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被禁毁、及《南方周末》大换血事件披露以来,互联网上众说纷纭。其中较有份量的文章,当推《大参考》上署名“沈励志”的长文,题为《中共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里面摘引了中央文件的有关内容,勾得一些友人常来电“刺探内幕”。可作为罪魁祸首的我,知道的不比别人多。记得今年4月底,广州一位编辑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出事了,并且说:“廖亦武,你只有再沈默10年了。”

接著,我怀著内疚的心情,复印、邮寄了大量公开发表过的关於《底层》的文字。其中不乏长篇报导和大幅图片。我希望以此减轻《南方周末》的“罪责”。但是……和许多经常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的自由知识份子一样,我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事态恶化。自由言论的阵地再一次被专制机器摧毁,那样轻而易举,不露痕迹。甚至连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大批判的过场也不走,就直接下达文件。轻飘飘的几页纸,就使与《南方周末》“血肉相系”的数万名知识人束手无策。

真不愧是技术官僚的后集权时期,不与口若悬河秀们讲理就直接砸饭碗。《东方》、《方法》以及稍后的《书屋》,都是上峰下达一纸行政命令、换掉编辑班子、就将惨淡经营数年的文人事业给毁了的。每一次,大伙都忍了,谈论和叹息了。我们照常绕开具体而敏感的事件,写有关自由、正义、失败与启蒙的抽象文章。如果现实不能谈,我们就谈历史;中国不能谈,就谈外国;法轮功不能谈,我们就谈基督和尼采。甚至奥斯维辛也可以成为一个学术话题,只要小心翼翼地避开“6 4”。知识份子的千秋功业就是笔墨。写了,当然要寻求发表;一家杂志变了天,总会有胆大的、应市场需求的重新冒出来。

90年代的不少知识人,就这样在言论钳制的夹缝里成名、成家,很有生存智慧和勇气,却没想过自己是吃他人的血馒头长胖的。几天前,好友刘晓波来我家,说到《南方周末》出事之际,他曾想起草一份抗议或请愿的文件,但思之再三,仍作罢,原因是,他想不出谁会在文件上签名,最后只能以个体方式著文抗议。“只要有几十位著名知识份子联署表达异议,就能在国内、外造成影响,对当局形成压力。”晓波道。我说,我会签名,反正已上了黑名单,死猪不怕开水烫。晓波又问:“ΧΧ会签吗?还有《南方周末》的主要作者ΧΧ、ΧΧΧ会不会签?”接著,我俩相对无言。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写文章是一回事,集体签名又是一回事。这是独裁体制下生存的底线,是官方给知识份子画定的圆圈。谁敢违犯游戏规则,把脚伸出圈外,谁就危险了。

刘晓波为此付出了三次坐牢的代价。但他“死里逃生”,仍活得身心健康。我们这类因“6 4”而被打上烙印的人,被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划定在学术、文化甚至文学之外。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苦难与抗争都成了政治性的,而不是出於人最起码的良知。难道良知和勇气只存在於纸上,只像米兰·昆德拉的一个书名──《生活在别处》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中,给中国作家开了先河。

文章千古事,人生草木秋。激动有啥意思呢?既伤身体,又乱性情。

还是铁了面孔、冷了心肠做纯文学。只要闷棍没打自己,就永远不以得奖、禁书、换班、侵犯人权、迫害作家等具体理由批评中国政府。

2001年8月底於四川成都市

大参考总第1346期(200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