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领域中公开地坚持人的自由、诚实、尊严和主体的政治,是一种为恢复政治自身崇高目的反政治的政治。

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自由西方战胜了极权东方,这一胜利是内外合力的结果。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推动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外来压力的话,那么,苏东各国民间力量的非暴力反抗,就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内力。

苏东共产帝国的瓦解与传统帝国瓦解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帝国大都瓦解于暴力,而苏东帝国瓦解于非暴力反抗。在苏东诸国中,除了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的瓦解有局部暴力发生之外,其他国家大都没有任何激烈的暴力革命,而仅仅依靠民心所向的“天鹅绒革命”。所以,在那里,听不到枪声,看不到鲜血、尸体和废墟,而只有人群、标语、口号的海洋,就将共产极权帝国淹没掉了。前苏联保守派在1991年发动的8?19政变,也在民心所向的抵制下归于失败,接着是前苏联的和平解体。

也就是说,苏东诸极权国家的民间力量,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通过先改变民间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所以,“公民不服从运动”变成了民间力量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这种“公民不服从运动”主要表现为“真话运动”,用索尔忍尼琴的话说就是“不靠谎言生活”,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活在真实中。”因为,极权下的无权民众,唯有“说真话”这一“无权者的权利。”

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他曾经是体制内著名的红色专家,1953年苏联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他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所以,当时年仅32岁的萨哈罗夫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他也由此享有丰厚的既得利益,得到了巨大的体制性荣誉。他曾三次被提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得到过两次列宁勋章和一次斯大林奖金。然而,当他发现苏共开发核武器的目的有违于个人良知之时,进而在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官们的争论中认清了苏联体制的反人性本质后,他便毅然与苏共体制彻底决裂,走上了反抗独裁体制的不归路,由最著名的红色专家一变而为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萨哈罗夫叛逆竟是如此彻底,既不屈从于官方的暴力威逼,也不屈从于官方的利诱腐蚀。面对险恶的环境中,他于1970年创立“公民权利保障委员会”,以公开真相的方式坚持公民不合作运动:声援受到人权迫害的国民,抗议苏联政府践踏人权的暴行,向世界公布苏联的人权真相,呼吁世界和平。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萨哈罗夫公开强列谴责苏联政府的侵略行径,1980年1月他被流放到位于莫斯科以东二百五十英里的高尔基城。他的寓所对面就是警察局,房间外设立了警戒哨,每天四班轮流,实行昼夜监视。1983年,萨哈罗夫在流放地写出著名的《热核战争的危险》一书。为了手稿的安全,即使上街散步,他也将手稿塞进背包,背在身上。1984年8月,高尔基市法院以“诽谤苏维埃罪”判处萨哈罗夫妻子波诺流放高尔基城五年。

萨哈罗夫不但为坚守个人良知而宁愿舍弃高官厚禄,而且付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这是“自我放逐”和“甘下地狱”,他把自己放逐在特权体制之外,也就等于自愿走向“地狱”。他的所有特殊待遇被取消,人身权利被剥夺。但他在失去了官权所赐予种种优惠待遇的同时,却用自己的良知闪亮赢得了国内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尊重,苏联的民众称他为“我们的良心”或“俄罗斯的良心”,国际社会授予他最高的政治荣誉——诺贝尔和平奖。尽管,萨哈罗夫没能活着完全看到自由俄罗斯的降临,但他的良知变成了自由俄罗斯的预言,正如俄罗斯学者阿?西?索布恰克所言:“萨哈罗夫死后,……俄罗斯是跟在俄罗斯预言家的棺椁后前进的。”

前苏联另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忍尼琴,不仅以自己的写作持续地揭露斯大林主义之下的暴政真相,为世界贡献了“古拉格”这一共产极权下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而且他首先向自己的良知发出拷问:“我为什么要屈从于暴政?”接着又向自己的同胞发出“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生活细节上拒绝官方所强加的一切形式的谎言仪式: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自己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在私人谈话和公共场合都不说谎;自己不说谎,不讲解,不炫耀,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音乐中和技术处理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如果自己不完全赞同统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题的讲话,那么就应该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领导”言论;只要这一切与自己的意愿相反,就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座谈、庆典、运动;只要自己不完全赞同这些标语口号,就不举标语,不喊口号;不举手赞成有违内心意愿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地把选票投给自己认为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自己赶着去参加强制性的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别人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即便做不到当面戳穿,起码要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那些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索尔忍尼琴如是说。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与杰出的文学成就有关,但更与个人良知的闪亮有关。面对恐怖政治的威胁,他仍然敢于直面独裁暴政的罪恶,向民间发出“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

是的,“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如果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你在捍卫了人的起码权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责任的同时,也以不合作的行动为反抗暴政做出了贡献。自然地,你也就捍卫了人的尊严和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捷克非暴力反抗的精神领袖哈维尔,写下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利》。他对极权体制的深刻洞见,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伦理上的和人性上的。他指出,独裁制度的君临,不仅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危机或人性危机,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儒化使独裁暴政可以畅通无阻。所以,他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的良知不服从原则,号召人们不要甘愿过“蔬菜老板”那种口是心非的生活,旨在唤醒捷克人民的良知,用反抗谎言来化解人性和道德的危机,以便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应承担的责任。

“活在真实中”的反抗政治被哈维尔称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在公众领域中公开地坚持人的自由、诚实、尊严和主体的政治,是一种为恢复政治自身崇高目标的反政治的政治。每一个人都从日常生活出发,不放弃任何诚实表达的机会,甚至只问是非曲直而不问效果收益,即决不奢望代价的付出能换来立竿见影的收益,而是寄希望于良知反抗的点滴积累对人性的影响。对于哈维尔来说,拒绝极权政治意识形态,既是坚持独立的自由表述,也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他进而指出,捷克人所反抗的甚至不是现行政权,而是一种有辱尊严和自辱尊严的非人生存方式,从而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一种有尊严、敢担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止是物质繁荣和技术先进,而是灵魂家园和精神归宿。也就是哈维尔所言:“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道德与良心》)

在波兰,被誉为“团结工会运动”的理论家的米奇尼克,他在总结波兰民间反抗运动时说:我们为之奋斗是一个多元化的健全的公民社会,“通往公民社会”道路就是波兰民主的道路。他认为,波兰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独裁政权的蛮横而是公民社会的残缺,从官方的观点看来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社会不被看作为有能力组织自身来捍卫自己的具体利益,而民间的观点应该恰恰相反,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所构成的独立公民社会。所以,通过诉诸于公民良心的社会动员,使民间不再沉默,使冲突各方都获得发言权。他认为,让社会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正是通往公民社会的路径,也是瓦解独裁而建立自由社会的途径。

这些苏东极权制度下的道义英雄所要唤醒的反抗力量,不是暴力反抗,而是保持人性尊严的个人良知。人性尊严意味着:既不剑拔弩张,也不低三下四;既不怕暴力威胁,也能抗拒利益收买。正是这种直指人心的良知式反抗,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使独裁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出现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

除了已经成功的苏东之外,其他独裁国家的民间力量也都走在非暴力反抗的道路。缅甸的反对运动面对独裁军政府的镇压,也主要诉诸于非暴力反抗,其领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则就是:“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惧》)她还说:“……具有经受精神冲突与忍受肉体折磨的能力,用以抵抗取消主义、偏执及仇恨势力的侵蚀。……斗争的主要原动力不是对权力、报复及毁灭的渴望,而是对自由、和平及正义的真正尊重。”(《人权与缅甸》)所以,当她与全副武装的军警近在咫尺地面对时,她才能从容地说:“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让人民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非暴力的良知反抗,既可以展示道义的巨大力量,也能把暴力镇压的内在虚弱暴露无遗,最终让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双方皆看到暴力强权的界限。昂山素季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最近,独联体的三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满当政者的独裁倾向和选举舞弊而相继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的非暴力革命相继已经成功,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民主政治的版图又一次得到扩张。

冷战以“天鹅绒革命”的方式结束,标志着独裁制度在民意中的腐烂,也标志着自由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无人敢于公开否认的普世善。所以,根本不必采取任何暴力手段来推翻独裁政权,只要觉醒的民意能够坚定地诉诸有组织的长期的非暴力反抗,独裁政权的瓦解就是必然的。之所以如此:

1,二十世纪多次暴力革命的惨痛教训,以暴易暴的过程极为惨烈,让整个社会付出成本过大,带来的往往是玉石俱焚的废墟;以暴易暴的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枪杆子打出的政权,非但不是以和平方式竞争权力的自由制度,反而是最擅用暴力的新独裁上台。

2,独裁制度的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形资源,它唯一无法垄断的只有人心之向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正如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权势者可以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信徒们心向上帝的虔诚。所以,极权国家内部的民意觉醒和国际自由国家施加的外来压力,使日薄西山的独裁制度的暴力镇压的残酷性逐渐下降,其统治者也要越来越做出“伪善”的姿态。

在当下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中共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已经出现,正在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除了谎言之外,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的中共政权,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只能乞灵于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在道义凝聚力上,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决不会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认同和歌颂,足矣!

在此情况下,真实而自由的言说的个人风险已有所下降,毛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自由言论或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随处可见。所以,尽管仍然要面对政治强权的威逼利诱,但还是有越来越的中国人力争不靠谎言生存,他们敢于自由言说和讲真话,哪怕是面对仍然频繁发生的文字狱,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敢于挺身而出,或个人或群体,公开抗议制造文字狱的政权;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这些敢言的良知者被中共当局打入舆论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他们却得到了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赞誉和祝福,依托于网络的民间言论维权也在逐步成长。

所以,独裁制度下的民间反抗运动可以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用中国古语表述就是人人皆有“天地良心”。在恐怖下争取自由,首先就要用公开发言来克服内在恐惧:不把自己当成只能屈从于强权的哑巴臣民,而是把自己当作独立自主的会说话公民。

反过来,独裁制度之所以无法长期维系下去,就在于它逐步丧失民意的自愿认同,也就是丧失道义合法性,而一个有违于“天地良心”的政权,必然遭受“天谴”的惩罚。也就是说,在独裁制度的庞大形体坍塌之前,必然先经历过一个在人民的灵魂中逐渐衰败、腐烂和瓦解的过程。只要越来越多的公民敢于公开说真话,就会自发形成持续不断的“说真话运动”。

独裁的维系依赖于恐怖,恐怖的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今日独裁制度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只要敢于以公开的自由言说来反抗制度性的谎言和恐惧的个体持续增多,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将变成风雨飘摇的孤岛而难以为继。所以,瓦解独裁政权甚至不必采取大规模街头政治的方式,而只要民间社会有勇气突破了信息封锁和言论禁忌,在不许自由言说的禁忌中大胆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光靠自由言说的吐沫就能淹没任何独裁政权。因为,民间真话运动兴起将敌得过全部专政机器的力量。

所以,对此深有体验的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05年5月24日演讲中才向世界大声疾呼:“我确信,我们必须以各种方式支持那些敢于站出来面对独裁政权的人。他们揪住极权者说的空谈不放,并引导公众注意极权体制中司空见惯的、辞藻与行为之间的所有矛盾。北韩、中国、白俄罗斯、古巴、缅甸和其他类似的国家里,都有这类勇敢的人。我们都赞扬勇敢的昂山素姬,她坚持以民主、和平发言的方式,反对暴力压迫。古巴异议人士的杰出的努力同样应当得到赞赏。”

最后,让我们记住林昭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遗言吧,这是野蛮毛时代的中国圣女留给后毛时代的良知不服从运动的伟大遗言:“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吶!”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

2005年11月15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