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极权所制造的世界性罪恶中,中国人承受过的大灾难乃举世罕见。

16年前的1989年,是令整个世界震惊的一年,也是载入人类史册的一年。因为,对于人类的自由事业而言,这一年中的两个日子——中国的6月4日和德国的11月9日——皆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两个日子给世界的感受却全然不同:一则以大悲、一则以狂喜:

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八九运动,是中共极权历史上的首次自发民间运动,其动员规模之广泛、运动方式之和平、运动诉求之合理,皆为中国历史之前所未有。但这一伟大正义的和平运动却在6月4日的大屠杀中悲惨落幕。

六四之后的苏东共产世界,接连发生了既是戏剧性的也是必然性的历史巨变,随着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日轰然倒塌,笼罩整个东欧国家半个世纪之久的共产极权体制全盘崩溃。

那时,我因参与八九运动而被囚禁在秦城监狱,当我知道“柏林墙”坍塌的消息时,发自内心的喜悦,使那几天成为黑色牢狱生活中最鲜亮的日子。当我在1991年二月走出秦城监狱后不久,苏联的保守势力发动的“8.19政变”失败,民主派的代表叶利钦入住克林姆林宫。当共产极权的创始人列宁的塑像被起重机吊起、在半空中摇摇晃晃的画面传遍全世界之时,谁也不会怀疑独裁体制的世纪性失败已经难以避免。既然超强的苏东共产帝国可以于瞬间崩溃,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恐怖政治绝不会长久。

当时,我还特别想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伟大哲学家康德。在专制主义依然强大的18世纪,康德第一次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政治伦理原则: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1,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作为臣民都是平等的。3,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康德也为启蒙运动提出最响亮的口号:“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样的启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道德蒙昧,即,呼吁人们拿出勇气,摆脱那种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未成年状态。

康德更强调,自由体制才是通向永久世界和平之路。后来的世界历史也证明了康德的论断。特别是在西方自由联盟已经推倒了柏林墙、战胜了苏东的邪恶之后,西方国家理应对遭受血腥六四的中国人有着更深的同情和更多的支持。的确,六四屠杀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联盟,不但都向刽子手发出正义的谴责,也先后出台的乐中共政权的制裁措施。欧盟的对华武器禁运就是这种制裁措施之一。

然而,中共政权却在至今不承认屠杀罪错的情况下,靠GDP优先、利益收买和政治恐怖来维持着稳定第一的统治。在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丰厚订单的诱惑下,自由联盟中的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也由说不转向献媚。现在,由法、德两大自由国家的领导人全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就是这种变化的最为典型的例证。

众所周知,16年前,欧盟因六四屠杀而对中共政权实施武器禁运,人权问题是武器禁运的法理依据,禁运令明确规定武器出口与人权状态挂钩。显然,是否废除这一基于人权理由的政治决定,首先应该视中国的人权状态而定。

六四后的十六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日趋多元化,官方关于人权的说辞也出现了变化,还类似废除“收容遣送”这样的局部制度改革,甚至在2004年的人大会议上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像高速火车,而政治及人权的发展却像蜗牛,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观念变化和表面说辞,言论垄断、频繁文字狱、禁止民间结社、大规模宗教迫害和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仍然如故,特别是与六四屠杀相关的人权状况一直原地踏步:中共政权至今不承认镇压的罪错,六四亡灵没有得到安慰,六四难属受到压制,因公开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遭受迫害,因反对镇压而下台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了将近十六年,直到这位良知老人在软禁去世,官方仍然要禁锢紫阳的亡灵,让国内外再次感到独裁政治的冷酷。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权状态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不断乞灵于毛时代统治术的政治气候下,意识形态上的学朝鲜古巴和反新自由主义同时并举,言路急剧收窄,人权屡受践踏,加大整肃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界,加之党内的“保先”运动,政治严冬笼罩中国。中共的司法机器在“依法治国”和“司法为民”的口号下,继续充当著执行独裁意志、镇压民间异见、剥夺自由和迫害人权的工具。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制定了“颠覆罪”、“煽动罪”、“间谍罪”、“泄密罪”、“邪教罪”等刑事罪名还不算,还要利用“贪污罪”、“受贿罪”、“金融欺诈罪”、甚至“嫖娼罪”……来打压媒体、拘捕异见者和制造文字狱。虽然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杨天水案、李柏光案的最终结果,还算差强人意;但新青年学会案、何德普案、欧阳懿案、郑恩宠案、徐永海案、罗永忠案、姜力钧案、黄金秋案、刘水案、河南二张案(张正耀和张纤夫)……皆以判刑入狱告终,轻则二、三年,重则十年以上;遭遇跨境绑架式逮捕的王炳章和回国了解工潮情况的杨建利,即便拥有美国绿卡,并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持续而广泛的强烈关注,也决不得到中共的“灵活对待”,王被判无期徒刑,杨被判五年徒刑。还有没审结的赵岩案、师涛案、张林案、赵昕案、郑贻春案、上访人士叶国柱和郑明芳案等等。

与此同时,自2004年的两会以来,政权显然加强了对所有“政治敏感人士”的监控,有人被传讯和抄家,大多数被严密监控,他们的通讯被非法地监听、骚扰和掐断,人身自由被毫无法律根据地剥夺,有些重点人士在一年中所遭受的严格监控长达半年之久。特别是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和紫阳去世以后,官方的监控的范围之广和限制人数之多,创近年来之最。凡是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皆被事先警告,许多异见人士和良心犯的妻子被公安人员带到某一临时地点软禁起来,还有许多人被软禁在家里不得出门,少则几小时、一两天,多则几天、十几天;从外地来京悼念紫阳的人,有的被拦截在当地,有的被从北京遣返,更有人被捕,至今仍然身陷囹圄。

这其中,被警方传讯、跟踪、阻拦的许多人,并非官方眼中所谓的“敏感人士”,比如,上海的网络作者小乔女士也遭到警方监控;甚至有经常上电视作嘉宾的大学教授,想去八宝山送别紫阳,也被警方以传讯为由阻截,比如,青年干部政治学院的王东成教授已经拿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分发“讣告”和“车证”,但1月29日早晨他在校门口被一群身着黑色便装的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强行推进警车,劫持到昌平县的一个地方,拘押、讯问了近6个小时,至下午1时左右放回。同时,北京警方还把来京吊唁紫阳的山西学者赵诚拖进了另一辆警车。更卑鄙的是,警察还是用下三烂得手段,用胶水注满了王东成教授家的门锁钥匙孔,王的妻子只好打电话请“北京急锁难修锁服务中心”派人上门处理。经维修人员检查确认,该锁的钥匙孔被注满了速干胶水,胶水已经完全凝固,不破坏、粉碎该锁,房门无法打开。维修人员花费了2个小时3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破坏、粉碎了该锁,才打开了房门。

官方加强打压民间人士的力度已经降临到某些良知律师的头:

曾经代理过“黄静案”、“罗永忠案”等维权案件的山东律师李建强,其律师证已经被青岛市司法局非法没收了一年多,至今未还,致使李律师无法从业,也就等于切断了李律师的养家糊口的来源。

曾经代理过清水君、杨天水、张林、师涛等异见人士和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等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案子的上海天易律师事务所的郭国汀律师,在2005年2月23日被上海市司法局处以停业一年的处罚,没收了郭先生的律师证,查抄了郭先生的电脑,理由是郭律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一些境外媒体发表文章,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服务于北京市晟智律师事务所并获全国十佳律师之一高智晟律师,是另一位敢于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并公开为法轮功上书的高智晟律师,被有关方面多次“谈话”威胁,不让他替法轮功学员打官司。最近,他又代理林牧老先生对西安市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林牧先生因悼念赵紫阳而被西安警方拘禁十五天。但中共安全机构的警员公然以“吊销律师执照”胁迫高律师,让他放弃正在依法进行中的为林牧老先生的代理诉讼业务。

为了维护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言论自由,增经代理过多《中国农民调查》等多宗名誉权案件的著名律师浦志强,于2005年1月18日发表《就推荐2004年度中国宪法与人权十大新闻评选事宜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公开信》,将六四三难属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被捕事件,高智晟律师致函吴邦国委员长请求关注法轮功群体权利被非法限制和剥夺事件,公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仍然受到侵犯的事件,蒋彦永、刘晓波、张祖桦、余杰、包遵信、江棋生、曹思源、余世存等公民的人身自由遭受非法侵害事件,使用“双规”等措施违法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推荐为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为此,浦律师不但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负责人谈话,最近也经常遭到警察的谈话骚扰,在紫阳先生去世期间更被软禁在某招待所两天,两会前夕再次被警察找去谈话。

另外,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和法轮功人士继续遭受中共警方的压制。

我写这篇文章之际,正值中共两会召开前夕,从2005年3月1日起,北京警方像历年的两会期间一样派警方在我家的门口“站岗”,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通常的情况下,一天24小时内皆有五、六名警察和两辆警车值班,一直到半个月后的两会结束。

非常明显,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处在一党独裁的阴影之下,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仍然屡遭迫害,当下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人权,而不是尖端武器。

所以,大赦国际和无疆界记者等国际人权组织才会不断地批评中共政权,把中国列入“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列,“自由之家”才会在世界各国的自由度排名中,把中国与朝鲜、古巴、缅甸等独裁政权一起列入最少自由国家之列。

也正是基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迹象,对中国一向客气的联合国人权组织,才会在最近发表报告批评中共政权——批评北京政府任意囚禁和平地表达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的人士,抨击未经审讯就剥夺国民人身自由的“劳改”制度,指责为了关押政见异议者就在刑事法中大量使用模棱两可的用词,如“干扰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该报告还呼吁中国更好维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尊重“世界人权宣言赋予每一个人言论自由及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最高专署也呼吁中国“给与个人所拥有的权利以应得的重视”,更好地保护在中国宪法下应获保护的个人基本权利。

我不知道,以人权问题为法理依据的禁运令,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糟糕之时,德、法两国领导人声称已经无理由维持“军售禁令”的证据何在!

维持武器禁运,不仅具有保持地区性力量平衡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即向对自己的国民犯下过屠杀罪错的独裁政权保持压力。在六四后的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上,禁运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因为,一个握有强大武力的自由国家与一个握有强大武力的独裁国家,无论对本国人民还是对世界和平,皆具有非常不同意义。从国内政治看,自由国家不会把强大的武力用于镇压本国人民;从国际政治看,自由国家之间无战争。而且,当独裁政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和发动侵略战争之时,当国际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主义惨剧之时,自由国家可以利用强大的武力进行干预,以便终止人道危机、打击恐怖主义、甚至推翻暴政。

而拥有强大武力的独裁国家则恰恰相反,即便独裁者暂时不会把武力用于对外战争,起码可以用来镇压本国人民和维持独裁权力,米洛舍维奇用武力进行种族歧视、萨达姆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金正日把庞大的军队既用于对内镇压也用于对外讹诈,邓小平用军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这些活生生的暴行,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经济自由化固然重要,但政治民主化更为重要;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固然令人痛心,但自由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的人权状况的差距更应该令人瞩目。没有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将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现在,独裁下的中国正处在两级分化——不仅是贫富分化且是政治与经济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险状态中。所以,自由国家在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不应该为了经贸利益而牺牲人权。如果仅仅为当下的经贸利益而牺牲人权,那就不只是在亵渎奠基于西方的人类共同价值,而且是在损害西方国家和全世界的长远利益。

自二战以来,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和国际观颇为时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为了这样的尊重,甚至容忍某些国家的道德残忍和政治野蛮,容忍独裁者对本国国民的任意处置。然而,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及其文化与容忍邪恶的独裁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这种相对主义的国际观和文化观是典型的“新蒙昧主义”,它不是缺乏财富的经济贫困,也不是缺乏知识的理智蒙昧,而是缺乏人性良心和道义勇气的道德蒙昧。正是这种失去正确道德方向的“新蒙昧主义”对邪恶的容忍,撕裂了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地球村,造成人类生存的悖论: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尊重与保障,另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羞辱和剥夺;一极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主义,是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础原则的保障和尊重人权,另一极是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是不问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国的主权与文化传统的国际规则。所有的独裁国家,正是在主权至上规则和所谓“多极化”口号的庇护下,对内践踏人权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这种世界性分裂的不公、残酷和野蛮,远甚于南北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我不知道,尊重人权的文明和践踏人权的野蛮之间,如何和平共处或互不干涉?

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一个自由国家,不仅涉及到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权和福祉,也将影响到世界民主化进程和人类和平。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在第二任就职演讲中所言:“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把自由扩展到全世界。”他进而指出,共产极权破产后,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于独裁暴政及其“宣扬仇恨和为屠杀寻找借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如若自由国家只是基于既得利益的功利主义外交而对“邪恶力量”采取绥靖政策,而不是基于推广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外交,不敢对“邪恶力量”坚定地说“不”,毁灭的威胁就将随时变成毁灭的现实。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被历史一再验证过的常识:“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

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仅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西方的政府、民间人权组织和各大媒体对中国的人权状态和政治改革的关注,不仅可以向中共政权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在突破中国的“信息柏林墙”也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5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