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石村事件显示民间民主力量可以透过渐进改良社会,以逼迫政权作出改变,而不要奢望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社会。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国务院新闻办于十月十九日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尽管这是中共掌权后第一份关于民主建设的白皮书,但内容毫无新意。

民主白皮书写给美国人看

这份白皮书的公布,恰逢“太石村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之时,美国政府也专门表达了对“太石村事件”及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进程的关注,而且,美国政府的高层人士如世界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相继访华,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布殊也将访问北京。这些美国政要一致呼吁中国政府提高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和开放性,试图说服中国的领导层推进民主化进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白皮书是给美国人看的。

白皮书的大量内容是关于“国情论”和“党权论”的论证,再次肯定党权至上体制。它宣称: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它重弹民主党派、全国人大、基层民主、依法治国等老调;所以,与其说它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公告,不如说是“维护党权至上的独裁体制”的辩护,广东番禺区窝头镇太石村民主罢免的失败,再次让中共的民主说辞变得苍白。

在“太石村事件”这一民间维权和官方镇压的冲突中,人们看到的是:民间权利的觉醒VS官权独裁的愚昧,民间的知法护法VS官权的执法违法,民间的非暴力文明VS官权的暴力野蛮,民间的阳光心态VS官权的阴暗心态,民间的理直气壮VS官权的内在虚弱,民间维权策略的理性灵活VS官权应对的非理性僵硬……也就是说,村民们要争取和捍卫的,不仅是“民主权利”而且是“法定的民主权利”;村民们的维权方式,不仅是合法的且是高度文明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非暴力;而当地官权对村民维权的反应,不仅剥夺了村民的合法政治权利且践踏了现行的法律;官权的护权方式,不仅是违法的且是极为野蛮的暴力镇压。

两相比较,草根民间表现得竟是如此文明,而地方官权表现得竟是那么野蛮,甚至就是政治绅士VS政治无赖。

出动官方暴力加黑社会暴力

凡是关注太石村事件的人大都清楚,村民的失败源于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即便是在中共鼓励的农村基层民主的领域和罢免权利明确受到现行法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但是,地方官为了乌纱帽及其既得利益,仍然能够执法违法地践踏村民们的法定权利,仍然可以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等多管齐下的手段镇压村民的合法合理的自发维权:包括多次出动大量警力的暴力镇压、打人抓人和抢走关键证据,玩弄两面派阴谋和喉舌的舆论造势,甚至不惜指使黑社会手段对村民及知识分子、法律人士进行围追堵截的恫吓——最终把这次草根民主维权镇压下去。

在当下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私利,地方官权对草根维权的镇压,已经残暴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中央官权对地方官权的胡作非为的默许,也已经到了宁愿屡屡自打嘴巴的程度。中共信誓旦旦地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但太石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维权活动却遭遇如此无法无天的镇压。这绝非单纯的地方官权的贪婪和残暴使然,也是中共体制的纵容和中央政权的默许使然,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太石村事件,已经构成对广东官权滥施暴力的默许和纵容。

表面上看,番禺官权赢得了胜利,那些涉嫌以权谋私的官员们也暂时躲过一劫。然而,官权未必就是大赢,输掉了罢免的村民及其民间支持者,也未必就是惨败。

官权暂胜付出很大政治代价

从官权的角度讲,是以大的政治代价换取小的现实胜利,成本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一、番禺区官权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和垄断资源所赢的,仅仅是现实性、暂时性的胜利,而输掉的却是民心所向和他们个人的为官道义。社会性质的黑社会行为已经足够可怕,但最可怕的无疑是公共权力的黑社会化。而在大陆民间和国际舆论的眼中,番禺官权已经变成了黑社会性质的政权,该区区委书记徐金海和区长骆蔚峰等当地官僚的名字,将作为“民众之敌”和“民主之敌”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番禺官权赢得胜利的另一代价,是让广东省形象的严重受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扮演全国领头羊的角色,以经济发达、务实开明和舆论开放而著称。但在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他的一系列极左措施,特别是严厉整肃堪称大陆传媒界的改革先锋的南方报业集团,已经使广东的政治形象蒙上厚厚的阴影。现在,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的村民罢免活动,再次惨遭番禺当局扼杀,而广东省当局并没有出面制止下属的野蛮行为,必然使本来就日益衰落的广东政治形象遭遇雪上加霜的损害。

三、小小的番禺官权在更小的太石村赢得胜利,付出最大政治代价的却是胡温领衔的大中央。本来,农村的基层自治和民主选举,一向是中共对外展示其政治开明的“民主橱窗”,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的评论,也大都把农村选举作为中共推行渐进政治改革的标志,“卡特基金会”等有影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一直在帮助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试验。今年九月初,温家宝在第八次中欧峰会召开前的记者会上还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罢官活动,充份展示他们民主素质,完全“能够管好一个村子”,但高调提倡基层民主的循序渐进的中央政权,却对小小的番禺区政府的滥权不闻不问,如何让广大农民、各界人士和国际社会再相信中共的承诺?中共总理誓言推进基层民主的余音未消,太石村的基层民主却在当地官权的残暴而厚黑的镇压下失败,等于是地方小官搧了中央大员一记耳光。现在,中共当局又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人们将再次关注中共最高当局是否能给“太石村事件”一个令人信服其承诺的说法。

为民间维权未来积累丰富资源

从民间的角度讲,村民的失败赢得长远的道义声誉,也为民间维权的未来运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一,尽管太石村的民主罢免失败了,但它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草根民众的政治觉醒,他们的维权超越了狭隘的经济利益,显示出争取民主权利的自觉;它也凸现了中国民间所蕴含巨大的民主饥渴,用烈火干柴来形容并不过份。而民间的政治觉醒和民主饥渴,正是推动草根民主的最大动力。

二、太石村事件的起因和失败,让人们看清了面包与自由的关系:自由的有无,不仅关系到面包之有无和多少,也关系到面包分配的公平与否。没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官赐的面包随时可能被官权再次夺走,面包的分配也绝无任何公平可言。只有自发争取到自由权利,才足以保护民间的面包不被官权任意掠夺,也才能保证面包分配的基本公平。所以,当下中国的弱势群体争取自身权益最大化的方式,与其满足于被恩赐的面包,不如自己争取到法定自由。

三、失败的太石村村民维权,却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国农民们极为珍贵的民主素质,他们的合法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为中国农民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尊重,也戳破“素质低下论”和“民主不合国情论”的捏造,增强了中国民间对基层民主的信心。“太石村事件”充分证明,中国民主进程的步履蹒跚,绝非民众素质低下所致,而是中共官权的压制所致。所以,在太石村村民的对比下,那些高唱“素质论”和“国情论”的御用精英们,如同井底之蛙,这些精英的良心和智慧,被傲慢、偏见和恐惧所蒙蔽,被既得利益所吞噬。

四、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即便是底层农村的维权活动,也能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声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不仅是舆论动员,也是准组织化介入。特别是法律人士、大学教授和人大代表等各界人士的在场协助,使民间精英与草根底层相结合的维权模式得到又一次经验积累;国内知识分子和网民们的舆论声援,带动了国内开明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引发出民间舆论对基层民主的新一轮热情。

五、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自由!在民主国家,公民自由尚需捍卫,何况在独裁制度下争取自由和民主,就更要付出超常的代价。反抗独裁和争取自由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民间代价不断累积的过程。在依然独裁的中国,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漫长过程,大多数民间维权的暂时失败是必然的,但每一次失败都是民间的道义和经验的积累,也都会让官权付出一定的统治成本和道义损失,民间维权的代价积累不断加大着官权的统治成本,当某一领域的维权使官权的统治成本高到某一临界点,局部的制度改革就将发生。而民间压力导致局部制度更新的渐进改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特征之一。

在此意义上,村民们所争取的最小政治权利(罢免腐败最基层的村官的民主权利),已经产生了最大化的政治效应。这种政治效应昭示着中国政治生态的积极因素,也昭示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

政治转型寄望民间社会渐进改良

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讲,中国仍然是民权奇缺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其它社会领域里没有民主因素的生长。谁也无法否认,巨大的社会变化导致民主力量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成长,民间维权行动的此起彼伏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日益虚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民间心灵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也日益普及;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蛮横官权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即便在政治领域,官权压制下的民权奇缺,正好说明官方对不断成长的社会性民主力量的恐惧。

从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角度讲,当下中国的官权根本不打算进行“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转型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及其社会渐进改良。因为,在官府权力VS民间道义、社会的日益多元化VS政治的僵硬一元化的格局下,民间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和民间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使官权控制越来越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其政治镇压也越来越心虚气短,民间自发争取到维权空间也必然随之扩大。

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绝不要奢望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只能致力于踏实的渐进改良,依靠不断成长的民间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即通过自发民间力量所推动的渐进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太石村事件”作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不仅是当下中国基层民主进程的醒目标志,也必将作为一次民间代价的累积而铭刻在中国草根民主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此意义上,官权的“胜利”是可耻的失败,而村民的“失败”是荣耀的凯旋!

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于北京家中

2005年11月号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