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充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戏剧,这种荒唐,不光是乾隆拒绝与英国通商、林则徐在奏折中说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不光是拥有号称亚洲第一水师的泱泱大国却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海军,清朝老佛爷利用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去对付全副现代装备的列强联军。这种荒唐戏剧的结果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每次中国与列强的武力冲突的结果,都是中国认输且签约,支付给外敌以割地赔款的巨大代价。

最荒唐的是,在对外战争中,中国搭上了二战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便车,终于以巨大而惨烈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军民伤亡人数3500万,综合损失总计1000亿美元以上。然而,曾经在甲午海战失败后向日本赔偿了二亿两白银且割让了台湾的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但让出兵东北的苏联掠走了大量本该属于中国的日本留在满洲国的战利品,而且海峡两岸的政权又先后放弃了战败国日本应付的赔偿!

这一荒唐结果,表面原因是美苏两大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特别是美国在战后扶植日本来遏制中国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揭开中共伪造的历史,看到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之后,深层原因便自然浮现出来:二战后国共之间的惨烈内战和由此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才是中国放弃巨额赔偿的原因。正如日军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驱直入的深层原因,也是当时中国内部的分裂一样。所以,无论是苏联对东北的掠夺,还是美日同盟的形成,都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的小集团利益而出卖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结果。

一、苏联为什么敢于掠夺东北

苏联敢于在东北公开掠夺日本留下的“战利品”,源于国共分裂的形势下、蒋介石意欲阻止斯大林支持中共。早在苏联出兵东北的1945年8月14日,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纸上支持。在协议中,蒋介石以承认苏联在满洲、在外蒙的多项权益,斯大林承诺支持国民政府,包括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而不向任何其他国内政治力量移交接收权力。这里的“任何国内敌手”和“任何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显然是指“中共”。

于是,政治流氓斯大林便得寸进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居然公开宣称:苏军之所以有权力掠夺走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所有最现代设备,因为苏联政府认为,是苏军的进攻迫使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投降,所以,原来为日军服务的东北各省的日办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

对于苏联的这一无耻要求,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加以拒绝,因为苏联的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收的做法。但书面的照会是一回事,现实政治的较力是另一回事。在现实抉择中,蒋介石害怕激怒苏联,使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是无限期地在东北驻军,二是为中共在东北提供方便的。所以,蒋介石政府只做出口头抗议,而没有任何阻止苏军掠夺的实际行动。

蒋介石在条约中的巨大让步,在苏军掠夺东北问题上的忍让,换来的非但不是斯大林的信守承诺,反而是完全背叛如下承诺:1,为了掠夺更多的“战利品”,也为了给林彪率领的共军提供方便,苏军并没按照条约规定三个月的时间表撤离东北,而是在差不多一年后、即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2,在移交东北接收权的问题上,苏军不但把一些大中城镇让给了共军,还为蒋介石向东北调动部队设置重重障碍。如,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3,苏联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没有这些日式的先进武器,林彪能否打赢辽沈战役,就要打个大问号。

二、美日为什么结盟遏制中共政权

可以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为阻止中国内战而在外交上政治上竭尽了全力,但美国的一切努力皆因国共两党、特别是蒋介石和毛泽的权力自私而失效,惨烈的内战终于全面爆发。由此美国才完全放弃在国共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开始支持作为合法政府的蒋介石政权。但内战的结果却出乎美国的预料,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国军节节败退,而由苏联支持的共军却屡战屡胜。当毛泽东对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对日政策遂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的日本政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为主。所以,占领日本初期的严厉政策立刻变得缓和,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韩战爆发之后,美国更加快了振兴日本、解除军管,恢复主权的过程,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反共的亚洲盟友。

在美中日三者的关系上,截至1947年之前,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美国都在尽力挽救美中同盟;即便在中共掌权之后,美国仍然不想与中国彻底决裂,希望中国不要彻底倒向斯大林。1949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美国已经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毛泽东政权。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不顾中共高层其他人的反对,独断地作出解放军赴朝与美军作战的决策。于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中美对抗,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由此导致中美之间的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二战时期也好,冷战时期也罢,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三、国、共双方为什么都放弃对日索赔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中国分裂,使日本有了两面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王牌。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分配给苏联100亿,英美80亿,其他国家20亿。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五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首的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乃天经地义,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1947年10月25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540亿美元。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赔偿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40%,但各国仅同意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后来,国民党高官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但由于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对日本赔偿了。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再接着是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的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共政权,力主由台湾国民党政权参加和会,但在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政权最终被排除在签约国之外。对于此一结果,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代表新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由于美国无法说服苏联和中国的强烈反对,旧金山会议陷于可能搁浅的危机。美国为了早日实现扶日反共的目的,主张中国与日本单独谈判战争赔偿问题。至于将由中国的哪个政权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蒋介石基于美日台联合反共的共同利益,于1951年9月由当时的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这样,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才得以于9月4日-8日举行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极为不公的条约:中日战争持续了将近十五年,但条约把中国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中日战争的时间也就等于美日战争的时间,一笔抹去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单独抗日的十年!

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和约也对日本宽大有加,只是笼统规定了“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而没有提及赔偿的具体数额。和约还对赔偿要求作了限制,赔偿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这些条约等于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所以遭到了亚洲、欧洲诸国的反对,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拒绝签字。所以,11月26日,日本国会批准了这个和约。

但日本还是对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

付出代价最大的中国则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因为,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日本拥有选择哪个政权为谈判对手的主动权,日本选择哪个政权就是在外交上承认哪个政权,这对日本在赔偿问题上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显然是极为有利的。无怪乎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日本政府一边推延正式表态,一面又不断放出可能与北京缔结和约的言论。也就是用北京来要挟台北。

兵败大陆而退居台岛的蒋介石政权,急于获得更多国家的外交承认,争取与日本缔结和约就是争取国民党政权的国际空间。于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1951年10月25日,台北驻日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探询日本的缔约倾向。冈崎拿出为难的态度说:“我国若现在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必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10月30日,吉田首相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时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吉田还在私下会见台北代表董显光时说:“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显然,日本政要的一系列亲北京言论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决不能容忍日本承认北京而抛弃台北。所以,他一面要求美国对日施加压,一面承诺对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并卷入韩战的美国,决不允许再失去台湾,所以,美国采取既扶植日本也不抛弃台湾的政策,大力支持台湾与日本签约。1951年11月5日,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在关键时刻,美国特使杜勒斯于12月10日前往日本,态度强硬地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必须与台北签约。杜勒斯甚至直言:日本必须与台湾缔约,“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所以,吉田于12月24日正式表态: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首席全权代表河田烈前往台北,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谈判中,双方战争赔偿问题上的争论极为激烈。尽管台北已经作出巨大让步,只要求日本对提供劳务补偿而放弃其他赔偿,但即便如此,日本却坚决反对,只同意台湾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而不同意提供劳务补偿。实质上,日本的目标就是以对台北的外交承认来换取蒋介石政权放弃赔偿。所以,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到3月20日,国会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又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

蒋介石政权为了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于3月25日宣布放弃全部赔偿:“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但日本得寸进尺,居然要求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的条款。台北经过权衡,在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最终,“台日和约”在4月28日15时才正式签署,七个小时后,“旧金山和约”生效。

从1952年2月30日到至4月28日,台日谈判历时67天,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和非正式会谈18次,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承认台北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台北政权放弃全部赔偿。台日条约第一条乙项规定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台日和约”引起了北京政权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周恩来代表北京政权发表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周恩来还指责蒋介石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承认“台日条约”。

然而,时隔二十年后的1972年,北京政权的大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书房,“中美上海公报”之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在对日谈判中,毛泽东重复了二十年前蒋介石作过的一切:用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对北京政权的外交承认。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关于赔偿问题,日方认为,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赔偿权利的问题。之后,周恩来与田中会谈,争的不是赔偿问题,而是谁有权代表中国放弃赔偿。周说:“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既然中共明确承诺放弃赔偿要求,日方当然作个顺水人情,表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

日方同意: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废除日台条约。

中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他俩可以为争夺中国的最高权力而打得你死我活,也能够为了保住一己政权而让日本从中渔利。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以至于,“台日和约”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两个条约中关于放弃对日索赔的表述,连用词都差不多。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现在,由于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和独裁民族主义的泛滥,中日政治关系的日趋恶化,中共政权对朝鲜、伊朗、古巴等无赖国家的支持,必然引起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警惕,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加强也就变成必然。

2005年11月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