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论自由早已成为普世人权的时代,也在21世纪的网络时代,中共政权的理念和管理,居然还停留在野蛮而黑暗的中世纪,不但有违于老祖宗马克思的教诲,甚至连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的开明统治都没有。

如果中共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么,中共政权掌权五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文字狱”,已经彻底背叛了其老祖宗的遗训。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严辞批判了普鲁士政权的禁言制度,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名文。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所以,马克思的结论是:权力害怕真理,书报检查制度就是权力恐惧的产物,而治疗权力恐惧真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但是,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政权,不但从来没有废除过“因言治罪”的恶法,而且至今仍然以“煽动颠覆罪”迫害异见者。

同样,中共也自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者,但它在实际上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继承大都是传统文化的糟粕而非精华。比如,在如何对待不同政见方面,中国的“文字狱”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时代的频繁的“因言治罪”,显然是中国传统的糟粕之一。但中国传统中也并非只是“文字狱”的糟粕,还有从先秦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汉文帝的废除“诽谤妖言法”的精华。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史家无不赞扬汉代的“文景之治”。我读古书的感觉,“文景之治”应该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以仁义无为治国,皇家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君主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文帝之治,不要说与汉武帝的杀人如麻和残忍无情的暴政相比,就是与历代帝王中的明君相比,也是帝制时代最高境界的仁政了。所以,汉文帝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特别是,文帝一朝,先后废除祸及无辜的“株连灭族刑”、制造文字狱的“诽谤妖言罪”和极为残酷的“肉刑”。即便身处二千多年的今日中国,读读文帝二千多年前所下的废酷刑诏书,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仅以废除“诽谤妖言法”的诏书为例,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文帝下诏曰:“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汉文帝诏书,尽管还未意识到“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但他已经明确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工具性价值:允许畅所欲言对清明政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作用,因言治罪的恶法对朝廷和百姓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上,汉文帝的治国之道如果能够得到继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绝不会至今还停留在权大于法的人治水平。

遗憾的是,汉文帝之治实属极为罕见的偶然,汉景帝已经不如汉文帝宽容了,及至汉武帝就堕落为杀人如麻的保证,他恢复了秦始皇的文字狱传统,重新订立了以言治罪和鼓励告密的法律。在后来的历代帝王中,虽然再没有开明如汉文帝的君主,但也有相对开明君主,如唐太宗和宋太祖,二人善于倾听不同政见,很少因臣子的敢言而治罪。到了明、清两朝,在朱元璋、康熙和乾隆的治下,文字狱再次泛滥成灾。但是,帝制时代的暴君与中共暴君毛泽东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中共政权,既自称集中国传统之精华,毛泽东更是古书不离卧榻;也自奉为现代政党,在口头上肯定“言论自由”而否定“文字狱”,甚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把“言论自由”写进了1954年宪法,之后的四次修宪也无不把“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但在现实政治中,毛泽东却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从胡风案到反右再到文革,这位暴君一手制造政治恐怖及其“文字狱”的灾难,要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暴君,可谓前无古人。

后毛时代,尽管文字狱的残酷性有所下降,打击面也有所收窄,但频繁发生“文字狱”从未间断。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的先利用后镇压,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来整肃党内外的政治异见,对和平表达政见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进行暴力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江泽民的统治,也严控媒体和自由知识界,大搞因言治罪,将许多异见者、民主党和法轮功投入监狱;胡锦涛上台不到四年,为了巩固其权力,也不断加强对媒体的严控、对网络的封锁、对自由知识界的严控,对异见人士的镇压。

由此可见,21世纪的中共当政者,其政治的胸襟和自信,远不及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

如果中共现政权真要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不仅要熟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重温马克思的名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也应该重温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箴言,再学学汉文帝的政治胸襟,废除“煽动颠覆罪”。

2005年5月1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