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从教徒良知到公民反抗

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发源于古代基督教的“良知不服从”,但二者却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即以公开的违法行为来诉诸于多数的正义感,它所违反的对象是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它对制度非正义的反抗具有以下特征:1,它基于普世的公共道德理想而区别于公共领域的道德相对主义。2,它的反抗诉诸于公开性而区别于反抗的秘密性;3,它的反抗坚持非暴力性而区别于反抗的暴力性。4,它的反抗既是基于良知对普遍正义的关注而选择的自愿违法行为,又是对法治秩序的忠诚,承认公民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

近几年来,中国的自由知识界越来越关注公民不服从,肖雪慧、崔卫平、徐友渔、秦耕等人都有专文论述。圣雄甘地的传记和记录他生平的电影,在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何怀宏先生编辑的《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性意义。但在我看来,书中所选的资料过于偏重世俗性的公民不服从,而忽略了公民不服从的宗教性来源——基督徒的良知不服从。事实上,西方的“公民不服从”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几乎与西方文明史共始终,即源于古希腊的世俗性资源,更源于基督教的殉难传统,起码在梭罗正式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以前的漫长历史上,基于良知的非暴力反抗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其理论资源也主要来自基督教先知的言论和神学家的神学。

可以说,古希腊精神养育出苏格拉底,古希伯来精神养育出耶稣,为“良知不服从”提供了最早的人格典范;接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先知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难及其布道,二世纪的德尔图良大主教对殉难精神的弘扬;再接下来是教父时代的伟大主教圣。奥古斯丁提出了基督徒的“良知的权利”。

西方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良知不服从运动”,就是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徒对罗马统治者的徒手反抗(参见我的文章《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载于《观察》);推动西方文明由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基督教内部的第一场规模空前的“良知不服从运动”——发生于16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之后才是诞生于世俗化的现代公民不服从运动。

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化,意在把人性从黑暗中世纪的神权专制中解放出来,也使基督徒的良知不服从转变为“公民不服从”。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率先提出“公民不服从”的口号,并以个人良知来反抗政府决策及其法律;二十世纪中叶,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马丁。路德金的伟大践行,使非暴力反抗享誉整个世界。接着,在南非大主教图图的积极参与下,以曼德拉为首的反种族歧视运动由暴力转向非暴力,最终瓦解了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歧视制度,迎来了南非的民族和解。

也就是说,尽管现代的公民不服从或非暴力反抗运动所争取的目标大都是世俗化的,但印度的独立运动也好,美国的民权运动也罢,抑或是南非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这些运动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宗教性的,可以说,超世俗的信仰一直是非暴力反抗的精神之源。比如,从1900年到199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有81名,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教徒,而且基督教徒居多。如最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南非大主教图图和非国大领袖曼德拉。

一、良知不服从的古典范例

在西方历史上,“良心不服从”的最早历史典范,在世俗的意义上是苏格拉底,在宗教的意义上是耶稣,也就是由古希腊传统和古希伯莱传统相结合所构成的“两希精神”。在此后的的二千多年里,西方人一直把苏格拉底与耶稣相提并论,称之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殉难者。圣·奥古斯丁的“良知的权利”就是对苏格拉底式和耶稣式的人格实践的神学升华。

为信念殉难的苏格拉底

无论后人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如何评价,但他坚守个人良知的人格却被普遍公认为典范。他爱智慧,爱到蔑视功名利禄的程度;他追求美德,极端到在一个民意至上的制度中不惜冒犯众人;他鄙视导致多数暴政的雅典民主制度,进而以先知的傲慢来蔑视芸芸众生;他自信是好公民,执着到既蔑视审判又服从死亡判决的程度;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倔犟到英勇无畏、自愿献身的程度。

苏格拉底式的良知反抗对后人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的启示是:基于个人的良知(对思想之真的信念和对道德之善的践行),无论面对多么野蛮而暴虐的强制,信仰者都必须坚持己见而不接受控罪;同时,基于公民的责任,无论遭遇多么不公平的司法对待,也必须服从法律的判决。同时,就人类政治制度的建设而言,苏格拉底的自愿殉难凸显出权力不受制约的悲剧,无论这权力来自君主或人民,专制君主的暴政和人民的多数暴政同样可怕,因为二者皆是自由之敌。

正是基于此,西方思想史上那些最挑剔的哲人,也不得不在批评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和知识论的同时,仰望苏格拉底人格的光辉。即便把苏格拉底作为“奴隶道德”的始作俑者来加以激烈抨击的尼采,也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之死的高贵性。尼采说:苏格拉底之所以成为希腊青年的前所未有的楷模,不仅在于他善于生,更在于他善于死,他以自己的理性和信仰战胜了死亡。在此意义上,不是雅典城邦判决了苏格拉底,而是他的自我判处。在知识论上,罗素批评苏格拉底的思维“不科学”,是对“真理的背叛”,甚至就是“最恶劣的哲学罪恶”,但在人格评价上,罗素也不得不说:“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我们可以相信他有资格上通于圣者”。

为信仰殉难的耶稣

再看“良知的权利”的另一来源——耶稣殉难。

在《圣经·新约》的记载中,耶稣仅仅带领一小队目不识丁的底层人,开始了向整个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事业,并为此殉难。犹太人把耶稣看作背叛犹太信仰的异端,罗马人把耶稣视为反抗帝国秩序的异教徒,耶稣殉难于犹太教的多数民意和罗马总督的权力相结合的暴政。然而,钉死一个耶稣,却让成千上万的人接受十字架的启示,跟随耶稣的殉难榜样的队伍日益扩张,直到耶稣的信仰征服了整个西方。

也就是说,自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后,这种社会底层对罗马贵族统治的反抗,便走上了徒手信仰对暴力镇压的殉道式反抗的道路,正如耶稣教导的那样:这是一种极端的绝对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徒手反抗——左脸被打,再送上右脸。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历史上,为争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么不屈不饶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失去很多人,但从未丧失他们的精神或希望。”

在西方,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作为圣父献出亲子为人类承担原罪及其苦难,也作为圣子以身殉圣父来张扬爱之信仰的奇迹,被视为基督教历史的奠基性大事件,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任何划时代的现实革命和思想革命。十字架事件起码表现出四重意义:

1,圣子耶稣之所以被钉于十字架,在世俗的意义上,就在于耶稣代表了当时的底层反抗,他是失败者、弱势者、被抛者的代言人,是反抗强势阶层和主流信念的异己者。

在宗教的意义上,耶稣的代言与反抗,是基于人子对圣父上帝的信仰,他历尽艰难险阻而向人世布道,以先知的姿态传播爱的福音,即把上帝之爱带给人间,又警示人类的原罪之身。

2,十字架之所以成为圣徒殉难的象征,就在于耶稣殉难标志着因信称义,即由爱到义的完成。由于耶稣的殉难,基督教不仅是爱的福音,更是直面罪恶和承担苦难。

无罪的耶稣被诬陷为犯人,遭受羞辱、戏弄,戴荆棘冠冕、吐唾沫、打耳光、鞭打……他一直沉默着。

耶稣背起十字架,走耶路撒冷一条崎岖不平的路上,那条路后来叫苦路。

耶稣被绑上十字架,钉子穿过他的手腕,穿过他的踝骨,从上午九点到正午十二点,太阳越来越暴烈,耶稣的血渐渐流干。

人类无法超越苦难,却能够承担苦难。信仰也不能让人超脱苦难,信仰只教让人承担苦难。

耶稣的殉难是双重的,既肩负起为人世承担罪责和苦难的为人责任,又承担起传播对上帝的绝对信仰而尽到信徒的义务。

3,十字架是牺牲的象征,更是复活的象征。耶稣传播上帝福音的布道就是先知的预言;耶稣作为教徒,其殉难最集中地凸现了“信仰者的良知”。先知和信徒具有人神的双重性,既是肉体可以被毁灭的世俗之人,又是“道成肉身”的属灵生存,而肉体的毁灭无法杀死属灵的良知,因而耶稣是不朽的,即便肉体被处死,也终将复活——耶稣以付出肉体的殉难把灵魂交在到天父的手里。

耶稣的生是为了死,耶稣的死是为了复活。所以,耶稣的神性不会被受难所朽坏,上帝的羊羔连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

在受难日里默想:苦难被经历了,也被克服了。

在复活节里纪念:救赎成功了,福祉降临了。

在任何时代里,信徒良知皆是人的生命升华到似神境界的标志。

4,最重要的是,耶稣式的受难就是良知的反抗,尽管受难,但反抗却不是基于仇恨和刻薄,更不是暴力造反和以牙还牙,而是基于上帝的爱和宽容,遵守非暴力的不服从原则。这种爱、宽容和非暴力,甚至具有极端的绝对性质——爱你的敌人,宽容你的对手,左脸被打再把右脸送上——意在以自愿受难来唤醒施暴者的负罪感、忏悔意识、敬畏情怀、谦卑精神和宽容态度,以便从人性对神性的皈依中,清除制造罪恶的人性根源。

这样的非暴力反抗是对上帝的顺从,所以,它绝非道德上的懦弱,而是道德上的绝对勇气,即坚信上帝对信徒良知的启示,就是人世必须遵循的道义原则。这道义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具有普世的感召力和劝诱力,绝非权杖、刀剑和财富所能代替和征服的。

二、基督徒的良知权利

耶稣殉难之后,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两位传道先知和建立早期教会的主角,在与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尼禄的对抗中,两人像耶稣一样为传播福音而殉道,在公元64年双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两人也都为人类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信仰箴言。

彼得留给基督徒的最著名箴言是:“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新约·彼得前书》)

圣保罗在被囚禁期间,写出了四封著名的“狱中书信”。在谈到如何反抗奴隶制时,保罗提出:首先,尊重现行的正规制度,但坚持“平等、博爱”的信仰原则——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其次,基督徒的信仰良知绝不会与现存制度同流合污,但反对用暴力革命来推翻现存制度。宁可凭爱心祈祷,不可用刀剑相逼,通过传播“爱人如己”这一新信念来坚持非暴力反抗。保罗的“狱中书信”,既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其中有许多语录成为著名箴言,特别是关于“爱”的布道尤为著名,比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新约·加拉太书》。再如那段最著名的箴言:“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贫困,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新约·哥林多前书》)

在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过程中,先是耶稣、之后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做出了殉教的榜样,开启了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公元二世纪的最著名基督教主教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殉道者的鲜血乃福音的种子。”为了记住和表彰这些殉道者,基督教留下了著名的《殉道者行传》,其中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

如何面对迫害及其死亡,在刀剑的威逼下,是还以硬性的刀剑?还是施以柔性的道义?恰是对信仰者是否虔诚的最大考验。耶稣教导的“爱敌人”、“毋以暴力抗恶”与保罗关于“爱”的布道,完整地凸现了基督教反抗的特质:以一种“极端的爱”来融化“极端的恨”——暴力。无论遭遇怎样的暴力迫害,受害者绝不对加害者动刀剑,而只对拥有暴力的加害者坚定地说“不”,并乞求主宽恕施暴者。

基督教诸先知的殉难之血,养育出教父时代的圣?奥古斯丁神学。这位集神学独创、主教权威和虔信人格于一身的伟大主教对西方思想的贡献,决不只在于其“天上人间二元论”、“原罪论”和“自白式忏悔”,还在于他把耶稣殉难事件上升为神学中的“良知的权利”。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作为基督徒的个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教徒又是臣民,相应于尘世王国与宗教教会之间的紧张,臣民责任与教徒责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在他看来,上帝之国高于国王之国,教徒身份高于臣民身份,所以,对上帝的虔敬和服从是绝对的、优先的,而对帝王的效忠和服从则是相对的、次要的。当天国秩序与王国秩序之间发生冲突时,凡人服从上帝和尘世服从天国,犹如肉体服从灵魂。所以,作为教徒的个人只能选择站在上帝的天国秩序一边来反抗君主的国家秩序。

奥古斯丁还相信,在理性和意志及激情的双重性之外,作为具有道德感的动物,上帝又赋予了每个人以善恶双重性:向善的天性和作恶的本能。向善者是那些自知“原罪”的人,也就是上帝的信徒;而作恶者是那些道德上的蒙昧主义者,不知道人的“原罪”而陷于更深的罪恶——狂妄——之中,也就是撒旦的追随者。然而,上帝的目光却具有直逼每个人灵魂的穿透力,在上帝的注视下,没有不作噩梦的作恶者,也没有不获得灵魂安顿的向善者;上帝通过信徒的甘愿受难而表现绝对的宽容,直到这宽容让作恶者自觉羞愧。所以,向善者对苦难的承受是对作恶者灵魂的最大考验,考验其灵魂是否还有获救的可能和希望,也就是能否被逼出道德上的恐惧和内疚;作恶者为恶的肆意也是对向善者的良知的最大考验,考验其良知能否在任何险境中坚守信仰而不背叛。

在天国秩序与王国秩序之间,教徒的良知反抗所遵循的原则:

1,坚守对天国秩序的信仰是教徒的良知,服从王国秩序是臣民的责任,但是,当王国的要求与教徒良知发生冲突之时,即,当尘世国家要求教徒违背上帝意志之时,教徒唯一的选择便是不服从,宁可违反尘世法律,甚至被宣判为死刑,也决不放弃信仰。

2,反抗的非暴力原则。基督徒的良知反抗,不是武装暴动,而是消极抵抗,也就是以基督徒的谦卑情怀,在坚守对上帝的效忠的同时,宁愿接受法律的审判和惩罚,甚至不向上帝提出惩罚刽子手的要求。

3,要求反抗的持久坚韧和始终如一。基督徒甘愿承受苦难的良知,通过殉难的持续累积(接力式反抗)和极端形式(被钉十字架),将对施害者的灵魂构成巨大压力。作恶者施暴的强度与受难者抗暴的韧性成正比,作恶者越残酷越疯狂,为善者就越坚定越平静;而为善者越坚定越平静,作恶者越恐惧越不安,直到作恶者的夜晚被下地狱的噩梦充满。

坚信非暴力反抗的正义和力量,就是坚信上帝所启示的“天道和良心”,相信有上帝的世界必有普世正义的存在,相信历史的发展是以普世正义为道德方向,相信普世正义对人的灵魂的感召具有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在这种来自信仰的精神力量的面前,任何物质性的威逼利诱都终将失效,并现出渺小、鄙俗和怯懦的原型。

与其对施暴者发出怒吼,不如给他们轻蔑的一瞥;与其对着恶贯满盈的现实徒然悲叹,不如乐观地向邪恶说“不”!

三、作为“非暴力起义”的近代新教改革运动

(一)迫害异端导致基督教内部的非暴力反抗运动

古代基督教的良知不服从运动所反抗的主要是世俗王权,而当11世纪由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完成了政教分离之后,西方社会结构的权力二元化便有了制度性保证。与此同时,占据正统地位罗马教廷达到了权力顶峰,它不仅垄断了管理属灵事务的权力,也经常甘于世俗事务的管理。随着教会权力日益膨胀,罗马教廷开始走向堕落,它既是战争狂又是吸血鬼,既垄断教权又垄断财富,既炫耀主教的权杖又挥霍腐败,既是信仰解释权的垄断者又是异端的迫害者。

换言之,这个企图独霸人类精神世界权力的教会,已经由单纯的信仰团体变成了利益集团。在经济上,一方面是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对各地教会和普通信徒进行敲骨吸髓的诈取,另一方面是买卖神职、出卖赎罪券、聚敛和挥霍财富的腐败,罗马城里的主教在拉特兰宫(Lateran)的生活,其排场堪比皇帝及其王公大臣们。所谓“教皇的税吏甚至比国王的军队更恐怖”的民间谚语,正是普通教徒对教廷的强烈不满的表达。

上帝的代理人已经变成双重的独裁者:精神的压迫者和财富的掠夺者,于是,各种异端思想纷纷出现,成为底层教徒反权贵反教权的有利工具。所以,在中世纪,最令教廷恐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其他异教,而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异端。当时的教廷根本不可能对各类异端做出宽容性的接纳,而只能愚蠢地做出防御性的镇压反应。如果说,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对外的讨伐异教,那么,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主持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性基督教公会议,就是对内的镇压异端。

1227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执掌罗马教廷之后,开启了镇压异端的制度化:他发布“绝罚赦令”,设立宗教裁判所,发行“宗教法庭指南”,建立书籍审查制度,审讯时的体罚制度,惩罚法规(包括耻辱标志、没收财产、监禁、火刑处死等);之后,英诺森四世在1252年5月15日发布了迫害异端最恐怖的教皇通谕《论彻底根除异端》:把根除异端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世俗权力完全听命于宗教裁判所。这项教皇通谕使意大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天主教会的首席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写出了权威性的《驳异教徒大全》。

十字军东征成为最血腥的信仰之战,宗教法庭成为最臭名昭著的迫害异端之地,留下了遗臭万年的《巫女之锤》,这本经过教皇英诺森八世钦定的通谕,为腥风血雨的迫害异端开启了大门。据记载,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处死过至少一万五千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处死过三万二千人;在法国,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尼古拉·雷米是个迫害狂,据说他在一天之内就烧死过被判为女巫的八百名妇女。更荒唐的是,许多迷信魔法的高阶神职人员却热衷于巫术审判,比如,1316年当选教皇的约翰二十二世,一面沉溺于各类魔法,不惜用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作抵押,来换取具有魔力的器皿,一面又疯狂地迫害术士,连续发布四份训谕,发动了史无前例地迫害异教徒运动。

无数的异教徒和女巫的鲜血淤积起来,阻塞了多元化的精神通道,窒息着人类的精神创造力。直到新时代黎明之际,宗教法庭还烧死过布鲁诺,判决过伽利略;在16、17、18三个世纪里,还陷于巫术审判的极端狂热之中。据西方史家估计,在这种极端的宗教狂热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二十万到一百万之间,且大多数是女人。也就是说,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宗教不宽容及其迫害异端,便是这“黑暗”的最醒目标记。

(二)承上启下的新教改革运动

罗马教廷的垄断权力、腐败挥霍和迫害异端,必然遭到异端的反抗,可以说,在反教廷垄断和反教会腐败的意义上,中世纪的异端运动正是16世纪的新教运动的先驱,新教运动不过是此前的一系列异端运动的继承者:被迫害的异端“……为以后约翰·胡斯的改革派异端铺平了道路,被十六世纪新教辩护士所采纳,成为宗教改革的先驱。”(《宗教裁判所——异端之锤》,爱德华?伯曼著,何开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P9)两者的不同只在于:先驱者失败了,继承者成功了。而历史的悲哀就在于,先驱者是悲剧人物,他们必定失败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继承者是正剧人物,他们必定胜利并赢得权威。因为,无数先驱者所付代价的持续累积,终将达到某一临界点,继承者又恰好幸运地把握住了这一临界点。

16世纪,作为启蒙运动前奏曲的新教改革运动,是个人心向上帝的良知对罗马天主教廷的专断权威的反叛。新教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的反抗,除了指控教廷的腐败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宗教宽容和基于教徒个人良知的信仰。他公开呼吁宽容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教异端;公开主张“每个人皆为教士”,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每个信徒都具有不经由教会权威的钦定而直接仰望上帝的信仰权利。他在《论世俗权威》一文中表达了宗教宽容观念:“由于信与不信,全系个人良知之事……世俗权威应满足于料理其自身之事,而准许人们,依照他们的能力和志愿,信这或信那,而不用外力强迫任何人。……我们既不能也不该强迫任何人信教。”

基督徒的个人信仰无须教会的引领和裁决,自己有能力直接面对上帝和接受良知的裁决。正如路德所言:不是教会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以良心判断教会的是非。教徒自己怎么直接面对上帝?做自己良心认可的事,足矣!

同时,由路德领导的新教运动之所以不同于当时的农民起义,还在于这种以教徒的个人良知取代了教会权威对信仰解释权的垄断的反抗,是一种“非暴力起义”。它主要诉诸于新教教徒对信仰的个人良知而非暴力手段。为此,路德专门写了《劝基督徒毋从事叛乱书》。路德承认,“邪恶和专制”已经“使平民们忍无可忍,受压过甚。他既不能再忍,也不愿再忍了。他实在是有充分的理由揭竿而起,正如农人们现在恫喝着要实行出来的。”但是,暴力叛乱“是一种不利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求的改革。因为叛乱缺乏理智,大都伤害无辜者甚于伤害有罪的。因此什么叛乱都是不对的,且不管它的理由多么美好。它所产生的害处常常超过它所达成的改革,所以它应验了‘每况愈下’的话。”在此意义上,叛乱是违背上帝的魔鬼建议,魔鬼一心要激起叛乱,但“他不会成功,也不能成功。”因为“上帝已禁戒叛乱”。

路德劝告新教徒在面临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压迫时只作三件事:第一件是“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因为这罪使上帝的严格公义,将这反基督教的统治加在你们身上”。第二件是“你们要谦卑地祷告,反对教皇的统治”。第三件是“只用话语不用任何武器”,“你们要将你的口作为基督之灵的口,……勇敢继续所已开始的工作,用宣讲和写作,使人民知道教皇和其党徒的诡计欺诈,直到将他暴露,在全世界前蒙羞,那么我们便做到了这一步。因为我们必须用语言诛他;基督的口必要作这事。那就是把他从人心除去,并使他的谎言被暴露轻视的惟一方法。他一经从人心被除去,不受信任,他就已经被毁灭了。我们的暴力对他豪无伤害,反使他更强大,正如前此许多人所阅历的。但真理的光才能伤害他。当我们将他与基督,将他的教训与福音彼此对照,我们自己毋须努力,就要使他降卑,完全败亡了。”

总之,“你必须以温柔敬畏的心废除人的教训,说明你的理由,渐渐使他们得释放。”

也就是说,个人良知对强制的反抗,不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而是既遵守普世正义的内在律令,又要坚守非暴力原则,甚至要服从现行法律的外在秩序。新教教父路德一面唤醒新教徒对上帝的个人良知,在信仰上不屈从于天主教会权威,以便抗拒教会的霸道而腐败的权力,一面又坚决反对诉诸于暴力的农民起义,要求信徒们的遵纪守法,以便做一个维护法律秩序的好公民。

再如,世俗意义上的大哲笛卡尔,一方面,作为一个哲人,他提出“怀疑一切”的哲学命题,置疑和挑战所有既存的思想权威。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对于真理的探究者而言,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做一个不迷信权威、不屈从权势的独立思想者;另一方面,笛卡尔认为,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就是要遵纪守法,所以,这位思想上的叛逆者,却给自己立下了严守国家法律的规矩。

路德和笛卡尔所谨守的不合作原则,正是来自奥古斯丁提出的“良知的权利”:既要善待个人良知,以和平的方式反对一切信仰上思想上的强制,坚守个人对信仰对真理的独立探究;又要尽到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自觉遵纪守法,以维护社会秩序。后来的美国思想家梭罗所发动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都是以自愿违法并接受法律制裁来践行“良知的权利”.

新教运动还具有重要的世俗化意义,如果说,加尔文教中的“天职”观念(通过在人世间的辛勤工作和克己节俭来积累财富,乃履行教徒对上帝的天职),在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商业与古老的基督教伦理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那么,路德所强调的个人化信仰,即那种无需教会的代理而直指个人灵魂的信仰,就等于通过宗教内部的改革开启了近代“个人主义”的滥觞。正是这种基于个人的良知意愿的全新信仰观,成为基督教的良知不服从运动向世俗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转变的通道。

四、现代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在现代西方,世俗意义上的公民(良知)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写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反抗国家及其法律的个人权利问题。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

他认为,任何政府的完善都要依赖于公民的个人责任感。只有在国家承认个人有更高的和独立的力量,承认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均来自个人,并且相应地改变其对等个人的态度的时候,只有在那时候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如果不承认个人权益或得不到民间社会的有效监督,一切政府(包括民主政府)都会因滥用权力而侵犯个人权益而腐败。当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从事非正义之事时,每一个有更好的正义感的个人都必须对国家进行道德上的反抗,即用个人良心对抗多数的决定,用个人正义感对抗法律。他在著名的《公民不服从》一文中指出:在政府利用权力并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不义行动时,公民有责任根据自己的良知判断采取非暴力的抵制行动,凡是具有正义感的个人都应该在道德上反抗政府的不义之举。

同时,非暴力反抗的公民责任中包含着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哪怕是非暴力反抗所抵制的法律。梭罗率先身体力行,他以自愿坐牢的行动号召美国人反对政府的两大决策:对墨西哥的战争和继续在南方推行奴隶制。

将近一个世纪后,圣雄甘地领导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1930年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运动开始,他就一直站在非暴力反抗的最前沿,直到1947年6月印度独立,甘地以身体力行的伟大实践验证了非暴力反抗的神奇功效。甘地明确提出非暴力反抗的三大原则:1,只要公民的良知无法忍受某种非正义秩序,就一定要起而反抗,且必须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哪怕一次次失败,哪怕遭遇巨大个人风险。2,只要采取了非暴力反抗,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非暴力方式,哪怕屡遭暴力的镇压和恶法的迫害。因此,他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也反对印度内部的教派纷争中的暴力。3,虽然非暴力反抗旨在以诉诸良知的行动来改变非正义的制度和恶法,但这种反抗却建立在对一般法律的尊重上,哪怕因坚持良知行动而违法,也甘愿接受全部惩罚。

甘地以其来自信仰的近乎绝决的非暴力姿态,不仅唤醒了印度民众的道义勇气,也逼出了大英帝国的良心,催生出一个独立民主的新印度。但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迎来和平,克什米尔战争几乎与印、巴的独立并行地开始了。为了平息印巴纷争和宗教冲突,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甘地,再次以绝食的方式呼唤民族的宗教的和解。1948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1时55分,甘地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绝食斗争,绝食的目的是“祈祷诸神纯净大家的心灵,消除所有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必须下定决心,要兄弟般地在这个国家和睦相处”。不幸的是,没有被英国殖民者压垮的甘地,却倒在一个宗教极端分子纳图拉姆·戈德森的枪口下。

甘地倒下了,但他的人格和非暴力思想却长驻人间,他在成为一个民族的圣雄的同时,也成为整个人类的典范。

之后,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他像甘地一样,听从公民良知的内在召唤,起而反抗种族歧视。他也提出为了践行良知而甘愿接受法律惩罚的非暴力反抗原则,最后,金博士死于罪恶的枪口之下。他的殉难也像甘地之死一样,逼出美国白种人的良心,从政府到普通百姓的绝大多数白人,因金博士之死而站在废除种族歧视制度一边。金博士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而“民权法案”这一非暴力反抗运动的伟大成果,以平等对待的新制度兑现了的金博士的“终生之梦”,也可以告慰金博士的在天之灵。

为民权运动而殉难的马丁·路德金,以自身的言行为后人留下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黄金教益:1、公民不服从恶法,是利用制造合法性危机的极端行为,用个人甘愿以身拭恶法的巨大代价,把制度及社会的非道德和非正义之现状凸现在执政者和公众面前,促使政府和民众的良心发现,共同进行重建制度合法性的政治改革。所以,政府应该对公民不服从行为的违法与一般刑事案件的犯罪区别对待,至少不能使这样的良知者受到法外迫害。2、不服从恶法的良知行为,必须出于单纯的正义和爱心,必须是公开的,并准备为此承担一切风险巨大的后果,包括受到人身攻击、法律制裁、甚至坐牢和牺牲。正如金博士所言:“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

在任何社会,良知者都是少数,因而也就弥足珍贵。良知者有时会坚持有违多数的主张(如苏格拉底),社会的发展也屡屡证明“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能否有效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是衡量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之好坏的重要标准。一个能够保护少数良知的制度,既是对盲目的从众心理的一种矫正,也将激励整个社会的良知,对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言,实在是善莫大焉!保护少数良知者的权利,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印度独立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的非暴力反抗的成功,启示了南非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当南非大主教图图介入曼德拉领导的反歧视运动以后,宗教性的非暴力反抗逐渐代替了非国大的暴力反抗,放弃暴力的曼德拉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性道义支持,最后,曼德拉式的非暴力反抗逼出南非白人的良心,在南非领导人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合作中,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制度走向寿终正寝,曼德拉在南非第一次全国性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图图、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因对南非种族和解的伟大贡献而先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之后,图图大主教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新南非开启了旨在消除仇恨的种族和解,给世界留下了“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伟大精神:种族歧视制度所伤害的,绝非仅仅是那些暴力的受害者,也是那些曾经拥有暴力的加害者,在种族和解的前提下伸张正义,就不能只顾及受害者,也要同时考虑加害者,要以抚平二者创伤为目标。所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根本无法完成真正的和解,而只能以受害方的宽恕和加害方的忏悔来完成。

在巴以之间漫长的血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争取独立建国的斗争,也逐渐由暴力的恐怖主义转向非暴力和平进程,阿拉法特也因放弃暴力而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随着庇护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独裁者阿拉法特的病死,巴勒斯坦人民在大选中选择主张非暴力的阿巴斯,巴以关系也迎来和平解决的曙光。

五、公民不服从的伟大力量

有人在评价圣雄甘地时说:“他鄙视怯懦胜于鄙视暴力”。甘地自己说:“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民族萎靡困顿。”马丁·路德·金博士经常引用《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中箴言来表达决心和鼓舞民气:“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他对其支持者们的最极端号召是:用我们的身体填满他们的监狱,直到种族歧视恶法被废除为止。

是的,“良知的权利”,不是诉诸法律保护的个人权利,而是诉诸道德操守的个人自律。既坚守与人类之善融为一体的个人良知——无论面对怎样严酷的威逼;又尊重法治制度——无论这法律如何。这种既反抗又服从的非暴力行为,并非道德上的怯懦而是个人的“尽责”。毋宁说,良知反抗,首先要落实为每一个体自愿行使的权利,是以个体是否具有坚定信念和鄙视怯懦为前提的。历史上成功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可怕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的物质贫困,而是灵魂贫困或良知贫困,在那些著名的非暴力反抗者的眼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如果在道德上是怯懦的和蒙昧的,必然导致精神上的萎靡,而精神萎靡的个人和民族皆无可救药。

所以,伟大的马丁·路德金坚信:甘愿接受惩罚的自觉受难,终将以道义良知战胜强权下的暴力和恶法。他指出:“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也就是“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他也坚信较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

2005年8月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