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10月14日 13:07

刘晓波走过的歧路和内心的挣扎(1)

明镜记者黄舒心

(陈军先生目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八九年被北京列入49人黑名单时是出租车司机,现为自由职业者)

与刘晓波私交甚笃的陈军,为好友获奖感到非常欣喜。他认为,这份奖项是对中国几代仁人志士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努力捍卫人类基本尊严和普世价值所付出艰辛代价的肯定,是集遇罗克、张志新、魏京生一直到八九民运及维权运动等以来的大成,“但刘晓波获奖实至名归,在过去20年,与其他曾各领风骚的的几代民运人士相比,刘晓波的坚持、成就与个人付出的代价都不逊色。”

刘晓波不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虽然刘晓波获得这份难得的殊荣,但围绕在刘晓波该不该得奖上的争议仍旧不断。一是批评1989年天安门学运时,刘晓波有作秀之嫌。当时学生已经准备撤离,但在“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与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站上舞台的情况下,天安门广场再度激起热情,该撤的学生没辙.

第二,刘晓波在1989年9月份接受中央电视台採访时,曾表示“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言论一出饱受外界抨击。第三,外界也对刘晓波的着作《末日倖存者的独白》多有批判,认为着作污衊天安门民主运动、有为官方间接背书的嫌疑。

陈军对《明镜》强调,外界在认识刘晓波的成就之际,也应该对刘晓波这个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此才能明白刘晓波过去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包括他走过的歧路和内心的挣扎。在陈军看来,一位傑出的人物常常会有普通人的一些弱点,但普通人却永远可能不会有傑出人士的一些品质.在刘晓波的身上有些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些品质,陈军是在自己同刘晓波多年交往的过程,才慢慢体察到的。

“虽然我之前在媒体上看过刘晓波的报导,但还没机会认识他。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我是在六四之前的4月6日被官方正式驱逐出境,到美国后,与1988年底来到美国的刘晓波结识,发现两人都有哲学背景,都酷爱文学,加上他为人处事坦诚豁达特别合我的心意,因此我和他一见如故。”

陈军强调,刘晓波投身民运时,已在中国拿到文学博士,刘晓波的阅读相当广泛,不论是文学、哲学,或是美学都有所涉猎.他不只关心政治社会变革的议题,还关心形而上学、及宗教和道德这样的精神领域,这是刘晓波与许多其他民运人士不同的地方。

在美国的交往期间,陈军与刘晓波谈论过相当多的议题,但他们都不关心当朝人物的内幕政治,甚至也不怎么关心某个单独政治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而是广泛探讨各式各样、有关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其中很自然地谈到中国文化的弊端,包括对上几代知识份子的身份和角色的检讨。

“当时我和刘晓波想搞一个‘刘雁宾现像研讨会’。因为我们认为上一代知识份子对共产党还是抱持希望,想做‘第二种忠诚’,也就是认同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但认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以今天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希望’皇上体察我们知识份子的用心‘。”陈军说.“我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断奶。”

此外,陈军与刘晓波也想藉由研讨会检讨海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消极抵制的现像。当时,许多菁英、自由派份子都宁可与“中国民联”保持距离,认为自己的作为才能真正对中国民主化有所贡献,而“中国民联”是边缘团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刘晓波还认为,中国的知识份子除了坐而论道,写文章呼籲社会变革外,很少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但研讨会最终引起相当大的反弹,包括刘雁宾本人。

不过,也因为这些讨论,让刘晓波决心返回中国,投身刚开始的学运.“当时我们圈子里也有其他人买了飞机票,但最后真正上飞机的就刘晓波一人,这点我要为他鼓掌,他从来就是敢作敢为,是个性情中人。”陈军说.

回国后,刘晓波仍和陈军保持密切互动,并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自己的信念。在天安门广场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刘晓波对陈军感叹道:“虽然许多知识份子到广场上演讲、劝说学生,但总被学生排除在外,原因是学生认为知识份子只会作秀,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有号召力的人,如方励之,不愿在线上,没有号召力的人又不能让学生信服,正由於缺乏一批有感染力的领导者,学运到后来几近失控。”刘晓波认为,他必须在学生中做一件事,去赢得学生的信任和某种意义上的说服力。

因此,刘晓波与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展开绝食运动,在学运已陷低谷时高调介入学运,并写了《我们的建议》宣言,呼籲学生别让仇恨毒化大家的智慧。“这个观点我们交换过一些意见,我当时在海外提的口号是:搞民运要优雅一些”。陈军说.

“后来天安门要被武力清场时,刘晓波等人临危不惧出面与军队谈判,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将学生和平领出天安门,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悲剧。正是刘晓波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付出,在最困难的局面时起了领头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个人成就。”陈军表示,那时可以看到晓波对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原则的坚持,他后来关於“我没有敌人”的提法便是从那时逐渐发展出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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