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自秦灭六国、大一统以来,这位始皇帝接受书生李斯的进言,大搞思想一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大量典籍被付之一炬,四百六十名读书人被活埋。由此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字狱”传统。之后,像汉武帝,唐武则天,明朱元璋、朱棣,清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喜欢重用酷吏和制造文字狱的暴君。

就我个人的读史经验而言,前期帝制中最残酷的暴君是枭雄汉武帝。他既好大喜功又专权霸道,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穷兵黩武、严刑峻法、重用酷吏、嗜好杀戮,草菅人命的统治术,他杀人如麻,仅在多起“巫蛊案”和“文字狱”中,被株杀的人大概就有几十万。汉武帝的思想独裁和政治恐怖,中止了思想多元化和轻刑薄赋的“文景之治”,所谓的“汉武盛世”,到头来不过是劳民伤财和累累白骨的军功,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唐朝,唐太宗的相对开明和仁慈的统治,很快被武则天的恐怖政治所取代。尽管,武则天剿灭政敌、重用酷吏和大兴告密,有女人作皇帝遭遇重重阻力的原因,但在根本上则是独裁帝制的必然。为了权力,她曾谋杀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将一对尚在豆蔻年华的孙儿和孙女活活鞭挞至死!为了权力,她的近亲被灭族不在少数,每族都有百余人口。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镇压和对元老大臣的迫害,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每一案都有密室阴谋和罗织罪名,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上千、上万人被杀或遭流放。除李显、李旦及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李唐宗室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比如,垂拱四年,高祖李渊、太宗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被贬斥、流放和诛杀。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因与越王李员交往,他本人及其子孙多人被杀。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后全部被诛杀。载初元年,以谋反罪诛杀了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因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

对元老重臣的镇压,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二十四个作过宰相的重臣中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斥、流放和诛杀。尚书左丞相冯元被酷吏周兴折磨死在狱中;禁军将领黑齿常之被酷吏来俊臣关入死囚,对他实施敲牙、剜眼、割舌、剥皮、剁掉手和脚等酷刑之后,又开膛剜心处死。那些为武则天充当刀斧手的酷吏们,仅仅是女皇的权力工具,一当女皇的权力巩固之后,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刘光业、万国俊、王德寿、鲍思恭、屈贞筠等酷吏,一一死在女皇的权杖之下。

明朝,从朱元璋大杀功臣和大兴文字狱开始,其绝对专权和恐怖政治最为后人病垢。明朝的开国元勋,除了汤和坚决退隐还乡得以善终之外,其他人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判刑。朱元璋首创类似秘密警察组织的“锦衣卫”,晚年又发布针对贪污腐败和忤逆不忠的《大诰》,把严刑峻法推向极端,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曾下令一次处死68名进士和53名监生,5名进士和2名监生被流放,70名进士和12名监生被判服苦役;甚至,朱元璋发布命令说:如有才之士拒绝奉召为朝廷服务者,一律处死。

通过武力篡权的朱棣当了皇帝后,一面进行残酷屠戮,一面大兴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把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方孝儒一家被掉灭“十族”873人!朱棣还把方孝儒的妻女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昼夜不停,被摧残至死的,朱棣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

为了巩固权力,朱棣还建立了由宦官掌领的特务机构——东厂,与锦衣卫共同行使镇压职权,专门从事“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特务行当;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建立另一特务机构——西厂,也由宦官掌管;有明一朝,太监弄权最盛,成化年间的太监汪直、武宗正德年间的太监刘瑾,皆依靠掌管东西厂而专权,大兴冤狱,疯狂敛财;及至天启时期,统领东厂的大太监魏忠贤实际上执掌大权,其残酷血腥,达到太监治国及其特务统治的顶峰。从汪直到刘瑾再到魏忠贤的恐怖统治,究竟滥杀多少人,史书上并无确切统计。

清朝,号称最有作为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也是制造冤狱最多的三个皇帝,其中尤以所谓的“十全老人”乾隆为最。在他统治期间,“文字狱”达到清朝顶峰,共有一百三十余案,其中的四十七案的案犯全被处死,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然而,这些封建帝王与现代极权者毛泽东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这些传统帝王们在位时的屠戮,毕竟没有达到全民动员的规模,再残酷也是局限于宫廷内斗的范围。而掌权之后的毛泽东,不仅一直在制造的文字狱和迫害虚构的政敌,而且不间断地发动全民战争和大规模阶级灭绝。他既利用专政机器和正规军队来杀人,也屡屡发动群众利用多数暴政(群众专政)来杀人。

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在全国展开,在批斗、公审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斗争中,被处决的和死于其他方式的地主200万人左右。

同时在城市展开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仍然是大规模的批斗、公审和处决,即便按照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最正规的杀人比例,被处决的人数最少也有70—80万。但各地的滥杀,最初得到纵容,后来想阻止又难以奏效,被以各种方式致死的“敌对分子”,大致估计也有200万人。因不堪忍受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而自杀者高达80万人左右。

从50年代的镇反到晚年的文革,每次运动所整肃对像必有知识份子。专门针对知识份子的整肃就有50年代的“知识份子改造”、“批《武训传》”、“反胡风”、“反右”,上百万知识份子遭到迫害;1959年反右倾,全国戴帽的高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年“右派份子”的数量,两大运动中受牵连人数超过千万。死于文革的大小知识份子更是难以统计。

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造成了至少2000多万人非自然死亡(叶剑英语)。

毛泽东统治时期,除了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之外,政治迫害致死的人数起码在三千万以上。

无怪乎,毛泽东在1958年得意地宣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见: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另一超过古代暴君之处,是通过疯狂的造神运动和再造新人运动对全民实施“精神暴政”——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狂妄得目中无人,他把自己视为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慧的先知,而把其他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除了不断地制造出要在肉体上消灭的敌人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广大民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其残酷性一点也不次于“消灭敌人”。

在他的统治下,全民效忠已经达到连梦都不能违背领袖意旨的程度,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不仅“阶级异己分子”都变得唯唯诺诺,而且也是全民洗脑运动,彻底洗掉独立思想、人格尊严和个人首创性,洗掉爱心、良心、仁慈、同情和诚实,最终使洗掉人性,留下“狼性”和“羊性”的混合体,既残暴、多疑、嗜血、冷漠,又懦弱、胆怯、阴暗、狡猾。直到今天,向良心说谎仍然是国人的必修课。

由此可见,毛泽东感到自鸣得意的,不是超过汉文帝的仁政而是远远超过秦始皇的暴政。

2005年7月2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