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广东省梅州市兴宁黄槐镇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有123名工人被困,生还希望渺茫。

8月29日,官方救援人员已经放弃搜救幸存者努力,被困井下123人全部遇难。历时23天的救援工作,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其它死者尸骨无存。

每次大矿难发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再次高度关注、发出指示,特大矿难要派联合调查组;当地政府的各级领导再次组织抢救、看望受难矿工家属和追查相关责任人。这两年,又多了一道领导干部“道歉秀”的风景。

从上到下的官员都信誓旦旦,要整顿煤矿,关停无证煤矿和私人小煤窑,加大安全投入和技术改造,尽量杜绝煤矿事故;此次中央官员还发出狠话:要让黑心矿主“倾家荡产”。

然而,无论高官们如何关注、如何三令五申、如何严惩责任人、如何愧疚和道歉,甚至每年几次全国性“安全生产大检查”,也无法减少中国的矿难,民间舆论把下井的矿工称为“预期死亡的人们”。

一边是最低廉的劳力从事最危险的职业,几乎每天都有黑暗中的矿难,矿难中的矿工死伤、亲人嚎哭和受难者家庭的绝望;一边是最有钱的煤老板经营最赚钱的行业,他们个个都是一夜暴富,买豪车,住豪宅,吃豪宴,雇保镖、买枪支,一脸阔气,一身狠气,……同一种黑金却划分出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

在这种贫富两重天的背后,是比黑金和黑心更黑的制度。

首先,官方对生命的政策性蔑视:煤矿安全投入欠账过多(高达500多亿),长期沉迷于高能耗、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政策性的补偿规定导致死亡赔偿标准过低,对暴利的贪婪和对政绩的追逐导致对矿难的麻木心态。

其次,制度性救济的匮乏:煤矿行业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矿工也没有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不允许独立的新闻监督和独立的司法调查,矿主和衙门的官商勾结只能愈演愈烈。

其次,这一切政策性和制度性原因,总根子就是冷酷的党权至上和官权至尊的体制。一党独裁从来都是冷血的,从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只有冷血制度培养出来的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在当今世界上,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已经变成国际通例,它标志着国家及其政权对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也以此来彰显生命的宝贵、来提醒全社会对生命的珍视。而在中国,国旗是为高官们准备的,中共政权可以为某个领导人的死亡下半旗致哀,却从来没有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按照中国国旗法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但自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实施以来,中国屡屡发生百人以上的特大矿难,却没有一次下过半旗志哀。甚至,1994年12月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夺走了288名中小学生和37个成人的生命,2005年6月黑龙江牡丹江市沙兰镇洪灾夺走105个小学生和4个成人的生命,这个冷酷的政权仍然没有下半旗。中共政权可以为某个领导人下半旗致哀,却从来没有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

对于频发的矿难,有关官员及其御用专家曾一再强调:国情的特殊决定了中国矿难频发的难以避免。他们振振有辞地论证到:通过对国外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发展趋势的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具有高度相关。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生产事故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事故率才开始逐渐下降。所以,中国经济要到2020年才能达到人均GDP5000美元,也就是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有到那时,中国安全生产的水平才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那么,同样是不发达国家的印度,现在的人均GDP只有50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1000美元。按照中国官员的推算,印度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应该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但事实上,印度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42,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共官员用经济发展水平来为矿难高死亡率辩护,除了冷血,再无其它。

关于控制矿难的死亡率,有关官员居然说:矿难死亡率准备按照每年下降4.0%的幅度控制,已经是天大的政绩了!比如,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准备控制在3.8左右,比2003年的4.17下降0.37。按照这样的官方逻辑,起码在2020年前的十五年里,矿工们只能忍受每年3000多起矿难和四-六千人左右的死亡。

也就是说,只要还采煤,矿工就要继续每年数以几千计人数死下去。这是多么可怕的官权逻辑!

在中国,“一支独秀”的经济背后是矿难的“一支独秀”。

在黑金吃人的背后,是更黑的崇拜GDP和暴利的人心。

在黑金和黑心的背后,是更黑的蔑视生命的制度。

2005年9月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