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先生的新作“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北京之春》今年六月号,以下简称“曹文”)称笔者与拙文“藏独是民主的末日”(《北京之春》今年三月号,以下简称“拙文”)为“大国沙文主义”、“用了标准的中共红旗杂志式的标题”、“充满共产党逻辑”、“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死驮着谎言”、“正是邓後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混帐逻辑”、“满脑袋共产党软件”等等。对於这种打棍子、扣帽子乃至恣意谩骂的论战方法,每个在文革期间参加过批斗会的中国人都不陌生,看来曹长青先生也有必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思维软件。

曹文对拙文列举的大量事实与数据避而不答,却花了大量篇幅侈谈中共在西安事变、抗战功劳、韩战与越战上的谎言,以此证明中共对西藏的宣传也都是谎言。这样的类比确有某种威慑力量,令大多数人开口不得。因为曹长青先生用的仍是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主席语录》十四页)你要赞同中共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或指出邓小平的西藏政策不同於毛泽东的么?你就是“死驮着谎言”、“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满脑袋共产软件”……可惜曹长青先生忘记了,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仍坚持西藏与外蒙古属於中国,莫非台湾领导人也是“满脑袋共产软件”……?

曹文一再宣称西藏在中共进藏前是“事实独立”的。可惜中共法律虽有“事实婚姻”的概念,国际公法却无“事实独立”的概念。迄今为止,联合国还没有接纳过一个名义上虽未独立但“事实独立”的国家为会员国。要么独立,要么不独立,二者必居其一。中共进藏前夕西藏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历史事实。

美国学者Melvyn C. Goldstein教授在其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一九一三——一九五一)(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1989-1991)里引用了大量联合国文件与美国、英国与印度的外交档案证明,当中共於一九五零年十月攻占昌都、消灭藏军主力後,自称“事实独立”的西藏噶厦政府曾通过萨尔瓦多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制止“中国侵略”。然而联合国及美英印等国都不承认西藏是个独立国家,不敢公开支持达赖搞独立,达赖被迫接受“十七条协议”。曹文说“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联合国及美英印等国碍於国际公法袖手旁观,令达赖别无选择。

拙文根据中共进藏前夕到目前的西藏人口变化推算出,达赖有关中共杀饿逼死了一百二十万藏人的说法不符合西藏人口增长速度的事实,中共实际杀饿逼死的藏人当在一九五零年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多万之谱。曹文无法反驳拙文的论据,只好又乞灵於毛泽东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称笔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记得“六四”大屠杀刚发生时,所有港台报刊与西方媒体众口一词,说中共在“六四”之夜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学生进行集体大屠杀,广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中共把尸体秘密运走焚毁。当时海外如果有人马上出来质疑其真实性,一定会被斥为“重复中共观点,为中共辩护”。事隔多年,真相大白。

当年传说中共的“六四”之夜广场大屠杀确无其事,否则在广场上坚持到最後的柴玲、李禄、刘晓波等人怎能活到今天?高新先生专门调查过此事,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北京及周围各县的火葬场,他们从未接到大量秘密焚毁的尸体,《中国之春》发表过高新先生的调查报告。由於这一传说的时间与空间范围都极为集中与有限,来到海外的证人又多,所以容易澄清。高新先生澄清此事想必不是为中共辩护,而是为了尊重历史。笔者证明中共杀饿逼死的藏人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二十多万,也是为了尊重历史。同时也为了证明,达赖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达赖为了虚张声势,故意夸大藏族人口。中共一九九零年统计中国境内藏人约四百六十万,加上海外藏人也不足五百万。达赖却说藏人有六百万之众。他没有想到,他把今日藏族人口说得越多,与他自己的噶夏政府档案里记载的中共进藏前夕的西藏人口的差距就越悬殊(噶厦档案记载的当年人口数据见Melvyn C. Goldstein前著),那么他关於“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的宣传就越不可信(请参阅拙文的分析论证)。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澄清此数还有助於客观评估西藏局势。如果中共果真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那么确如达赖所言,西藏家家有血仇,只要达赖一声令下,随时都会爆发全民起义。如果是二十多万,那么“家家有血仇”之说便难以成立,全藏起义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事实上中共培养了十多万藏族干部,加上家属有数十万,他们是中共的既得利益者。假如西藏在达赖领导下独立,他们就会丧失中共给他们的一切权利与特权,他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有现成的组织联系与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那是中共教给他们的看家本领),又都受过军事训练(中共发给他们防身枪枝),完全有能力发动内战,达赖能否制服他们尚在未定之数。

曹文还说拙文“自相矛盾”,因为拙文一方面说“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另一方面说“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并反诘道:“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么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读者注意拙文说的是“如今”,曹文说的是“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这是偷换时间。如所周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人民从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私议朝政者族,连统治阶级成员也不例外——但却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封建统治者从不禁止或强迫人民信教,有时还对遁入空门的政敌网开一面。可见“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并不矛盾。中共自一九八零年五月胡耀邦视察西藏以来,在西藏推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至於某些西方人士说西藏至今无宗教自由,是因为中共禁止藏人借宗教(场所与活动)搞独立,但这是为了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而政教分离也是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莫非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宗教自由?

达赖在其自传Freedom in Exile中承认,一九八九年三月初在拉萨的藏独示威者曾殴打汉族平民,并说他为此感到悲哀。达赖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声明中也不得不对藏独示威者袭击汉人商店表示遗憾。按照联合国人权宣言,殴打汉族贫民与袭击汉人商店都是侵犯人权,这与一九九二年四月洛杉矶黑人借口“反对种族歧视”殴打白人平民、袭击韩裔商店有何区别?

曹文还说拙文的结论是“大一统情结已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这话不合拙文的文理。拙文的结论是“藏独是民主的末日”,具体指如果中国民主政府让西藏独立,就必定会被大多数汉人推翻。“大一统情结已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只是其论据。而这一论据乃是事实的陈述。从中国近现代史上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包括五四运动与抗日战争)到前些年台湾的保钓(鱼台)运动,再到《北京之春》今年四月发表的“中国民联”南非支部负责人的信(信中说许多原本同情民运的大陆人谈了曹文後都说与其让曹长青先生当权,不如让共产党当权,因为至少中共不会让中国分裂),无不证明这一事实。连阿沛·晋美先生也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赞成藏独(“以佛的善念对待世界”《北京之春》今年五月号第七十七页)。曹长青先生自然可以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斥为“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过他恐怕也无力改变这一事实。

曹文中心思想是将自由民主与民族独立完全等同起来。他的逻辑是谁赞成自由民主谁就应该支持西藏独立;谁反对西藏独立谁就是反对自由民主。可惜对於曹长青先生的这一等式,连藏独人士也不完全认同。阿沛晋美先生最近说:“我觉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都属於政治层面的诉求,而最根本的还是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如果人民幸福了自由了,其他的东西都不是最主要的。现在已经有些学者在怀疑人类的主权观念究竟是给人类带来了好处还是坏处。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而独立则不是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意味着可以给你带来幸福、自由和繁荣。看看历史,六十年代以前的非洲都是殖民地,後来纷纷独立,当时人们认为独立可以带来一切。几十年过去了,非洲饿死了多少人?那些专制政权的腐败黑暗,实在是糟糕透了。非洲的独立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今天的非洲与当年的殖民地时代相比,没准还不如当时。当然独立带来繁荣昌盛的例子也有。亚洲的新加坡、韩国、还有台湾,说是‘独立’或‘光复’都可以,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西藏如果独立,我不敢担保西藏一定会好或者一定会坏。但是我觉得西藏与非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非洲那些国家没有独立建国的历史,而西藏有上千年建国的历史和文化,也许不会象非洲国家一样;但是否会象东亚那些国家成功,也不一定。会不会出现独裁的专制政府?我想不至於,但也不敢担保。”(同上)关於失败的独立,除了非洲国家外,还可补充一个欧洲的例子:波斯尼亚。拙文用大量事实与数据证明,如让西藏按达赖的“大西藏”地图独立,四分之一个中国就会变成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东方波斯尼亚,离人民的自由与幸福相去甚远。

反之,即便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也不允许国家分裂。自由民主的美国不允许南方独立,自由民主的英国不允许北爱尔兰独立,自由民主的法国於西班牙也不允许巴斯克独立,莫非林肯总统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是“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满脑袋共产软件”?

笔者并不认为中共目前的西藏政策完美无缺。相反,笔者多次指出,中共目前的西藏政策极为短视、愚蠢,其效果是“化钱买骂,化钱买打。”中共为了安抚藏人,自一九八零年以来用巨款(汉人的血汗)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为了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中共强迫大批汉族科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医生、教师、兽医及各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文化工作者去西藏建设发电厂、输油管、公路、航空港、电台、电视台、电影厂、饭店、影剧院、商场、宾馆、体育馆、免费大中小学、免费医院、免费公寓等等。如今西藏的人均住宅面积全国第一,农民高达二十点三六平方米,市民高达十二点五九平方米。人均农用固定资产也是全国第一,尽管西藏不产农机。藏人收入的提高必然吸引大批汉族、回族个体户进藏经商或从事其他服务业,於是达赖们便大声疾呼“中共向西藏大量移民(他们把不带家眷进藏经商的个体户与临时性包工队一概叫做移民。照此逻辑,那些去西藏投资开业的美国、日本、香港、台湾人也都是移民了),企图淹没藏人。”然而假如中共不派人去大规模开发西藏,他们又会指责说“在中共统治下的藏人生活水平远远低於汉族地区,这是种族歧视。”

随着藏人生活现代化,藏人脑筋里想的不再是如何超度来世,而是如何赚钱享受。以前藏人一有空便去寺庙转经拜佛,如今城镇藏族青年天一黑就去咖啡馆、酒巴间、歌厅、舞厅、夜总会、影剧院、饭馆、弹子房等地寻欢作乐,中老幼年藏人则呆在家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如今西藏城镇居民百分之九十六家庭已有彩电,西藏各城镇可通过卫星转播同步接受北京的电视节目),一齐怠慢了菩萨。又如藏族青年爱穿西服而不爱穿藏袍,爱喝啤酒而不爱喝青稞酒,爱跳迪斯科而不爱跳藏族舞,爱吃蛋糕、汉菜、西菜而不爱吃糌粑、手抓羊肉,爱住钢筋水泥的西式公寓而不爱住石木结构的藏房,爱坐汽车而不爱骑马,爱用电灯而不爱点酥油灯,爱烧煤气而不爱烧牛粪,爱去北京旅游而不爱去寺庙磕拜,爱学英文而不爱学藏文……其实他们不过是在步流亡欧美的藏人的後尘,於是达赖们便大声惊呼“中共毁灭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中共岂不是化钱买骂么?

中共把现代化高消费引入西藏,必然极大地刺激起藏人的享受感,并加剧藏人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共给藏族市民的工薪加津贴再高(约等於北京同类同级职工的三倍),也无法保证人们经常出入面向外国游客的豪华宾馆、酒巴间、夜总会,只有日进斗金、挥金如土的汉藏官倒与达官贵人及个体户(所谓大款)才能每天享用这类高消费,这与汉族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是由於今日西藏百分之八十五的官员已是藏人,西藏的贪官与官倒也大都是藏人,例如著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其父系拉萨市委书记)现在就是一家官倒公司的总经理。汉族个体户进藏经商必须向藏官不断行贿,方能取得与维持营业执照。那么很自然的,普通藏族市民也会象普通汉族市民一样对大款萌生嫉恨,对中共心怀不满。於是藏独示威便成为其泄愤的天然渠道,这与汉族市民支持八九民运的动机是一样的。藏人示威照例要向中共机关及各种商店(国营店、汉族个体户乃至尼泊尔侨店)甩石头,中共岂不是化钱买打么?如此愚蠢的政策天下少见!

中共如果真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问题,就应接受达赖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与十月三日的谈话中提出的方案。达赖在那两次谈话中宣布他决定放弃独立诉求,只求“在中国内部的有限自治”,具体做法是由他掌管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而西藏的国防外交事务仍由中国政府掌管,即类似於巴勒斯坦自治或港澳的“一国两制”(见同日西方各大通讯社报道达赖次年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又重申这一方案,见《中央日报》国际版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头版)。如果达赖所说的西藏仅指西藏自治区,笔者以为是个好方案。中共应该从西藏自治区撤退所有汉人(驻军除外),停发一切财政补贴,请达赖回藏领导自治区政府(或应改名西藏特别行政区政府),随他搞资本主义也罢,农奴制也罢。北京只保留西藏的国防外交大权与批准达赖继承人的权力,亦即恢复清朝老例。这样一来,藏人便将失去一切现代化的物质享受,从此六根洁净、清心寡欲,一心一意转经拜佛,超度来世。

中共不但可以省下大笔财政开支,还可赢得“尊重西藏人权,复兴西藏文化”的美名,岂非两全齐美、皆大欢喜?□

出处:北京之春
1995年10月号-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