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活在真实之中”(哈维尔)的些微行动,即是存在的意义。比如拒绝参加虚假的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这需要我们抛开的东西实在太少。我在最近前往乡村调查一次基层选举之前,就拒绝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人大换届选举投票。不是说“我没有空”,无须如此托词。我只直白的说,我不愿意。我所在学校的候选人投票中无人过半,又组织重选。学生同事颇有怨言。我对他们说:拒不参加不就行了,会处份你吗,会扣你奖金吗,会影响你毕业、就业或升迁吗?拒绝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如果不需要就让它选不出来,让它尴尬,让它下不了台去。让它被迫提高成本、被迫放开管制而乞求于人。到底是怎幺样的恐惧和顾虑,怎幺样的对于极权者的顺从的惯性,会使得在如此一件几乎无须个人付出代价的小事上,却让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选择了规规矩矩跑来投一张胡乱的选票,尽管连候选人是男是女是死是活也并不能确定?在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已开始分崩瓦解的后极权时代,仍然心甘情愿的充当参选率小数点后面一个遥远的零余。让当道者在每年开列出人权白皮书的时候拿出来做呈堂的证供。

我们往往并非出自实在的恐惧,而仅仅出于恐惧的惯性,一如既往的在各种些微的事情上选择不行动,选择沉默。选择在虚假中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观念里,“独善其身”作为一种托词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知行合一”的说服力。履践的精神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奢侈。“独善其身”实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思想,因为“善”归根到底是

一个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的概念,善指向一种公共性,是不可能独自保全的。而在中国文化深受道家思想沉浸的对于个体性的认识上,“善”被抽空了公共性,而当作个人自足的修为。换言之就是善与政治无关。有人将魏晋风度和嵇康这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物当作自由主义精神在个性张扬上的遗产。这是极大的误解。这种误解也部份的导致了知识分子对于公共领域的疏离。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系统中,这种疏离受到鼓励,甚至还指向一种高山仰止的评价。在道家精神尤其是庄子之后的传统中,个体性成为一桩与公共领域完全无关的事情(老子尚且谈论政治学,庄子则将公共领域彻底抛开)。这样精神世界中的个体性与现实政治中的公共权力一样,都是自足的存在。都如《逍遥游》所设想的那样,是“无所待的”。无所待的公共权力,和无所待的个体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一处断裂。

尽管无所待的个体精神,在某些时候可以成为与无所待的公共权力相抗衡的精神力量。但两边都是彻底不合作的态度。因为中国的知识传统满足于一个无所待的精神世界,而没有能够将现实政治的丑恶与对一个政治领域的应然思考区分开来,这样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也就只有权谋术而没有政治学。更没有政治哲学可言。这样,两千年来个体性的生长无法与一个政治领域的生长形成一种同构的关系。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绝不是嵇康或刘伶式的精神的自在,而是在一个公共生活的领域内构建和维护的自由。意即权利。而对于公共领域的彻底藐视,使得道家风骨的个体精神过于高蹈,无法进入政治学的领域。一种无法进入政治领域的自由追求,便像孤魂野鬼,也并不会对现实政治构成真正的颠覆。

这种无所待的个体性,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藐视和不擅长公共领域内的行动。包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建设。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关乎个体哲学的思想体系,而是关乎公共生活的政治哲学。只有在“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才有自由主义可言。如同杜威所说,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制度,民主“必须涉及人类一切交往关系”。涉及到共同体对于生存经验的分享。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说(他称之为旧自由主义)“根本毛病在于把个人流放在社会关系之外”。而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实践上说,旧自由主义都妨碍了真正民主社会的建设。杜威认为,只有在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群体生活中,个人才可能拥有自由、权利和尊严。所以具有民主权利的个体是同实行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同步构建的。没有公共生活,就没有个体性。他们两边都不是“无所待”的。

这种对“旧自由主义”的批评,对于今天依然将道家风骨视为个体性精髓的许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朋友,是更具现实性的批评。庄子和嵇康都是遁世者而绝非自由主义者,在虚假的公共生活面前充满藐视的绕道而走或者大智若愚地和光同尘,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态度,而是胡平先生所批评的“犬儒化”。自由主义的态度只有一种,就是行动。在行动中去厘清个体权利与公共空间的畛域。

海德格尔附逆纳粹的个人悲剧,是一个明证。是一个哲学家沈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不审视公共领域的后果。哲学必须是政治哲学,就因为政治和个体都不是自足的,都是对于彼此的制约。我曾对朋友说,嵇康也是可能变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海德格尔之后开始走向成熟,他的两位学生,一是汉娜阿伦特,出于对她老师兼情人的反思,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并区分了劳动、行为和行动的不同意义。将最高的价值寄托于真正的行动。部份的回归到古典共和主义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视。另一位学生扬·巴托契卡(也是胡塞尔的学生),则成为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哈维尔一样,在一个极权国家频繁参与着各种签名和公开信运动。而昆德拉则像庄子般在一旁发笑。

我们的自由主义从来不乏昆德拉式的睿智和庄子般的逍遥,但独独空白的正是哈维尔和巴托契卡这样作为行动者的自由主义。自由之后的自由主义有各种款式,但极权国家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就是存在主义的自由主义。

存在主义的行动观也可以在知行合一的儒家知识传统找到资源,区别则在于有无形上的背景。自公车上书,中国知识份子发起公开签名等政治性的行动经历了好几次高峰。这一知行合一的传统陆陆续续,比较彻底的断裂出现在1989.自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之后,文化界、科技界陆续发出数份数十人签名的公开信,分别致全国人大、中共中央等呼吁开放言禁。89民主运动到了晚期局势严重的时候,《我们对于时局的声明》等著名知识分子的数次公开签名运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将89民运推向高峰。这一幕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公开信运动令人记忆犹新,称之为达到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介入公共领域的最高潮,也不为过。但在民运被镇压后十数年来,这种公开信运动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媒体与广场都不再提供为知识分子议政的平台,而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在内)也大多自觉的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与海内外“民主运动”划清界限,以不参与任何具有政治(广泛意义上的)含义的行动、不接触任何被当道者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为底线。逐渐使自由主义和民主理想成为学者书斋中的“宠物”。成为意图在学术体制和未来政治民主化格局中换取回报的学术期货。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实政治丑恶面前长期保持着百年以来最令人难堪的沉默。比如许多研究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学者同样也要几年一度去参加虚假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像那个捷克的商人一样非要挂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标语不可。而几年来最可耻的事件莫过于《东方》、《方法》等刊物被停刊时整个知识界保持的沉默,以及在当局镇压法轮功的事件中,整个知识界竟然鸦雀无声,无一人站出来对当局进行公开批评。

这一局面的终于改变,来自两年来互联网尤其是网络论坛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01年网络上出现前所未有的两次公开信签名运动,开始凸现网络的巨大影响。一是中共七一讲话之后,以魏巍、邓力群等党内老左派和经济学家胡鞍钢等人之名发出的三封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公开抨击江泽民七一讲话放弃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的思路。一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对这三封公开信的清查导致了包括著名思想论坛“天涯纵横”在内的数百家论坛被关闭,及《中流》等党内左派杂志被停刊。第二次公开信则是911之后,国内以23位自由主义学者、作家为主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信中对狂热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导致的恐怖主义罪行进行了谴责,并表达了对于美国人民的声援和祝福。之后的联署签名者有近二百人。这封公开信因末尾“今夜,我们是美国人”一句措词,刺激了国内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演变成一场网络上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打破了在言论管制下国内媒体对于91 1事件的低调报导。两次公开信运动,都较大程度的突破了言论限制,使“网络中国”与“媒体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分裂。

进入2002年,随着当局对网络言论管制的逐步加强,知识分子和广大网民借助于网络发起的公开信和签名征集运动反而更加频繁。在后半年,几乎每一重大社会事件尤其是针对当局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几乎都能看到个人和群体发动的公开信或签名活动。一面网络之上的“空中民主墙”(徐文立)开始形成。这一“空中民主墙”的主力除了部份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外,主要由大量网络知识分子构成。偶尔也有学院内知识分子参与。将思想关怀诉诸于言论表达和非暴力的温和行动,在每一回普遍的个人权利遭遇强暴的时刻站出来讲话,已经开始成为网络上一部份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

就我所参与的和视野所及,尝试对2002年较重要的几次中国大陆网络公开信运动做一综述如下。基本上仅收录有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公开信(比如中共16大前有数封以个人名义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以及最近任不寐先生就反颠覆立法问题致香港公民的公开信等),这里不作阐述。完全由海外发起无法在大陆网络世界产生影响的签名信(如中国民主党针对16大的签名,中国宪政促进会支持香港反对23条立法的公开信及海外民主人士关于杨建利、王炳章等案件的签名等),这里也不做阐述。

1、关于反对《软件管理条例》的呼吁书活动

去年底,国务院软件保护条例草案出台,其中将对软件版权的保护水平提升到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台阶上,并将非经营性的使用和最终消费者的个人目的使用也列入了侵权范围。汪丁丁、崔之元、方兴东等人在网络上发起反对这一立法的《呼吁书》签名行动。引发了称为入世以来网络上第一次立法大讨论。因为软件保护问题并无政治敏感度,此份呼吁书文件最终见于国内纸媒。这也是此文论及网络签名运动中唯一见于纸媒的。但在国内纸媒上,签名者的名单都被删去。显示出媒体和当局宣传部门对于民间发起的公开签名这一广义上的公共政治参与形式,保留了相当的谨慎和顾虑。

呼吁行动在整个2002年持续进行,公开出版了主要由签名者撰写的《我反对》一书,并在条例通过后积极谋求启动修改程序。2002年11月最高法院在一项司法解释中将软件版权侵权主体界定为“经营者”,被视为对软件保护条例相关条文作出了实质性的修正。

2、围绕天安门母亲和平反64的公开信

今年初,海内外民主人士开始积极为以64死难者家属丁子霖教授为主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争取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海内外民主人士发出了几封公开信。国内知识分子刘晓波、廖亦武、张祖桦等6人在提名截至之前也发出一封公开信,签名者并分别撰文,支持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中共16大后,“天安门母亲”、64受难者和受难亲属114人,发出致中共新一届领导集团的公开信,信中要求中共16届中央委员会“对贵党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作为呼应,刘晓波、廖亦武、余杰、茅于轼等国内知识分子也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共平反64,并向受难者道歉和赔偿。这一份最具政治敏感度的公开信文件,因为余杰和茅于轼的签名而使近年来网络公开信运动达到一个高峰。这一高峰的体现是被打入另册的异议人士、网络知识分子、主流学者和作家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发出的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文件上共同签名露面。这两位签名者的参与,堪为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楷模。

3、对《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公开信运动

7月份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联署发布《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由于此规定未区别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并对“出版”概念进行了肆意的扩大解释,有可能将致力于学术研究、思想交流、公益事业和个人化表达的个人网站、群发邮件、各类宣传网页等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均纳入互联网出版的“审批制度”之下,从而将对言论自由和网络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侵犯和伤害。随即在网上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和讨论浪潮。陈永苗和杜导斌先后发表《保卫个人网站》和对此规定的《抗议书》,并呼吁征集公开的签名支持,这一活动前后持续近两个月,形成了几次公开信文本,最后发出了致最高法院的《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的控诉书》,控诉书有近20 0名网友签名。

此外,在任不寐的动议下,包括任不寐、余杰、刘晓波、杨小凯、茅于轼等17位海内外学者作家公开发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将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

从两个角度上看,对互联网出版条例的签名反对也构成了2002年网络公开信运动的一个高峰。其一是因为网友的广泛参与和网络的快速传播,签名行动的精英化色彩前所未有的淡化。这其实也是近年来整个网络公开信运动不同于以往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最大特点。以1989年为例,尽管民主运动的群众参与程度一度创下历史之最。但满天飞的签名信完全恪守了精英立场,基本上属于精英知识分子向大众的喊话。每一次签名,谁能签,谁不够格,似乎在精英团体中有着隐约的梁山座次。而以我参与的上述大多数签名运动看,公开信的发起人对于签名者精英身份的认定和排比几乎已经不再重要。在近年来许多签名中,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与普通网友同在一份签名名单上出现已成为较常见的景观。《控诉书》的200名签名者名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突兀处是在《控诉书》签名活动中,公开信已不停留于简单的表态,发起人开始计划诉诸于实际的行动,即准备针对《条例》的具体执法行为正式提出行政诉讼。陈永苗等两位律师自愿担任此项行动的代理人。尽管由于诸多操作上的障碍,加上万延海被当局秘密绑架一事引发的紧张气氛,诉讼行动未能实施。但与为64平反的公开信一样,发起人敢于担当的行为抉择让签名行动的意义更加彰显,显出部份知识分子参与、塑造和重建一个真正的公共政治空间的努力和勇气。

4、“活佛爆炸案”寻求公正审理的公开信活动

2002年6月成都天府广场发生一起公共场合爆炸案。随之而来的侦讯和审理中,四川康巴地区一名广受爱戴的宗教领袖(经达赖喇嘛认定的活佛)阿安扎西被指控为包括此案在内的数起尚未破获的爆炸案的主使人,一审判处死缓。此案在海内外引起较大震惊和关注。鉴于此案疑团众多,审理敷衍,和康巴藏区和活佛本人有过较深接触的王力雄先生发起呼吁此案公正审理的公开信活动。汉藏各族、社会各界20多人联署。后续签名者达到140余人。

这次签名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高峰。公开信提出了实质性的法律援助行动,即由签名的民间独立人士为阿安扎西(无直系近亲属)聘请四川以外的律师,介入二审。在获得阿安扎西提出上诉请求的确切消息后之后,法律援助行动已经开始实际进行。这是近年来第一次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公开信活动,从签名开始迈向具有操作性的行动。但也因此受到了当局极大的压力。公开信的本意是呼吁将此案还原为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而期望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而尽可能剥离对此案审理结果具有极大影响的政治性背景。并因此避免在汉藏之间留下又一道不可愈合的创伤。然而凡带有所谓政治性背景的案件在中国政法制度下无法被当作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其处理过程(也无法还原为一个单纯的审理过程)通常会在操作上进入一个较狭窄和不规范的甬道。这种惯性使得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签名活动和公开信同样当作具有政治背景的反政府行动而心存戒心。公开信发表后,四川的签名者之一廖亦武已数度被安全部门传唤和非法抄家。王力雄先生本人也受到了来自安全部门的警示。

5、关注“不锈钢老鼠”一案的公开签名

北师大女学生不锈钢老鼠(刘荻),因在网上发表言论和参与封闭性的小组讨论,在2002年底被警方非法绑架,继而宣布逮捕。此案在网上成为广大网友集中讨论和表达愤懑的焦点。部份网友修改自己的ID,以“不锈钢”为名在各大论坛出现。茉莉将之称为类似于戴红帽子以抗议纳粹的行动,并号召网友在自己的ID前以“不锈钢”冠名,表达对刘荻和言论自由的支持。这也许是一场最为独特的公开签名行动,尽管有一些论坛删掉了网友注册的“不锈钢**”的ID,但改名,和在缺乏真正的选举操作之前拒绝参加选举一样,同样不过是一项几乎无须担当和付出的行动。在乎的仅仅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可以击溃我们内心对于沉默的惯性。

为这一年网络公开信签名运动画上句号的,则是由安替因刘荻事件起草的公开信,《我们对于不锈钢老鼠事件的声明》。公开信拟在2003年1月1日发出。

昆德拉曾经说,签名运动大概是一种媚俗。他的错误和庄子如出一辙,将媚俗当作了一个与公共领域无关的哲学命题。他的价值评价系统过于自足,这也是导致上帝发笑的原因。而在一个后极权国家,在一个极权开始不举的转折点上,介入公共政治生活的签名活动也许会让上帝摇头、愤怒、痛苦甚至害怕,但决不会让上帝发笑。媚俗这一命题的公共意义,首先就是给后极权者的一个耳光。我个人期待明年参与和发起更多的签名,更多的公开信,并期望看到更多针对具体问题的公共表达甚至现实的介入,更多对于言论自由和公共空间的点滴推进,以及更多的对于我们自身孱弱与恐惧的克服。

一个不将自己放入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一个不能在行动中企图表达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就不是自由主义者。萧翰兄尝对我言,今天中国缺乏自由主义者,因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有很多机会呆在牢里,但他们都在外面。我的想法是,我既不愿像刘荻小妹妹那样呆在牢里,也不愿像廖兄亦武一般随时被当局严密监控。但我认为首先需要去克服的,并不是呆在牢里的风险。而是因为这种不愿和风险而产生的挥刀自宫和自我放逐。如果我真的不愿如此,不愿到如此强烈的地步,我便应该因此而行动,而不是因此而不行动。在非暴力的和目前法网容许范围内,我们其实有太多可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业。可以说而没有说出的言语,可以反抗而没有反抗的机会。

比如参加公开信签名,比如拒绝参加投票,比如以“不锈钢”三个字冠名,比如像刘荻所说的拿一份共产党宣言上街找人签字。比如在自己的文化衫上印上“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或“渴望民主”,等等。

To do or not to do?仅仅是一个念头,让我们尝试活在真实中。如果在专制之下无法远离言论与行动带来的风险,但让我们至少远离内心的恐惧。□

出处:北京之春
2003年2月号-北京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