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明

也许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我已对海外自由世界媒体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自从两年前戴晴女士打着“持不同政见”者的旗号,喊出要“审判柴玲”的呼声以来,海内外不断有人呼应。直到一个曾经象特殊贵族一样在中国长大,并与中共高层有深厚渊源的美国人Carma Hinton,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并断章取义地选取资料拼凑成一部叫《天安门》的影片,终於使这种声音变成了合唱。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部明显歪曲历史真实,有着明显政治倾向的影片却被媒体捧为“描绘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学运形象”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最深入的绝顶之作”,就有些令人不解了。

首先,是《联合报》记者薛晓光根据这部影片撰文,对柴玲和天安门一代人进行了严重的道德指控,并把枪口直接对准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以借此否定八九民运。四天之後的四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又发表了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的长篇文章,对柴玲和所谓的广场激进派领袖展开了新一轮的批判。

在短短的一周之间,上述媒体的言论对公众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误导,直到一位留学生打电话问我:“你当时在广场是不是属於激进派?看了报道後,我们很多人认为柴玲应该和李鹏一起受到审判。”

我哑然。是的,审判。柴玲应该接受审判吗?她应该站在李鹏的左边还是右边?!这就是公众,他们曾经被媒体所报道的学生运动感动得痛哭不已;他们曾经把柴玲当做他们的女神。如今还是同样的媒体,用两篇文章就使他们决心要审判柴玲。问题真是如此简单吗?

但无论如何,对六四流血後果的强意歪曲和对八九民运的否定,都将意味着对中国未来民主的永久性伤害。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符合真实的历史陈述。为了便於论述,我想首先对挑起这一争论并在影片《天安门》、《联合报》薛晓光文章和《纽约时报》文章(以下简称两文)中担任论说者并形成立论的主要几位人物简列如下:

戴晴:八九民运初发时,她曾经强烈反对学生游行,说是会毁了中国的改革前程。当运动不断壮大时,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她半路插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的队伍,并要求走在第一排去打“首都知识界”的大旗,被当时的游行总指挥赵瑜呵斥了回去。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学生绝食後,她与十一位学者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发表讲话说:“学生是伟大的学生,政府是无能的政府。既然政府是无能的,你们就不能指望让他们答应什么。这样吧,我让赵紫阳或李鹏出来跟大家见见面,或者说声‘你好’,大家就撤,好不好?”她当时显然把自己凌驾於学生和政府之上,但遭到了绝食学生的全体反对。六四後,她曾一度被收审并在此後写出了一本沾沾自喜的讲述她如何在受审期间受到特殊优待的书,并以此段经历被海外舆论捧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中国的红色公主”,自由来往於东西方之间,发表大量言论。她宣称“要审判柴玲”,并在去年“美国之音”的六四特别节目里指出:八九年中共对学生采取的断然屠杀措施是对的。她并支持江泽民的讲话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果断措施中国就没有今天的稳定局面。

Carma Hinton:在中国出生并长大。其父韩丁曾是历届中共领导高层的特殊贵宾。

薛晓光:《联合报》记者。几年前曾发表了一篇有关吾尔开希“大吃龙虾”

的文章,不但使吾尔开希本人结束了“领袖”生涯,而且使海外民运遭受了重大打击。今次又写作了“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关於柴玲的文章。

丁学良:从略。

刘晓波:八九民运爆发时他从美国飞回北京。当他发现广场上的学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而且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对准学生时,他感到了深深的失落。为了引起媒体对他的注意而达到成名的目的,在全体学生已停止绝食的情况下,他别出心裁地发起了所谓“四君子绝食”。六四时曾与官军谈判以便使学生顺利撤离广场。此後被收审,并以这段经历写出《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他在书里说:“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於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我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末日》第七十四页)。并且说,“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着个人目的来利用历史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末日》第七十三页)。

周舵:曾与刘晓波发起并参与所谓“四君子绝食”。他目前自由出入於国内和海外,鼓吹中国目前不需要政治民主,只需要稳定和发展经济。

龚小夏:哈佛学生,与戴晴交往甚密。六四後在国际舆论沸腾的时候曾热烈追随并接待逃到美国的学生领袖。据说外国记者要采访某个学生领袖都得事先征得她的同意。几年过去後,她写文章一边说自己是“小人物”,一边又声称自己“已有二十年的民运资历”,并且大骂学生领袖曾经“指令他人去为他做这样那样的服务。”她在去年发表於《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里,就不点名地批评柴玲说:“对於他们来说,普通人民不过是用来前呼後拥围绕他们的点缀,平日可以使用之,而必要时却可以牺牲之。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学生领袖在八九年五月底的一次采访中强调天安门必须流血,而自己却事到临头溜之大吉的态度,可说是典型之一。”

二、柴玲与《天安门》

毫无疑问,在六年後的今天,对八九民运作出任何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检讨都是必要的。甚至对柴玲本人提出某种程度的批评也是可以的。但问题在於,影片《天安门》及“两文”却采用了错误的角度,从道德判断出发,为了达到否定八九民运这场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闪耀着理性光芒的伟大民主运动,不惜编造出一个如影片顾问Orville Schell先生所说的“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学运形象”来。

且不说以个人的道德判断去评价一个政治事件在方法上是多么的错误和浅薄幼稚,即使影片《天安门》及“两文”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所选用的立论者们本身,大多是中国知识界最没有道德的一群。从以上的名单中可以看出,戴晴不断支持邓小平在天安门的屠杀,而且又维护江泽民的言论。刘晓波向全世界宣称“八九民运之机太值得投了”,而且他现在又在投机。龚小夏等人更是怀着个人的阴暗心理公报私愤。选择这样一些毫无道德和独立价值判断的人作立论者,进而编造出“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学运形象”,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影片和“两文”的动机了。

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象我们现在不能假设:如果当初共产党的革命没有成功,或者中国没有选择共产主义,从而得出中国现在肯定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结论一样荒唐。

历史是一次性的,促成一个历史结果的原因也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影片《天安门》却对历史作出了假设。他们尽力想使人们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柴玲等激进派学生领袖毫无道德地诱使中共开枪,那么六四的屠杀将是不存在的。为了证明这一假设,他们完全片面地单方面地采访了诸如戴晴、刘晓波、龚小夏等人进行立论,而且创造性地把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分成稳健派和激进派两个阵营。且不说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根本就不存在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学生领袖之分,难道真的还存在一个如他们所说的“另一个天安门学生运动”吗?难道当时在全世界媒体的镜头下发生的天安门运动是假的吗?

即便是对所谓的激进派领袖柴玲个人的道德指控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影片《天安门》断章取义地选用了“柴玲五月底录影讲话”的片段,借以吸引世人的目光,并声称这是第一次发表。其实,这个由美国记者Phil Cunningham所作的采访早在一九八九年就由台湾《联合报》出版公司全文发表过。在长达八千字的讲话中,柴玲说了很多话,并且也交代了这个讲话的原因和背景。

在谈到广场时柴玲说,“如果政府如此无赖下去,我们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自焚以示抗议。如果政府忍心看到学生一个一个死掉,绝食的学生愿意第一个去死。我说了这句话,是在广播站讲的,我说我自己愿意第一个去死。因为我是绝食团的总指挥,我就是这么说的。绝食的许多同学说,为了使更多的同学活下去,他们可以牺牲自己。最初学生们是很团结的,当时我看到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被抬进救护车。第三天有人要冲击大会堂,纠察队员又调不上来,我不得不要求绝食的学生组成人墙,保卫大会堂。我们站在警察和群众之间,我们对群众说,如果冲击大会堂,就踩着我们的身体过去吧。”

在谈到撤离时,柴玲说,“最黑暗的一天还没有到来。可是好些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後的唯一的阵地。如果撤离,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到人民真正团结起来。

只有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较量。“

在谈到为什么要辞职时,柴玲说:“昨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的时候,我哭了,我这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个孩子,我有责任用我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我又觉得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是为了权力,我只是为了良心,才不愿意把这权力放弃给一小撮那种投降派、阴谋家。这些人为了权力,一次次地发动攻势,我真想对全中国人、全世界华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柴玲还充满感情地谈了她的父亲,谈了她的妹妹和她所爱的一切。她甚至在一边发出“中国人,我值得为你献身吗?”的问句的同时,一边又说出:“四月二十五日在筹委会上我与一名便衣聊天,问他政反要判多少年,他说以前三年、五年,现在加到了十七年。我很悲哀,我在想过十七年出来就是四十岁了,很不甘心啊。”

我不能在此抄录全文。但每一个稍有判断能力的人看了以上谈话,难道还能得出影片《天安门》及薛晓光、丁学良们“柴玲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道德结论吗?薛晓光、丁学良等人他们了解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吗?

不错,这的确是一个思路混乱的谈话。从这个讲话里我们不难看出柴玲当时的精神状态。

但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学生,一个已经被历史推上绝路的二十二岁姑娘,一个从没见过流血甚至连外科手术都没有经历过的女孩子,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在经过长达七天的绝食并被终日都要面对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恐怖逼得几乎崩溃的小姑娘,当她说出“当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话时,她真的理解这几个字的含义吗?她真的是指向屠杀吗?况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死亡”、“流血”、“为自由献身”等词汇几乎是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每一个学生的口头语。我们现在随便翻开一本天安门影集,都会发现这些字当时几乎写在每一个天安门学生的衣服和头带上。

即便是比学生们更加成熟的知识分子,严家其先生在六月三日晚上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上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政府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来铸造中国的民主事业。”(以录音为证)。严家其先生是被学生们极为尊重的并被认为是当时最能接近政府高层的一位著名知识分子,难道严家其先生也是明知政府要屠杀而号召大家用鲜血和生命使广场“血流成河”吗?

薛晓光女士在其发表在《联合报》的有关柴玲的第二篇文章中,又一次要求柴玲解释为什么要走的原因。作为当时的参与者,我想,在此我有必要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时,面对广场日益复杂的权力斗争和人心涣散,柴玲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当时各种社会力量都把焦点集中在广场,而且各种力量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诉求。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广场上的学生迟早有一天要撤离的。在此时刻,死守广场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於是,指挥部研究出一套“南上北下”计划。也就是说,把广场的力量逐渐转移到全国各地去,只有这样才能把运动真正的推向全国而且也能使运动在撤离广场後全面持续下去。

柴玲选择了这一方案并打算用自己的主要精力实施这一计划。可惜的是,这一计划为时太晚,而且已经没有时间全面实施。当指挥部认为广场上不能没有她时,又劝说她回到了广场。因为当时,柴玲的确已经成了广场上的象征。

由於“南上北下”的计划在策略上的保密性,柴玲在这个录影讲话中无法透露,这也使此一讲话本身形成了极大的误解。

但历史终归是历史。

也许,作为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和八九民主运动的精神象征,我们有权利要求柴玲在任何情况下都临危不惧。我们有权利要求她面对广场上的众家百态而丝毫不感到悲哀。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一肩扛下一个有着老老少少十二亿人的中国而一声都不能说累。但同时她也是人,在十二亿中国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比她年龄大的人。但我们能够要求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哪怕是说错一句话吗?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真实的形象吗?

柴玲回到了广场。她没有忘记广场上的同学们。她在最危险的时刻又一次为自己选择了最危险的道路。当我们从照片上看到柴玲走在第一排的最中间位置,手挽着其他同学的手,满面泪流地带着最後坚守广场的同学撤离广场时,我们还能说她是“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骗子吗?也正是柴玲,一个被龚小夏指为“疯子”

的人,在最後的时刻坚持了最後的理性。我这里有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左右天安门广场广播台最後的录音为证:

柴玲: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请所有手中有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们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长安街上已经血流成河,被杀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但你想过没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学都得牺牲。

是的,柴玲没有死。她没有被子弹打中。她活着,倒成了某些人的心病。

那么,假如柴玲死了呢?难道就能换回其他死去的生命吗?难道六四的屠杀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难道那些指责学生领袖激进的人从此就不再说天安门广场激进了吗?再退一万步,即使八九民运中没有柴玲,大屠杀真的可以避免吗?

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懦夫指责勇者,小人辱骂英雄。骗子们每天怀揣谎言招摇过市。

三、是评价历史还是政治投机

应该说,影片《天安门》及“两文”的立论者们,并不是简单地借公众舆论的方式对柴玲本人进行一次道德审判。他们要审判的是整个天安门运动。而且这一股暗潮从两年前就开始涌动。去年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以枪口对准良心》的文章,当时我已经预感到了他们的行动。没想到一年之後,他们终於迫不及待地开枪了。

众所周知的是,六四之後的六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於中共开放了市场,也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取消了对中共的制裁和对抗,使得中共政权表面看来好象越来越强硬了。正如《纽约时报》记者Patr ick Tyler在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对天安门事件进行重新检讨,时逢中共领导高层为邓小平死亡进行各种准备的时候。一般预料,邓小平的死亡,必将引起对天安门抗议运动的重新评估。”

这的确是一个美国人的观点。但对参与《天安门》及“两文”的立论者们却不是如此简单了。在他们看来,即使邓小平死後,八九民运也不可能立即平反,但六四屠杀又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如何为全体老百姓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将对执政者构成严峻的挑战。

於是,邓小平还没有死,这样一群面目不清的政治投机份子便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了。作为投机者,他们真是有先见之明。他们为执政者想的比执政者本身还要周到。因为他们知道,打着“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幌子尚有很大的蒙骗性。

另一方面,在事隔六年後的今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西方观众对一个有关天安门的资料片抱有多大兴趣。为了吸引观众的目光,就得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影片《天安门》的主要制作人Carma Hinton,作为在北京长大并有着严重媚共心态的美国人,以其独到的商业眼光构思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学运形象”。这一构思正好与一群极欲讨好中共执政者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一拍即合。影片《天安门》诞生了,并打着重新检讨历史的旗号反对历史。

他们真的是在检讨历史吗?

首先,制作人Carma Hinton从一个已经发表了五年的录音讲话中摘取一些片面言论,并把它说成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而制造悬念,这至少说明制作人是不够诚实的。

再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检讨历史的吧。

龚小夏女士开口就对天安门运动下了个定义:“天安门运动是一个泄愤运动。能将愤怒情绪煽动得有声有色的人,绝不妥协。有一些疯狂情绪的人,才能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我想,龚小夏女士当时是在美国。如果她不是躲在了老鼠洞里,当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都在电视机前泪流不止时,当他们为中国学生追求民主的精神而对所有中国人满怀尊敬时,龚小夏女士看到的仅仅是“泄愤”二字吗?

天安门学生运动是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有理想光辉和理性精神的真正的民主运动,是人类精神中的一道最亮的光。在长达两个月的过程中,在几百万人齐集的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任何一个暴力事件,没有火烧一辆汽车,没有砸烂一家商店,甚至连北京市的治安秩序也是空前绝後的好,小偷罢偷,强盗停止抢劫。这能说成是“泄愤”吗?可以说,这样理性的群众民主运动,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连其後摧毁共产专制的东欧各国的民主运动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

把这样一场始终要求与政府对话的理性的运动说成是一场“泄愤”运动,这能叫做“重新检讨历史”吗?其实,真正在泄愤的是龚小夏自己。龚小夏故意把黑说白,把白抹黑,如果不是一种政治投机,我实在找不出第二种解释。

我还记得作家郑义在评论刘晓波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点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

四、关於撤与不撤

根据《纽约时报》的观点,影片《天安门》把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们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所谓的“稳健派”,另一派则是以柴玲为首的所谓“激进派”,而激进派的罪责在於坚持不肯撤离广场,并以“秘密策略挑起政府以暴力镇压学生”。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为一家媒体,提出如此严重的指控,简直令人吃惊。

事实上,天安门广场当时根本不存在策略上决然对立的两派。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对整个运动控制权的争夺,而绝非策略之争。在此,有必要将基本的史实交代一下。

在发起绝食运动前,整个运动是由当时北京各高校派出的民意代表组成的“北高联”来协调的。这时期“北高联”并没有真正掌握对运动的领导权。例如,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後,北高联决定不再发起游行。但“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立即表示不执行此一决定。於是,四月二十七日发生了由全体北京高校学生参加的空前大游行。

由柴玲等同学发起的绝食运动,首先也是遭到了北高联的强烈反对。但当时的北高联并没有有效地阻止绝食的发生。相反,作为北高联七常委的王丹、吾尔开希等毅然加入了绝食。於是,由柴玲领导的绝食团指挥部产生了,并成了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随着绝食的持续和运动的迅速壮大,绝食团指挥部的权威急速上升,以至成了领导整个运动的权力中心。五月十七日,在绝食持续了四天之後,北高联决定进驻广场,全面支持绝食,并试图重新掌握这场运动。但可以说,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而且引发了真正的权力冲突。

北高联认为,绝食团指挥部应该自然隶属於北高联的统一领导之下。可事实上,北高联的主要常委王丹、郭海峰、封从德等,已经变成了绝食团指挥部的常委、秘书长和副总指挥。北高联人力薄弱,再加上绝食团指挥部已经在广场上建立了极高的威信,所以,北高联在广场并没有完全掌握实际的决定权,但掌管着广场的财务、供应、以及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的沟通和对话。与此同时,广场上产生了由外地来京的几百所高校组成的“外高联”,由北京知识界组成的“北知联”,由北京工人组成的“工自联”以及由以上各主要组织共同参加并由王丹主持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等组织共同维持着广场的局面。尽管各组织都无一例外地想在广场的权力运作中发生最大的作用,但实际权力却始终掌握在绝食团指挥部手里。原因很简单,因为是由於绝食才使得运动由单纯的北京学运变成了全国性的全民民主运动。

五月十九日,绝食停止後,是否撤离成了广场上争论的主要议题。但由於众多组织互相争权,意见不一,以至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决议。五月二十二日傍晚,由北高联秘书长王志新出面召集当时在广场上的所有三百多所高校的代表开会,讨论是否撤离。但这一议题一开始表决就遭到了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代表的反对,尤其是外地学生代表坚决反对撤离。会议只好转变议题,由当时绝食团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张伯笠主持讨论运动的今後策略,并由我本人提议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成立一个统一的“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在这个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之前,由绝食团指挥部代理“天安门广场临时总指挥部”行使广场上的一切权力。这个提议获得了全体一致通过。并做出决议,要求北高联立即交出广场上的权力,并撤回北大整顿,以便作好对广场的後援工作。

至此,北高联撤回了北大并失去了对广场的最後影响力。原来分别由北高联和绝食团指挥部分设的两个广场广播站也合二为一,并由我统一负责。

尽管权力的转移并不完全符合程序,但由柴玲为总指挥的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作为执行机构,和由王丹主持、王军涛等知识分子及各组织代表组成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作为决策和智囊机构,共同完成广场运作的局面基本确定。

可是,广场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广播台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尽管特设了三道纠察防线,但仍然被要求夺权的同学多次包围。甚至我本人也被绑架过两次,其中一次是由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用外高联的纠察队绑架了我,并要求我在广播上直接宣布解除柴玲的一切职务,而由他和我分别担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但他的理由并不是要求撤离,而是认为柴玲坚守广场的决心已不够坚定。但被我拒绝了。

由於长期的劳累,再加上北高联撤走时没有移交财务,广场上的生活供应越来越差。所以,在广场上坚守的同学也越来越少。白天只剩下一千多人。鉴於这种情况,五月二十六日,我找到柴玲要求撤离。我的理由是:目前广场上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减少,而且主要是外地学生。我担心剩下的同学也将会自动走散,那样就等於这场运动自动流产。那将是一种最悲惨的结局。但柴玲拒绝了我的要求。我说,那我要求辞职。柴玲说:“你可以辞职,但我个人不能做出撤离的决定,我必须对整个运动负责。”

其实,当时指挥部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广场上坚持下去,而不是撤离。

主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由於政府始终拒绝对话,运动到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而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全国的一面旗帜,只有坚持下去,等全国各地纷纷起来抗议时,政府才有可能做出对话的让步。二是如果军队要强行进城的话,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根本无法阻挡的。但军队事实上已经被老百姓堵在城外好几天了。这说明政府采取的是拖延战术,而军队并不是想真正进城的。再加上全世界的媒体早已对准了广场,这无疑是对广场同学的一个安全保护。

五月二十七日,总指挥柴玲和副总指挥封从德参加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由於广场上的财政已经枯竭,无法再坚持下去,所以这次会议通过了五月三十日全体撤离广场的决议。

但柴玲和封从德回到指挥部後,这个决议遭到了另一位副总指挥李禄的反对。李禄认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只是一个协调和後勤组织,在不与大多数广场同学商量的情况下无权作出决定。李禄说:“而且我认为,这种方式是违背民主原则的。”李禄指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可以提出建议,但任何决定的作出都必须由广场同学集体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才能生效。

最後,“首都各界联系会议”同意修改方案,并由王军涛主持将这一议案改为:在广场继续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那一天才考虑撤离。

综上所述,即便是我自己也曾经坚决要求撤离,但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行为和建议,这并不能说明我比其他学生领袖更加稳健或高明,更不能证明天安门广场上存在过一个叫做“稳健派”的学生领袖派别。另外,吾尔开希也多次直接在广播站发表撤离的命令,但在军队已经进城的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吾尔开希也同样在广播上说:“只要我吾尔开希还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共存亡……。”

另外,作为一种对运动策略的检讨,坚守广场在策略上是不是一定就是错误呢?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讨论历史的唯一角度呢?我以为,我们不能因为最后的屠杀去认定坚守广场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真的坚持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召开,或者军队中的某一将领为了顺乎民意而反戈一击,八九民运中的一些现实目标不就达成了吗?要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为了慎重起见,以上概述除了我本人亲身经历外,有关别人的史实部分完全以一九九一年七月由十七位流亡学生集体回顾历史的“巴黎会议”原始记录为依据。)

至此,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影片《天安门》和《纽约时报》的假设和推论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毫无根据的。

五、激进与激进主义

影片《天安门》及“两文”试图通过对所谓激进派学生的严厉指责而否定八九民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两年前就有人撰文把八九民运指为激进主义的“暴民运动”。我认为,如果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对一个历史事件做出多方面的讨论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加分析地以“激进”等概念把一场民主运动简单粗暴地加以否定是极其危险的。

虽然激进主义曾经对历史造成过伤害,但在一个专制社会,激进主义无疑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的力量和方式。尽管从五四以来,激进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股主要思潮,但八九民运却绝不是激进主义的。因为八九民运中学生并没有提出任何不顾社会後果及超越运动可能性的现实目标和政治诉求。众所周知,八九民运始终是围绕着要求与政府对话这一基本策略而进行的。

在此,应该把激进与激进主义严格加以区分。

那么,八九民运是不是激进的呢?我以为,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可能是激进的。但同时,运动在行为和方式上的激进并不能说明运动的性质本身是激进的。应该说,象八九民运这种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保持那样的和平和理性是极其罕见的。

当然,在那样大的一场运动中,任何局部的和具体的激进言论和行为都是难以避免的。如当绝食进行到五天时,政府仍然不与学生对话,眼看着绝食学生一个个倒下,有的同学提出要自焚以示抗议。但是,如果把在政府不允许的情况下学生上街游行,或者如戴晴所说的那样“至少学生在非法占据广场”,说成是激进,并且加以指责的话,那就等於说八九民运从根本上就不应该发生。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批准让学生游行。

至於自焚等激进行为,不但不代表整个运动温和而理性的主旋律,而且是中国儒文化的一大传统。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例子层出不穷。古有屈原,近有谭嗣同,八九民运中柴玲也讲过要自焚。在我看来,这种以自我的牺牲换取社会进步的精神,不但不应该受到指责,而且是一种真正的英勇行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言方式。

更应该看到的是,一个齐集了几百万人的广场,被治理得井然有序。当市民们要冲击人民大会堂时,是学生以他们微弱的身躯维持了秩序。为了不给政府制造任何镇压的借口,当有人破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时,又是学生纠察队及时制止,并将两个本不该受到制裁的人送给了公安局。

那么,对话作为八九民运的一个关键性症结,在政府迟迟不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情况下,学生继续坚守广场这一行动是激进的吗?影片《天安门》及“两文”试图从这一点出发,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是个别不愿撤离广场的激进学生领袖把运动推向了屠杀的结局。这显然是一个毫无证据的捏造。

虽然八九民运在政治诉求上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但围绕着对话这一主题,运动在策略上却是完全被动的。运动之所以不断扩大完全是由於政府拒绝对话而使矛盾激化的结果。如有“四·二六”社论才有学生的“四·二七”游行;由於政府拒绝对话,学生才发起了绝食运动;由於戒严才又一次使本来处於低潮的运动进一步升温。

所以,我甚至认为,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运动本身的惯性之上,而且能在宏观上清醒地把握运动方向和策略的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人物。

这也许才是八九民运的真正悲哀所在。

如果说,坚守广场的结果,最後却变成了屠杀的话,这也是因为政府的残暴和学生的无知。但无知并不是错误。因为在当时,所有学生所能想到的只是政府最後可能会用棍棒和催泪瓦斯把学生赶出广场。在这一点上,学生的想象力的确是有限的。

而把这样一种完全是公开决策的,坚守广场并要求与政府对话的行为说成是激进的,并指称为激进的学生领袖有意“挑起政府以暴力镇压学生”的“秘密策略”,完全是无稽之谈。

六、一代人宣言

丁学良先生在访谈中从指控柴玲,到否定八九民运,最後把批判的对象扩张到被他称为文革後的一代人。

当然,我们的确是一代人。但我不愿意使用被丁学良先生称为“文革後一代人”这个词。因为我们是在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开始出现的一代人。为了与丁学良及龚小夏们“文革一代”加以区分,在此我宁愿启用“天安门一代”这个崭新的概念。

丁学良说:“参加八九学运的这一代学生,是在中国传统道德都被文化大革命扫得一干二净,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又完全破产後成长的。在这种道德空白期间,恰恰又传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西方文化传来的时候,最吸引这代人的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他们接受这些思潮时,没有其他任何界限。而在西方还有宗教、法律等观念使人不致走得太极端。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些都不存在,只有一个政府在管着他们,搞运动把政府弄得下不了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人能管他们了。”

先不说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否象丁学良先生所说的那样已经被扫得一干二净,也不说这个立论能否成立。丁学良先生作为一个从哈佛毕业的学者,如果不是学问浅薄的话,能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全盘否定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人吗?当然,丁先生的动机倒是明确的。也就是说,他想以此论述来证明天安门一代是没有道德的,是“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一代“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骗子。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君不见天安门前,三千学生以誓死的决心完成了长达七天的、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大绝食,直到一个个昏迷後被抬入医院。难道这就是丁先生所说的“极端利己主义”吗?王维林独自一人,象一尊威武的雕像站在长长的坦克车队前,这样一种为正义视死如生,为人类精神历史泼下辉煌一笔的行为,就是丁学良先生所说的“极端个人主义”吗?如果丁先生还有一丝恻隐之心的话,请读读六年前,我流着眼泪在《绝食书》里写下的这一代人吧:

“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你们能够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

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人,为了中国的民主,为了人民的自由,为了让那些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活得更好,我们甘愿献出自己还过於年轻的生命。也就是这样一代人,却被比我们大一代的丁学良们判决为“道德价值荡然无存”。那么我要问,作为兄长辈的丁学良们自己有道德吗?

作为文革一代,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历史作过任何的反省吗?你们检讨过作为一代人应该对文革承担的责任吗?魏京生作为你们的同伴坐了十五年大牢,你们中间有谁在深夜里感到过不安吗?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一般地指责文革一代。我不做全面否定。恰恰相反的是,当北岛在十几年前喊出“我不相信”时,我已经对他产生了敬意。作为一代人中的优秀份子,魏京生的政治求索,张承志的精神追寻,遇罗克的勇敢和牺牲,苏晓康的文化批判,胡平的自由思想,王军涛的社会实践,这些令人尊敬的名字以他们对自己道路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承担精神,为历史做出了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天安门一代人在不属於我们自己的时代过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实是迫不得以的。我们看不惯父辈们的麻木和忍耐,更不能同意兄长们的忍让和等待。我们要求发言。我们就那样大声喊叫着闯入了这个时代。尽管相对於这个复杂的时代,我们是过於单纯并年轻了一些。但这是我们的错吗?

六年了,我们这些从天安门的血腥中九死一生逃到西方的“天安门的孩子们”,我们惊魂未定,我们疲惫的身心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和安慰。深夜里,我们为那些死去的同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白天却要面对比政府军更加毒恶的枪剑。大洋那边,刽子手们仍在掌权,却没有人去要求审判;现在反而要审判我们这些曾经被屠杀的人。这难道是公义吗?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审判过他们无辜的孩子?!

我们曾经创造了历史,但历史的写作权却掌握在别人手里,并且被他们滥用了。

也许是时候了,是该由我们自己夺回写作权并书写一代人历史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必将继续奋战,为了保护那些死去的灵魂,为了捍卫八九的光荣,为了永远的天安门,为了民主在中国最终实现。我们必将别无选择地继续奋战。□

出处:北京之春
1995年6月号-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