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独裁者是野蛮的,他们迷信暴力、残忍和阴谋,对外推行穷兵黩武,对内实施恐怖政治。独裁者大都具有病态的权力恐惧和多疑猜忌,把主观认定的危险当作客观存在的危险,常常会制造出许多莫须有的敌人,导致滥杀无辜和冤狱频繁。但传统独裁的滥用暴力和恐怖统治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战场上的敌人或企图颠覆政权的“政敌”,而决不会把杀戮的主要矛头对准驯顺的平民,不会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剥夺。传统独裁者也绝不仅仅基于意识形态的标准,把顺民群体作为必欲除之的敌人或非人。

然而,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野蛮统治形态,它比任何专制独裁制都更加残暴,极权主义仅仅根据其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敌与友、人与非人,划出“理应被消灭的群体”,并以“集体屠杀”、“集中营”、“劳改营”的方式进行肉体灭绝,以“公审”、“游街”、“大批判”、“思想改造”、“检讨过关”等方式进行精神灭绝。极权者所要灭绝的人群,既不是阴谋颠覆政府的政敌,也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按照种族的或阶级的标准所定义的“敌人”,即被意识形态偏见所定义为“非人”。被纳粹极权定义的“劣等种族”和被共产极权定义的反动阶级,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武装人员,也没有夺权的野心,他们大都是徒手的驯顺的平民,是政权的效忠者,甚至是一味自贬而不要任何尊严的胆小鬼。他们只希望通过尽力服务于政权、战战兢兢的自我改造来获得极权者接纳。

但在极权主义的眼中,无论这些顺民们怎样表演效忠、提供服务和自我改造,他们的种族标记和阶级出身却永远难以消除的,那是永远的耻辱标记,必要遭到群体灭绝。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西方历史上:

古罗马的苏拉暴政时期,被打死的元老、贵族、骑士和普通人有几千人。

提比略、卡里古拉和尼禄这三位古罗马暴君统治时期,共有几万人被杀。

中世纪最残暴的宗教裁判所,即西班牙总裁判官托马斯。德。陀克维玛达,他的残忍曾使所有教会刽子手黯然失色。在他十八年的裁判中(1480-1498年),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烧掉六千八百六十位缺席的或已死的异教徒和异端者的模拟像,判处了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穿带有“圣宾尼陀”的耻辱服装,没收财产,终身监禁等。西班牙整个宗教裁判时期的牺牲者共三十四万一千人,其中,被活活烧死的约三万二千人。

在法国一百年迫害新教徒的时期内,天主教大约打死约二十万新教徒,其中几千人惨死于那个最著名的血腥夜晚——巴托罗缪之夜。也就是1572年8月23日夜,胡格诺教徒的重要人物聚集在巴黎,参加其领袖那瓦尔王亨利的婚礼。天主教的亨利。吉斯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领武装部队,屠杀徒手的胡格诺教徒二千人。那瓦尔王亨利因同意信奉天主教而幸免遇难。因8月24日是巴托罗缪节,故史称“巴托罗缪之夜”。

在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时期,革命法庭判决上断头台者共一万七千人,被关押在狱中的人数大约七万人左右。

再看西方的纳粹极权统治时期,仅种族灭绝就在短短的四年内屠杀掉六百万犹太人。

据俄国史学家统计:在俄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伊凡雷帝的统治,皇家直辖区制度夺取几十万人的生命。在伊凡雷帝最疯狂的时期,莫斯科每天都有十至二十人被打死。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百年中,俄国沙皇制度处死的政治犯有几十人,死于监狱或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千人。

再看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暴政所杀害的人数,据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曾通报: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

在最疯狂的1937-1938年,莫斯科曾经在一天内就处决上千人;在秘密警察所属的路比扬卡监狱,平均每天登记执行枪决的数字就有二百多起。

共产极权的恐怖统治依靠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曝光,在共产极权统治的三十九年里,1700万东德人生活在东德国家安全部、即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这种控制之全面渗透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东德国家安全部里有长达180公里的案卷、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和近1.5万袋撕碎的文件。人们估计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大约收集了600万份个人档案,其中400万份是关于东德公民的材料,另外200万份是西德人的档案。东德国家安全部曾有2万名军官,他们和9.4万名情报人员以及分散在2全国各地各种机构中的417.3万名眼线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入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

如果前苏联和中国的类似档案被解密,那将是远远超过东德的天文数字!

即便是其他共产小国的杀人数字也极为惊人,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政: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加在一起将近一千万。

2005年7月1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