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风气云涌、几乎改写中国现代史的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过去快15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正风华正茂的这些二三十岁热血青年如今大多已被人淡忘,整个人生发生逆转,让人扼腕叹息。

法新社5月31日发自北京的报导说,六四之后,大约15000名异议人士被关进监狱,或送劳改营改造。绝大多数人已被释放,但估计仍有300-500人在押。

由于中国人现在似乎更热衷于赚钱而非推动政治改革,这些异议人士现在大多被人们忘记了。获释者正努力谋生。多年同社会隔绝,加上仍名列当局的黑名单,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参与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

香港人权民主信息中心主任、六四后逃到香港的卢四清说,“他们被要求经常向警方汇报,不能到其他城市找工作……连私营企业也害怕雇佣他们。每个几天警察就要到他们工作的地方查看,这让雇主感到害怕。”

只有极少数异议人士继续在中国或外国从事推进政治公开和保护人权的活动。一些人,比如纽约“中国人权”的刘青,以相关背景成为一项职业。他们从同情者处获得大量资金,定期向外国媒体发布新近被抓或仍在押异议人士的近况,批评北京侵犯人权。(按:刘青的背景和64没关系。)

一些学生运动领袖出于需要和继续发展的愿望,改换了门庭。八九民运时因当众批评当时的总理李鹏而名声大噪的吾尔开希现居住在台湾,他没发现那里有多少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他说,台湾人更关注岛内的政治。

另外一名学生领袖柴玲在美国嫁人后,现在帮助丈夫经营一个互联网公司。一个纪录片曾把民运走向流血部份归咎于柴玲,她因此声名狼藉。

吾尔开希、柴玲和很多流亡的异议人士都想回国做生意,或者从事感兴趣的事情,但由于他们仍在黑名单之中,希望很小。

卢四清说,“柴玲很早就对这些事没有兴趣了。但我认为她不可能忘掉发生的一切。经历过六四的人不可能忘掉发生的事情。”

其他一些异议者则变得温和,试图通过不起眼的方式带来变化。当年最后的绝食者之一周舵直到最近还在北京从事慈善活动。他的组织已为农村教师筹集了数百万美元。

他说,“如果你激烈反对政府,你在海外会很有市场。但并非很多外国人理解中国。他们把事情看得非白即黑。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搞民主,为了民主,你就必须推翻中共。但我不想为反对而反对。”

仍强烈反政府者的处境就更糟糕了。也是天安门广场最后绝食者之一的刘晓波现在仍然经常在海外发表批评当局的文章,鼓吹变革。结果,便衣经常跟踪他,盘问探望他的朋友。

刘晓波说,“你失去了正常的那种生活……我的生活中已没有自己的空间。”

卢四清也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反政府人士之一。他在香港的处境日益艰难,由于生计问题,他的机构正面临关门大吉的危险。

他说,“我教韩国人汉语,每小时90港币,但这点钱打个电话很快就花光了。”

但是,当时在北京报道“六四”事件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齐迈可不同意这种说法。齐迈可为“六四”事件撰写了一本书。另外,他还发回报道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但当时情况恍如昨天发生的,历历在目。为什么他们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齐迈可认为,这是因为直到今天,“六四”这个话题在中国仍然还是一个禁区。

大参考总第2281期(2004.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