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终於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流亡生活,踏上了返回故土的旅途。他穿上人们熟悉的那套粗布猎服,在美国佛蒙特州的机场登机前对围着的记者兴奋地说∶“过去二十年在西方流亡中,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但我没有加入任何国家的国籍,我至今还持着俄国护照。”说着,这位七十五岁的流亡者拿出他的苏联护照,翻了翻说:“遗憾的是,它是二十年前的,上面印着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是一本俄国的护照。”

这位曾写出《古拉格群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中,最後回国的一位。无论俄罗斯还是西方的记者,都争相追踪报道他的言行。

良知是不能妥协的

索尔仁尼琴当年因为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在严寒和苦役下度过了八年铁窗岁月。随後他以这段经历写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揭露劳改营的残酷。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四年他又写出《古拉格群岛》,以更犀利的文笔和详实的细节,记录了斯大林铁幕中残害无辜的劳改营真相。作品发表的当年,他在莫斯科的家中被秘密警察带走,随後被取消公民资格,驱逐出境。最初两年他流亡在欧洲,後来十八年一直居住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小镇写作。

索尔仁尼琴挑战共产专制的智慧和勇气,使他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原苏联民众中都有巨大的声望。苏联帝国垮台後,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一九九三年秋,圣·彼得堡市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四十八的市民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下届总统。

但索尔仁尼琴回国後明确表示,他不参加任何政治竞选;拒绝出任任何官方职位。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即对政府监督的角色,对社会腐败批评的角色。无论是对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政府,还是对当今叶尔钦的政权,索尔仁尼琴都毫无顾忌地给予尖锐的批评。即使他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腐化和贪污舞弊。他指着议员们尖刻地说,“许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索尔仁尼琴这种坚持独立知识分子角色的意识是中国知识人一向缺乏的。中国知识人的传统则是“学而优则仕”,津津乐道於混迹士大夫阶层或给权贵做谋士;而少数“出污泥而不染”的,则退居山林,做隐士,不问政治。这两类知识人都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精神。而在毛泽东的共产专制下,知识人想做“隐士”也做不成,都成了中共政权“皮”上的“毛”。

正是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使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不懂什么是“独立性”和“批评精神”,分不清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的角色区别,更不习惯听非谋士角度的独立批评声音。

无论政治人物或任何政体的谋士,为了击败对手,有时都要讲究策略,或进行某种妥协,即为了进两步而暂时退一步。而独立的知识分子既不想帮助哪个政府巩固政权,也不想谋取政治权力。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坚持道义和正义原则。而道义和正义原则是绝不能妥协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也不关心什么策略,因为那是政治家和谋士们的事。但很多中国的知识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替政治家们想策略、讲妥协,而忽视即使坚定捍卫也很难保持住的正义原则。

索尔仁尼琴这种始终如一地发出对执政者批评的声音,发出独立於各种政治派别的监督的声音,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启示。

不灭“人欲”,更存“理性”

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际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後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於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

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回到俄罗斯,就对正处於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他大声谴责社会上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侈,“新贵”的撒谎欺骗。他对记者说,“俄罗斯人正在攀登一种最拙笨、最鄙俗、最破坏性的生命形式,民族精神正在沦丧。我理解这些,我对此也不惊讶,这正是我要回来的原因。”即使全社会都不理会他的疾呼,他仍坚持住道义的呐喊。

索尔仁尼琴这种对道德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当今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尽相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更是把这种价值推到极端。所谓“天理”,实是“人理”,即统治者的一切规矩。

中国改革开放後,给“人欲”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於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来个“天地翻覆”,将“存天理,灭人欲”颠倒过来,强调“人欲”至上。大陆青年学者刘晓波在他的成名作“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中就完全否认理性,认为“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欲。”并解释说,“欲有两种,一是性,一是金钱。”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的“天理”当然要否定。但却不应以另一个极端的“人欲至上”和不讲道德来否定。例如美国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并非这块土地“人欲”泛滥,而是因为它的理性和思想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更符合人性。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所说,美国的强大既不是由於它的军事实力,也不是它的经济实力,而是它的“思想力量”(power of i dea)。

罪恶,是不能忘记的

索尔仁尼琴没有从美国直飞莫斯科,而是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当他经过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从飞机走下来,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他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演讲中,强调要调查当年共产专制的罪恶,要追究迫害者的罪责。他主张,像德国追究当年纳粹罪行一样,俄罗斯人要追究共产党徒的罪恶。面对一些俄罗斯人提出要忘掉过去,向前看,寻求“民族和睦”,他反驳说∶“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当年的杀人者、迫害者必须承认错误并忏悔。”他说,对他个人来说,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在西伯利亚迫害和残杀了几百万同胞的人。”

索尔仁尼琴这种追究共产罪责的意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宽恕”,“中庸”,实际上是一种不讲“是非”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熏陶出的知识人,面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犯罪集团四十多年来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苦难,还喋喋不休地主张与共产党实现“社会和解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曼德拉被选为南非总统後,也有人提出为实现社会和睦,大赦过去的迫害者。但最近南非政府司法部长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说∶“没有对过去罪责的追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睦。”因为离开是非,离开正义,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睦。南非政府现在采取的政策是,对过去执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军人和警察,如想获赦免,必须自首,交代过去的罪行,承认错误并忏悔。

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追究了过去的罪责,“过去”才不会重演。一位对此同感的俄罗斯海军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

误解西方文化价值

但索尔仁尼琴在回国後的言行中,也暴露了两个致命弱点∶否定西方文化价值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

索尔仁尼琴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中,都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摇滚乐、色情、犯罪和枪杀等。他的结论是,“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於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只有爱国主义能够把俄罗斯人民凝聚起来。”索尔仁尼琴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西方宗教所取代。

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言论,隐含着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错误理解。他虽然在西方住了二十年,但仍然没有了解什么是西方文化的主体价值。西方文化并非就是摇滚乐、色情和暴力等。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是“自由主义”。它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以国家强大为目的。

中国近代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西方文化是人类现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体现着目前人类最进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为这种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实际上,这种接受,就是亿万人内心深处人性需求的呼唤,以认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达和印证。

当然,索尔仁尼琴长期在西方生活,亲身体验到了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但他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是认知上的巨大误差。他没有认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是主体价值带来的“副作用”,或者说是“代价问题”。以言论自由为例,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会出现个人攻击和诽谤等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保障言论自由,就无法避免个人攻击、诽谤等“负面问题”出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人,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詹姆斯·麦迪逊曾说,言论自由与诽谤中伤是一个同生体,後者是前者的派生枝,但它是一个不可切除的派生枝,因为你如果切除叉枝,主茎就会枯萎。再例如,美国最受争议的枪枝管制问题,也是一个“代价问题”,它源於宪法条款“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美国宪法的这条原则是保障人民不受政府压迫的权利,也就是说,一旦有独裁者窃取了国家权力,人民有权利武装自己,推翻独裁专制。这一主体原则派生出人人可以购买枪枝。社会上枪杀案的增加,当然与人人可以拥有枪枝有关,但美国人认为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也不能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武装自己反抗独裁者的权利”,因为这是一个更高和更根本的价值。

太多的人只想得到好的结果,而不肯付出任何代价,或刚看到代价就立刻否定主体价值。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想局限在於,虽然他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年,但他一直隐居写作,全是写有关苏联的事情,没有认真学习和把握到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绝学习英文,放弃了直接接触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媒介。他居美近二十年,离开时,在机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还要他的已加入美国籍的儿子做翻译。

索尔仁尼琴抨击西方文化价值的言谈,并不受到俄国人的欢迎。莫斯科的一家独立的日报说,索尔仁尼琴现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

宣扬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

索尔仁尼琴的另外一个弱点是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他回国後,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属於少数,那是旧苏维埃“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疾呼∶“俄罗斯民族为什么非受制於少数民族不可?”虽然他批评戈尔巴乔夫,但他和被批评者一样希望保持“大苏联”。虽然他称极端民族主义派领袖吉利诺夫斯基是漫画上的可笑人物,但他与被嘲笑者在恢复“大俄罗斯”版图上殊途同归。

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仍不断重申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

他还批评外国货币在俄国流通,反对购买外国谷物,并指责农庄土地被私有化。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叶尔钦下令俄罗斯部队武力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地区”,造成当地很多平民死亡的惨剧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批评的声音。而萨哈罗夫的战友,也曾是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部队的野蛮行为。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於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然视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大於人的自由和尊严。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坚定地反抗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共产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自由,践踏人的尊严。人们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实质是恢复人的选择权利的斗争。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坚定地反对剥夺个人自由的共产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少数民族选择自由的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个人自由的崇高价值。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民族大於自由的认知,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共鸣。例如,一些中国人反抗中共专制,但遇到西藏问题时,马上又表现出强烈的大汉民族的情绪,认为不管怎样,都不许西藏独立,视“大中国”的价值高於一切,而不顾西藏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被剥夺。自由的根本涵义是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不管以国家或版图等什么借口,一部分人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都是对自由精神的践踏。

一九九四年五月索尔仁尼琴起身回国时,没有想到他的言行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说明了俄罗斯社会有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不管多么有名气,有声望,但在一个自由了的社会,他的正确言行,会被人民肯定;而他的错误言论,或脱离时代的陈腐思想,也会被人民冷落或抛弃。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索尔仁尼琴是一面难得的镜子,但愿我们有勇气以此照一照自己。

出处:北京之春
1995年3月号-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