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温政权打压媒体和严控舆论之不智,倒霉的不管是自由派,也波及左派。自《新京报》和《冰点》被整肃之后,自由派文化网站“爱琴海”也被杭州市网管封杀。与此同时,三个左派网站“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也被当局封杀;被大陆新左派力挺的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也被封杀,上海有线电视第一财经频道的脱口秀节目《财经郎闲评》在2月27日突然被上海有关部门下令停播。

郎咸平成长于台湾、就读于美国,就业于香港。他以公司财务专家身份品评大陆经济改革,强烈批判大陆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问题,揭露一些企业界人士以收购名义,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由此刮起所谓的“郎旋风”。郎咸平已经变成大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不断在各种媒体上露面,有些电视台还请他主持专题节目。

据报道,停播的表面原因是经济理由,而实质原因却是政治黑状有关。因为,郎咸平的直说敢言的风格使《财经郎闲评》每周两次,重播五次,很受欢迎,跻身于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偶尔还能排到第一。由此可见,《财经郎闲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郎咸平的成功招致那些被他批评和揭露的企业界人士的怨恨,他们联名告状,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背景复杂”和“动机可疑”,他在中国大陆挑起一些经济话题的争论,“起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不能起到的作用”。

六四后,中共的既定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大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开明媒体、自由主义网站一直是现政权打压的重点。但为了维护权力和严控舆论,左右开攻也是中共常态,江泽民当政时期,也封杀过老左派邓立群等人把持的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

虽说与江泽民政权相比,胡锦涛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是不争的事实,胡锦涛本人崇尚“西柏坡精神”和“延安精神”,屡屡前往革命老区作秀;在现行政策上高举亲民旗帜、关注社会公正奇缺,用帮助农民工追逃欠薪和废除农业税来体现关注弱势群体。

然而,就当下中国的现实而言,以独裁特权为自称的各级权贵家族,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其特征是:1,“只进不出”的封闭性;2,“只增不减”的刚性;3,权贵集团主宰公共决策。所以,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日益加重,在根本上不是因为物质再分配的不公正,而在于基本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也就是说,首先是官权与民权之间的巨大不平等,才导致物质利益再分配中的巨大不平等。

无论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却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且权威遭遇挑战、政治稳定遭到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早在2003年,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

在当下中国,凡是自称左派的人,大都是机会主义的,高官们如此,知识界名流亦如此。比如,面对胡锦涛政权的左右开弓,号称优先关注底层利益的新左派们,再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大陆的新左派人士从来不敢抗议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卑劣勾当。

比如,大陆的三位著名新左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他们接着官方整肃《冰点》的时机,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李大同和袁伟时落井下石。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

也就是说,新左们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的言论权利,非但不关心自由派的言论权利,而且对同道的言论权利也漠不关心。比如,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新左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反日游行中,上海当局逮捕了在网上组织游行的汤晔,也没有一位“爱国者”站出来捍卫汤晔的权利;最近,“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三个左派网站被当局封杀,至今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著名新左派的抗议声。

新左派的民粹主义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

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行为的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2006年3月9日于北京家中(《苹果日报》200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