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屠杀六周年之际,由於海外媒体报道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当年的一些言行,引发了人们对学生当时是否应撤出天安门广场,以及对八九民运的重新评价。

重新评价迅速变成了激烈争论,争论变得越来越复杂∶部分人借“重新评价”来否定八九民运;多数是想探讨民运的策略得失。遗憾的是,在这场讨论中几个层面的问题全搅在了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那场运动的清晰认识。

因此,本文尝试对这场争论中指责学生的几种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论,同时讨论八九民运值得检讨之处。

戴晴和刘晓波否定八九民运

对八九民运进行重新评价和策略探讨者,因为动机各异,角度不同,结论自然大相径庭。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原北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她是早在这场争论的几年前就提出∶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也要对“六四”屠杀负责,因为他们把学生和市民扣留在天安门广场做“政治资本”和“政治人质”。去年戴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更进一步说∶“我不认为八九年发生的那件事儿是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打乱了、并且阻碍了邓小平原来的经济改革设想。”她同时强调∶“现在除了邓小平之外,谁还能有那么大的威力,以他自己的专制来尽量结束中国的专制统治?”

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曾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他几年前就在台湾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对八九民运持否定态度。最近他又撰文说∶“‘六四’悲剧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受控於非理性,”最後导致了“公众与军队之间的暴力对抗”。刘晓波认为“六四”悲剧的“首要责任在於政府的非理性的暴虐”,次要责任在於“公众的非理性反抗。”他把北京百万人上街抗议“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也视为“公众的非理性行为”。(《争鸣》,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戴晴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令人惊讶,因为一个主张“依靠邓小平的个人专制”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不可能肯定八九民运。令人惊讶的是她敢於这样直言地为专制辩护。

刘晓波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八九民运期间,公众对当局愚蛮做法的反应恰恰是理性的,无论是“四·二七”百万人大游行,还是挡军车、绝食和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都是“和平,非暴力”的,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觉醒和抗争。如果人民在政府发表了“四·二六”那样蛮横无理的社论後,还保持沉默、不抗争,才算“理性”的话,那么中国人四十多年来在中共专制下跪着逆来顺受不都成为“理性”了吗?而且刘晓波把独裁政府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一场有目共睹的屠杀说成是“公众与军队之间的暴力对抗”,这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也等於认同了政府将这场民主运动诬蔑为“暴乱”的说法。学生和市民们自始至终连集体拿起棍棒抵抗的行为都没有,更谈不上武器。他们甚至把零星缴来的武器交给了政府,哪儿来的“暴力对抗”?亲身经历了八九民运并为此受到过关押的刘晓波这样总结历史,真是令人悲哀。

龚小夏和丁学良以偏盖全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在哈佛大学读社会学的龚小夏和毕业於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现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龚小夏在接受香港《联合报》记者采访时,将八九民运概括为∶“天安门运动是一个泄愤运动。能将愤怒情绪煽动得有声有色的人,绝不妥协,有一些疯狂情绪的人,才能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丁学良则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批评天安门学生运动是“激进的”∶“他们把运动弄得非常意识形态化、理想化,所以容易走极端。”同时他批评天安门一代青年说,“最吸引这一代的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

这两位哈佛大学读了社会学的人显然在观察社会问题时都违背了研究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他们以偏盖全,将个别看成整体,而且不加分析,情绪化地指责一通。龚小夏说的“泄愤”两字,用在她自己的言论上倒比较贴切。如果对被中共统治的中国人分成几代来观察的话,无疑天安门一代是最勇敢的一代。王维林以瘦弱的身躯站在一队隆隆开动的坦克面前,学生们在绝食中相继晕倒仍坚持抗争,和最後面对屠杀仍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勇气,都向全世界重塑了中国人的形象。将整个这一代人称为“道德沦丧”,纯是信口开河。令人不解的是,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怎么培养出来这么说话不负责任的博士们。

探索历史事件的原本形象

第四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即将推出的影片《天安门》的制片人卡玛·欣顿(Carma Hinton)。严格地说,我们对这部影片还无法评论,因为它还没有拍完。但卡玛·欣顿已为此写了文章,申明该片的主要观点∶在对八九民运正义性的肯定下,探索和恢复八九民运的原本事实。并针对另一部西方人拍的表现八九民运的记录片《移山》中的不实之处,提出质疑。《移山》是根据天安门学生李禄的同名英文自传而拍摄的,据几位看过这部记录片的人讲,该片频繁出现的将李禄作为八九民运主角的镜头和他从小就有革命志向的经历,给人以宣传记录“革命领袖”的味道。如果《天安门》公演之後,它的内容真的像制片人申明的那样,那么对卡玛·欣顿这种探求历史细节本来面目的努力,是没有理由指责的。但不管怎样,真正的对《天安门》的讨论应留在电影上演之後。

胡平“策略理论”的六点偏颇

上述四种观点似已没有多大讨论的必要。本文意在评论第五种观点,它的代表性人物是现任《北京之春》主笔的胡平。他的出发点与卡玛·欣顿有些接近,即想追询历史真相,同时想探讨民运“得失”。胡平在把八九民运评价为“自由,勇敢与光荣”的前提下,对他认为的一些“失策”进行了探讨和批评。胡平是最早提出对八九民运得失进行探讨的,这次也连续撰文坚持他几年前就提出的观点。这种反思精神和认真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但遗憾的是,胡平所指出的八九民运的六个(本文作者归纳的)主要“失策”都不准确,有的仅在逻辑上就是不通的。

1、关於“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第一,胡平认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败是未能实行他提出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他在《中国民运反思》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阐述。(本文引用的胡平观点均出自此书和他发表在今年六月号《北京之春》上的“回首天安门”一文)

这一理论的模糊之处在於,什么是“好”的标准?在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和民众认为的“好”是不是达到过?“四·二七”大游行时学生提出的基本诉求是∶政府收回将运动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承认这是一场爱国运动。这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但当局始终没有答应,并悄悄调集军队进城镇压。这一要求不能实现,学生和市民是不可能“收”的,因为“动乱”的定性不改变,意味着“秋後一定算帐”。

胡平解释说,“好”有很多层次,例如“四·二七”大游行当局没有镇压,就是一个“好”的标志,运动就应该“收”。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应不应该收和能不能够收。从必要性上来说,《人民日报》发表了那样一个背离事实的蛮横的“四·二六”社论,才激起了百万人上街抗议游行。这样大规模游行(展示了足够的民意)的结果并没有使当局收回或改变社论,人们是就此“收”了,默认了,还是继续抗争要求呢?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从理性角度,人们都会感到继续要求和抗争的必要。而且这样百万人走向街头抗议政府的行为在共产党统治以来是第一次,人们从这种民意的大场面展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它只能强化民众继续抗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在这样强大的民意面前,政府不仅毫不向人民妥协,更进而发布了“戒严令”。对政府这般的强暴和蛮横,只要稍微感觉自己还是人的人都无法咽下这口气。这就是学生和市民选择没见到“好”就是“不收”。

从能不能收角度来说,按照胡平的理论,大游行没被镇压,见到这个“好”就该“收”了。那么事实上这是能够操作成功的吗?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哪个民运领袖具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改变百万人民的愿望,让人们忍气吞声,就此“罢休”?

胡平判定的八九民运中另外几个他认为达到了“好”的时机,而学生“没收”的“策略失当”,都有这种在必要性和操作性上讲不通的特点(後面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而胡平的“见坏就上”的理论,更是根本无法操作的。因为人类心理呈现的形式恰恰与胡平的理论相反,大多数时候都是“见好就上”,“见坏就收”。中国古语中的“乘胜前进”和“兵败如山倒”等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

2、关於不把危急情势告诉部属

第二,胡平认为“当时,几个学生领袖从特殊渠道获悉军队要强行清场的消息。”“在明知全体成员都面临流血牺牲,但却不把危急情势告诉其部属……”言“内”之意,学生领袖垄断消息,导致学生最後流血牺牲。这种理论是背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和所有学生市民一样,都是在小道消息满天飞的状况下共享各种信息。没有谁能够垄断广场上的消息。如果广场上少数领袖真能够垄断消息和舆论,那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即广场上已经建立另一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它能够有效地封锁广场,控制所有的媒体,并有能力制止任何人传递消息。而这种局面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当时,对於政府可能武力镇压的危急情势,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非是不知情、毫无准备的。他们留下的誓言书上,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他们宁死也要与专制抗争。把最後当局武力镇压造成的流血,说成与学生领袖隐瞒消息有关,不仅是不公允的、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无视天安门一代的英勇精神的。

3、关於不撤离广场的责任

第三,胡平严厉批评学生领袖柴玲等坚持不撤出广场是“激进”,这种“激进”是导致流血的原因之一,所以柴玲等对流血也负有责任。把学生不撤离天安门广场归为柴玲等人的固执也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从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八九民运的回忆材料来观察,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学生领袖的产生与罢免都与他们是否顺应广大学生的意愿有直接关系。最早的学生领袖周勇军被罢免,是因为他没有勇气领导抗议“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结果他被淘汰。吾尔开希在这次游行中的勇敢表现,使他成为学生拥戴的领袖,在海内外都顿时名声大震。但当他後来擅自宣布学生撤离广场,违背了广场上广大学生的意愿时,他也迅速被学生罢免。柴玲正是顺应了(她的观点也代表了)广场多数学生的意愿,才被推为广场的总指挥。如果柴玲不顺从民意,她也会迅速被撤换掉。学生们会再选出一个愿意与他们一起坚持到底的“激进”领袖。广场上那些仓促推选出来的“领袖们”还没有哪一个权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而无法被人罢免。因此,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柴玲和留在广场上的所有学生都坚持不撤离天安门广场。那种柴玲在控制和左右着广场上所有学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对广场上广大学生的智力的贬损,等於他们都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一辛苦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总是非常激愤,他不久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讨论会上说∶这不等於是说我们这些在广场上的学生都没有头脑,任人摆布了吗?这根本不是事实,我们坚守在天安门广场,都是基於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的,根本不是哪个学生领袖可以强迫的。辛苦说的是实情,因为天安门广场从始到终都是开放、流通的,谁都可以自由地选择留下或离开。仅仅这一点也可以说明,那种柴玲强使学生听从她“激进”的主张而留在广场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最後撤离广场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在最後关头,在决定撤还是不撤时,仍是采取由广场的学生多数来决定。当时军队已包围了广场,时间很紧迫,学生领袖们只好采取全场学生呼喊“撤”和“不撤”这种方式,以哪种声音大来决定哪种意见是多数。据封从德回忆,当时两种声音的大小不差上下,最後他们“判定”“撤”的声音大,才做出撤离决定的。

4、关於不撤离广场导致民运失败

第四,胡平(包括天安门学生吾尔开希、沈彤等不少人)认为正是“激进的”学生不撤离广场,才导致八九民运失败。这一理论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用失败或成功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八九民运并不是很恰当。因为所谓成功或失败,都意味着它事先有一个预设的目标,以达到或没有达到来衡量。八九民运并不是一个事先准备和组织的运动,它是因胡耀邦的猝然病逝而产生的“突发事件”。虽然在运动过程中人们提出很多诉求,但整体上看,它基本上是表达人们长期积蕴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抗议。而且是寻求在承认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但当局采用公开屠杀的方式结束了这场运动。

用“失败”这样的字眼来总结八九民运,实在是过於轻视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实际上这场运动使海内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巨大影响仅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变化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四”屠杀前,在留学生中传播否定中共、结束邓小平专制的观点,并不是容易的。当时的“中国民联”主席到中国留学生中演讲这种理论,曾多次遭到学生起哄反对。多数留学生都对邓小平、胡耀邦的改革寄予希望和幻想,把持推翻共产党专制的观点视为“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正是北京政权在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对人民的镇压,使海外留学生和几千万华人一起走上街头,喊出“打倒共产党!”不知有多少支持中共的“左派人士”也是这样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认识。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袖和人民也是在“六四”之後认清了邓小平和他的共产主义的残酷性。即使共产党内的高层干部,也有很多人被这种公开屠杀平民的做法激怒,从此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念。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本质性改变是中国人民在以前付出了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下,都没有达到的。

是的,没有人愿意看到流血事件。但是记住∶那种“撤离广场就能避免流血”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一如既往的对共产党的一相情愿的幻想,一种与共产党的规定性、本质性冲突了七十年的梦想。在共产党统治的历史上,有过人民给共产党跪一下,它就饶人民一把的例子吗?正是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长记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带着美梦下跪才一次又一次地遭杀戮!

如果说坚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撤“激进”是导致屠杀的原因,那么主要的屠杀地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广场,而在木犀地和六部口?而且是在广场上的学生已经有秩序地撤离的时候。学生们已经流着泪屈辱地低下了头默默地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军队仍敢杀人!这是一个残暴到何等程度的政权!

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实是,在经过“六四”屠杀,全球多数国家纷纷谴责中共的残暴,北京政权的声誉已低至谷底的情况下,它还有胆量继续逮捕、枪杀平民。在丁子霖寻访到的受难者家属中,就统计到有十余平民是在“六四”屠杀几天後被杀害的。而中共当局公开处决的所谓“暴徒”也有几十人。这一切都说明,即使当时学生早一些撤离天安门广场,镇压也是一定会发生的。任何对学生不撤离广场导致屠杀的指责都等於是为共产党的残忍开脱和找理由,不论你怎样强调我首先否定共产党杀人,但是,如果学生……。这里没有但是,因为不管学生“激进”到什么程度,有枪的就不能打没枪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规矩!如果说学生们意识到了政府会屠杀仍坚守广场与政府抗争,那是他们今天最值得骄傲的勇敢和光荣。如果说学生们没有设想到政府会真的杀平民,那就是他们用生命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幻想付出了代价。在经历了中共建政四十多年来非理性暴虐屠杀之後,在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政府杀学生杀孩子的情形下,仍强调如果学生……,这种梦幻只能为共产党下一次屠杀铺路。这与五十年代那些带着美梦和幻想加入共产党而助长了共产党的残暴势力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今天任何对共产党可能会变得理性点的幻想都是在参与它对人民的继续屠杀。因为只要对共产党存有幻想,就等於再延长它的执政。只要共产党继续执政,它就会继续杀人。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改了它就不叫共产党。今天,中共还敢公开地、不宣布任何理由地、秘密关押已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魏京生,还可以做出逮捕已是美国公民的吴弘达,并无视外交协议,不许美国使馆人员看望。这是一个只要存在一天就流氓到底的政权。

胡平说的“此时撤离意味着民运的胜利,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就是对共产党的理性抱有幻想。第一,撤离怎么能意味胜利呢?赢了什么?赢了政府一顿恶狠狠的辱骂?第二,共产政权和学生市民不是朝野关系。朝野包含着轮流执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而共产独裁和被压迫的人民有过一秒钟的平等吗?第三,一个用军队公开屠杀平民的政权与它的挑战者之间可能有一种“双方良性互动”吗?这种“良性互动”在胡平的反共经验中有过吗?由胡平这样一个并非不了解共产党本质的人说出这样幼稚的话,令人甚为遗憾。

5、关於恐惧造成民运低潮

第五,胡平认为由於“激进”学生坚持不撤离天安门广场,迫使军队进城镇压,屠杀造成全民的恐惧,人们看不到胜利,就不愿再参加民运了。所以“六四”已过去六年了,中国大陆上没有发生有规模的民运。

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远非准确。事实上,中国大陆这六年来没有发生有规模的民主运动,恐惧和经商热都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机会和高压太强。在共产专制社会,由於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任何一场有规模的抗议运动都是难以产生的,因为运动需要条件,如通知、宣传、鼓动和组织。因此,在专制社会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抗议运动,都有两个特点∶一是由“突发事件”促发。二是在社会控制较松动的政治条件下发生。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是在周恩来病逝後发生。而八九民运则由胡耀邦猝然去世而出现。就是因为群体的“悼念”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一场运动必需的联系、通知、宣传以及鼓动的可能条件。“悼念”的合法性使当局不可能对这些最初的活动加以镇压。同时,这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都是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毛泽东严酷的专制统治中,从没有大规模的民运发生。在原苏联也是这样,斯大林时代,那样残酷,没有群体反抗运动。恰恰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环境较宽松的时刻,才有民运,最後结束了苏联共产帝国。这些历史事实都和胡平所主张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正相反,在专制社会,人们是见到“宽松”和“机会”就“上”,见到严酷和镇压就“收”。所以,今天大陆没有出现有规模的民主运动,是因为人们还没有看到“宽松”,还在等待“机会”。

比等待机会更重要的是,经过了“六四”屠杀,下次发生的民运绝不会仍是上次那样的水平。如果说八九民运是中国人跪着恳求共产党改革,下一次将是中国人站着否定共产党统治。这个人心的变化,这个总体思想水平的提高,是“六四”最大的遗产。正如八九民运时的湖南学生领袖唐柏桥最近在纽约所说∶下一次民运,我一定选择“激进”,八九民运时,湖南几个向毛泽东头像丢掷鸡蛋的人曾找到我们,我们认为他们“激进”,拒绝了他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是对的。必须对毛泽东、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全面否定。

6、关於“激进”

第六,细读胡平关於天安门运动的所有“反思”,发现他的主要目的是批评民主运动中的“激进”思潮。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激进”的标准?

对所谓“激进”的争论,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时就已经开始。当时魏京生的观点就被人指责为“激进”,因为他提醒人们“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即使在民主墙运动的参加者中,魏京生也是孤单的,多数人认为他不懂策略,不知道与党内改革派配合,不知道掌握时机(用今天胡平的理论是不知道“见好就收”)等等。

但历史已证明了魏京生的“激进”恰恰是深刻。中国政治的演变,被魏京生十五年前的预言全部说中∶邓小平成了独裁者;中国没有进行政治民主化。而且魏京生的“激进”更体现了中国人少有的勇敢。构成教训的是,那些当年主张讲策略、不像魏京生那样尖刻的徐文立、刘青等,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温和、不直接反对共产党而躲过十余年的铁窗生活。说白了,那些今天指责魏京生“激进”的人只是硬不想承认魏京生的勇敢和深刻超过他们。设想没有魏京生的“激进”“民主墙”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的假想,也是同没有柴玲的“激进”天安门就不会流血一样,是对共产党一相情愿的梦幻。愚昧的中国知识人们对共产党的哪一个梦幻实现过?!

如果说当年有人批评魏京生“激进”,是因为对整个共产主义本质还缺乏深刻了解,属於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胡平和现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今天还认为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的做法是“激进”,就令人无法理解了。

学生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宁死也要向专制挑战,正表现了中国人这种英勇抗争精神!他们为此献出了生命,但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人由此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全民族的觉醒就是对这些生命的回报。据西方学者的统计,近四十年来,死於中共专制的中国人可能多於八千万!八千万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但中国人并没有觉醒。因为这八千万生命都是共产党悄悄残害的。是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的英勇抗争,迫使中共只得撕去伪装,用公开屠杀将它的残暴展现无遗。遇难者的鲜血洗亮了中国人的眼睛。他们的血没有像那八千万一样白流。这种抗争,这种英勇,不仅不应该以“激进”两字轻率地指责,正相反,应该给予高度赞美,高度推崇!因为他们以牺牲捍卫了尊严和自由这些神圣的原则。他们的英勇不仅向世界改变了中国人历来习惯做奴才的形象,也给人类向邪恶挑战的历史写下了永远值得自豪的一页!

八九民运的教训

有人或许说,八九民运难道就没有值得批评之处?八九民运是有应检讨之处,但它不是坚持在广场的勇敢,而是跪在大会堂前向中共请愿和把往毛泽东头像丢掷鸡蛋的人扭送公安局的行为。这些行为象征性地说明∶中国人是在跪着求共产党改良从善,而不是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和整个制度全面否定。广场学生领袖之一王丹对此总结说∶“八九民运在理论上显得先天不足”,“客观条件不成熟”,即广大学生和民众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结束共产统治。所以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回顾八九民运,会发现它的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没有任何挑战一党专制的声音,几乎所有人都是在承认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思考问题、谋求解决问题。第二,爱国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呼声始终是主旋律。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声音很微弱。这两个特征都标示着八九民运的整体思想理论水平并不高。

谁应该负责

而这场运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的原因和责任恰恰不在学生身上,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没有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几十年前就向民众传播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智慧;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勇敢地创办地下刊物,组织民间团体,走到直接挑战共产专制的第一线。因此,他们之中没有产生值得学生信服,并具有领导能力的公众领袖。正如王丹总结的∶八九民运中“各自为战,领导不统一,严重地削弱了民运的力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於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形成领导力量的萌芽和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知识分子们只是起“咨询、参谋的作用”,“这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引文同上)刘宾雁对此也有相同感受∶“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该全部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四月号)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太少去深刻反省这些,反而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学生所谓的“策略失当”的批评上,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向。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与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比较,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缺乏认识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智慧,更缺少直接向共产党挑战的勇敢。而这正是中共专制至今没有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我会在下一篇“知识分子与天安门”中具体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水平不提高,所谓“救中国,救中国人民”只是空想。因为病人不能救病人,首先要救自己,使自己成为健康人,才有资格争取当“医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於纽约□

出处:北京之春
1995年8月号-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