的铿锵之言,至多是几句明智的实用话。

然而,小康时代的御用文人和戏子,却以如此霸道的台词和如此激跃的语调,凸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权力,并把这种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力升华为“天道精神”,让“帝王情怀”鼓满“浩然正气”。如此神来之笔,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又那么卑微——上媚权力下媚愚众顺便赚取大把的银两。帝王戏的热播使正在加入全球化的中国人的灵魂大辫子甩得震天响。还是“娼优所蓄”的文人了解上上下下的博大抱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帝王种子。”(编剧朱苏进语)可不是,就央视名主持人朱军也跟向皇家看齐,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谈及自己的主持风格:“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就要有皇家的气派和风范!”央视也不愧是电视传媒界的龙头老大,它为各地方台提供了名利双收的样板:怎样通过对历史的肆意阉割向当今专制者和大众口味献媚,再通过这种双重献媚牟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在后极权时代的大陆中国,“后现代”是文化界的时尚,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于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从审美的视觉效果上是何等醒目,正好与上海APEC峰会上推出的耀眼唐装相配。现如今,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景观中,最醒目的标志大概就是帝王戏和被誉为唐装的对襟袄了吧。对襟唐装已经成为银屏上的时尚着装,是名主持、名演员和名嘉宾的最爱,做工之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比之于当年的流氓文人郭沫若献媚于毛泽东,已经更上了不知多少层楼,如同央视自我表扬的台标画面:“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005年2月1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