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北京,在警方的默许下,示威群众向日本驻北京使馆投掷石头。

最近,在游行示威遭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到20多个省区的近四十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确实罕见。更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这几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平时,就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也绝不允许。而现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游行示威,且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尽管外界怀疑反日风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员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和指责时,铁嘴钢牙,一律否定。

大陆发生反日风潮,在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的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导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形容为“火山大爆发”,还出现“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华”这样耸人听闻新闻标题。同时,担心失控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在我接受国的境外媒体采访中,几乎每个记者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反日风潮是否会失控?”

在我看来,中国的反日风潮,既没有“如火如荼”,更不会发展到“失控”,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这次反日风潮的一些现象,还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1,操控反日风潮的中心和顺序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次高峰,皆是南北呼应的两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续两天,之后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风潮由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完成:4 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广州及深圳。

风潮过后,针对网上贴出的第二波反日风潮的号召,北京市公安局于14日发出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依法向相关机构申请并得到批准,而“对没有得到相关机关许可的示威,将依法追究责任。”果然,北京没有再出现游行示威。

第二波风潮也由南北几大城市来完成:日本外相访华前的4月16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上海和北方大城市天津等地,同时出现游行示威。17日,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和南方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地出现游行示威。

风潮过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马上发出警告:“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同时宣布:“抓捕了极少数混迹其中的违法人员”,“并将依法惩处。”

与此同时,中共最大的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17日发表题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再次重谈邓小平的老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对游行示威活动完全沉默的三大门户网站,却都把该评论置于新闻首页的醒目位置。

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公告的发布时间。北京和上海的当局都是在游行完成后才发布公告进行警告,而号召两波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显然是既要一定规模的街头反日,又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上和时间内。

另据香港明报18日报导,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喝停了一场有可能刺激日本的军方研讨会。

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当局发出的警告,党魁的亲自喝停,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街头反日到此为止,不会再有第三波高潮。

2,控制风潮的规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风潮,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首先,承担反日风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1-2万之间,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他类型城市控制在几千人以内。

街头反日之前的网络反日,也可以作为透视反日风潮规模的参考数字。网络反日活动,签名者高达二千八百万,可谓名山名海,群情激昂。而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只有2万多人。两种活动的参与人数简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后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让人充满疑窦。

其次,各城市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基本雷同,诸如:爱我中华、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

再次,各城市反日风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烧日本国旗和小泉画像之外,抗议行动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瓶子等杂物,砸毁日本使馆等建筑的窗户,沿路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游行之外,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

以上暴力行为,除了打人事件之外,其他行为都发生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

《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导,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刊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木偶。

同时,中共政权也表现出一贯的权力恐惧,在允许反日示威蔓延之时,同步加强对’异议’人士以及反日活动人士的控制。除了严控每到敏感时期都要加以严控的“敏感人士”之外,还把一些反日爱国民间组织的负责分批请到郊外“渡假”,比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爱国者同盟网、抵制日货联盟等传统反日团体的负责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们安排在一家会议中心内,只让他们打球、游泳,而不准他们外出。

3,被操控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

最明显的操控发生在媒体报导方面。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导,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在国内媒体上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简短的新闻之外,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则是一片空白。互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导,就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导。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则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国人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导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导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显然,这种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既为了国内的稳定,也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为了显示中共政权尊重民意及其游行示威的权利,又为了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以达到阻止日本“入常”的目的。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经恩准了这些街头抗日活动,媒体为什么不敢报?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时加以报导,中宣部又能如何?

4,被恩准的话题和勇气

在民众的公共参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大事也被严格分为“可谈论的”和“不可谈论的”。关心时政大事的人们,大都只能就“可谈论的话题”和“可做之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目前已经变成了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谈论且可有限制地行动的“重大国事”。所以,被垄断喉舌误导的、也被恐怖政治压制的爱国者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一绝对“政治正确”的国家大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社会责任感”,最高调抵制日货的年轻一代及中产白领们,也能藉此把“被恩准的勇气”发挥到极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强烈,到头来还是伪民意;在充满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办的爱国团体操,不能不被“真诚”的虚情假意所导演;只能向大海那边发出的呐喊,不过是精心计算过的勇气而已。特别是那些用石块反日的国人,懦弱得近于下流。

2005年4月18日于北京家中(BBC 2005-04-20)

http://www.boxun.com/hero/liuxb/288_1.shtml

编者注:以上为“博讯”版本,且文后有写作日期,还标明BBC发表日期,但BBC上发表的内容,与“博讯”版本略有出入,文后没有写作日期,特此附录。

2005年04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53北京时间 18:53发表
点评:被中国官方操控的反日风潮
学者点评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

最近,在游行示威遭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发生了波及到20多个省区的近40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确实罕见。更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这几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平时,就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也绝不允许。而现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游行示威,且规模都在万人以上。尽管外界怀疑反日风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员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和指责时,铁嘴钢牙,一律否定。

大陆发生反日风潮,在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的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形容为“火山大爆发”,还出现“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华”这样耸人听闻新闻标题。同时,担心失控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在我接受过的境外媒体采访中,几乎每个记者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反日风潮是否会失控?”

在我看来,中国的反日风潮,既没有“如火如荼”,更不会发展到“失控”,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这次反日风潮的一些现象,还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1,被控制大城市反日风潮的中心和顺序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次高峰,皆由南北两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续两天,之后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风潮由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完成:4 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广州及深圳。风潮过后,北京市公安局于14日发出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依法向相关机构申请并得到批准,而“对没有得到相关机关许可的示威,将依法追究责任。”果然,北京没有再出现游行示威。

第二波风潮也有南北几大城市来完成:日本外相访华前的4月16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上海及杭州发生示威,北方大城市天津也同时出现示威。17日,仍然是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和南方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出现游行。

风潮过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发出警告:“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宣布:“抓捕了极少数混迹其中的违法人员”,“并将依法惩处。”

这类事后的官方公告颇有吊诡之处,北京和上海的当局都是在游行完成后才发布公告进行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事前申请并获得许可,否则便是非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而号召两波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

与此同时,中共最大的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17日发表题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再次重谈邓小平的老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三大门户网站都把该评论置于新闻首页的醒目位置。

所以,以我的判断,不会再有第三波反日游行高潮。因为,当局发出警告已经很明确:街头反日到此为止。

2,控制风潮的规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风潮,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承担反日风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1-2万之间,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他类型城市控制在几千人以内。

各城市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基本雷同,诸如: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

各城市反日风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烧日本国旗和小泉画像之外,抗议行动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瓶子等杂物,砸毁日本使馆等建筑的窗户,沿路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游行之外,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

同时,街头反日之前的网络反日,可以作为参考数字。网路反日活动,可谓群情激昂、名山名海,签名者高达二千八百万,而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只有2万多人。两种活动的参与人数简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后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让人充满疑窦。

同时,中共政权也表现出一贯的权力恐惧,在允许反日示威蔓延之时,同步加强对异议人士以及反日活动人士的控制。除了严控每到敏感时期都要加以严控的“敏感人士”之外,还把一些反日爱国民间组织的负责分批请到郊外“度假”,比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爱国者同盟网、抵制日货联盟等传统反日团体的负责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们安排在一家会议中心内,只让他们打球、游泳,而不准他们外出。

3,被操控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

最明显的操控发生在媒体报道方面。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在国内媒体上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简短的新闻之外,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则是一片空白。互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就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则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国人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显然,这种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既为了国内的稳定,也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为了显示中共政权尊重民意及其游行示威的权利,又为了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以达到阻止日本“入常”的目的。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经恩准了这些街头抗日活动,媒体为什么不敢报?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时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4,被恩准的话题和勇气

在民众的公共参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大事也被严格分为“可谈论的”和“不可谈论的”。关心时政大事的人们,大都只能就“可谈论的话题”和“可做之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目前已经变成了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谈论且可有限制地行动的“重大国事”。所以,被垄断喉舌误导的、也被恐怖政治压制的爱国者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一绝对“政治正确”的国家大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社会责任感”,最高调抵制日货的年轻一代及中产白领们,也能借此把“被恩准的勇气”发挥到极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强烈,到头来还是伪民意;在充满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办的爱国团体操,不能不被“真诚”的虚情假意所导演;只能向大海那边发出的呐喊,不过是精心计算过的勇气而已。特别是那些用石块反日的国人,懦弱得近于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