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十五周年伴随着痛苦的回忆就要叩响人们心灵的时候,原本一目了然的残酷现实及谁是谁非的道德与法律责任也都再清楚不过了。可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与思考后,一些人确仍陷在一片迷雾中,纠缠着一些细枝未节的反正曲直,这其中就包含受人尊敬学而致用的作家与学者戴晴。她认为“六四”是民主进程的倒退及要追究究竟是何许人扮演了这一角色的言论实在令人困惑。“六四”中知识分子与抗争的学生们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隔着一层的软弱表现本来正是他们自已需要检讨的。戴晴女士的一系列文章和在《天安门》电视专题片中力透纸背对共产党专制体制的阐述都让人肃然起敬。对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来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把她和他们那一代人,做为经风雨见世面的智者而当做楷模,特别是她特殊的身份,总希望她能获得一些核心天机,用智慧来力挽狂澜。但读罢她的言论后,让人颇感惊讶的是,她那么能思考有智慧的人竟也如此这般的糊涂到家了,这让我们对以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阵营愈发的感到失望了。小而言之是对这几个被称为“知识”的分子,大而言之是对中国的知识层感到深深的无奈。在人们一再探究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为何总是缺钙的时候,戴晴女士自以为是的深刻剖析事物的迷津,又给这钙质中加进了一些不应有的酸性物质。

我说是戴晴,并不是指戴晴一个人,而是指以她为代表的一些人和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迟钝与荒谬。本来,有关分析澄清“六四”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不是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完成的。而是那些“职业革命家”应该做的。可既然革命家都认为自已“革命”错了,那就只好知难而进,写点并不是自已专长的文字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四”是卒不及防来到人们眼前的,这当然是同胡耀邦的去世有直接的关系。在胡被罢黜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仍在力撑危局,但在被公众称为的“左派”的左右夹击中,并受到新的垂帘听政的邓小平幕后制肘下,人们普遍感到了压抑,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让本来就已毒化的政治生活迅速地发酵了,人们盛传胡是在左派的围攻中,心梗突发而气死的,由此,看上去非常精干的他,让人毫无思想准备的去世,几乎就让追求社会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民主的人们的精神几乎失控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的俗话似乎又得到了某种印证。虽说赵紫阳名份上仍掌握着改革的大权,他的智囊团也很活跃,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实权是在谁手里,而且极左势力大有在这实权左右摇摆中收复失地、东山再起的劲头。怎么办,路向何处去,大革命时期处在彷徨中的青年们再一次又被抛到了历史的起点上。共青团出身的胡耀邦是青年的朋友,虽说他在世掌权时,知识青年们也常常不顾全大局不识大体地给他找一些麻烦,但他依旧是青年们精神上的知已,而当这知已连个招呼都没打一下就走了的时候,青年们才感到弥足珍贵。随后,恰奉赶上他的一系列悼念活动和追悼会的召开及接着的“五四”青年节的到来,学生们才借机走上街头,宣泄出了自已的不满与抗议。而在这期间“4.26”社论的出笼,无疑是给这运动定性和火上浇油,后来学潮愈演愈烈其中有一半原因是针对这社论的。

“六四”结束后,官方最喜欢谈的就是学生们是被极少人的阴谋所利用,用袁立本的话来说,是被一些长胡子的人所左右。这不过是他们多年的阶级斗争思维哲学在作崇,认为到处都是地富反坏右,到处都是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官方就力图将这场爱国运动泼上污水,这期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孙中山纪念日那天,当学生们围着孙氏画像在广场上群情鼎沸时,有人竟不合常理、令人匪夷所思地爬到了画像顶端踩踏,当时,在学生们的一片呼喊他下来的声音中,这肯定不是学生的人竟处之若素地仍在踩踏着画像的画框,而当晚中央电视台就将这一镜头播了出来,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学生们在广场抗议示威时,发生过两次颇具戏剧性的插曲,一是吾尔开西突然宣布要让学生们撒出,也许吾尔开西的想法并没什么错,但他欠考虑的说辞,实在让人不知所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说的大意是广场下面现在聚集着大量的坦克,军人要冲上来了,学生们要撤向使馆区。这对正在义愤抗议静座示威的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示弱和胆小鬼的表现。而本身就没建立起个人威望的吾尔开西以为他自已俨然已是一呼百诺的领袖人物,张口闭嘴地大呼:我是吾尔开西云云,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对我们来说,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爱国运动,让一个异族青年指挥来指挥去,也实在有点不舒服。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及大汉族主义者,但以众多汉族学生为骨干力量的反抗群体,难道就没有一个领袖人物出现,实在是欺我华夏无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身为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仍在歌颂俄罗斯人的功绩,也是名附其实。当然,抛开这些因素,我依然认为吾尔开西是维族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骄傲。第二件事就是戴晴、于浩成、刘再复等知识精英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突然出现广场的学生们面前,力劝学生们撤离广场,他们每人都讲了一段居高临下想要指点江山但确又感人肺腹的话。然而,他们忘了,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已多日并已引发了全世界人关注的时候,他们仍游离在学生们的精神领域之外。这样当他们出现在广场,就如同几个过客的演员,秉承上方导演的旨意,非要把一台砸锅而又穿邦的戏强行演下去,后果可想而知。戴晴今日言,是学生们不妥协的顽固导致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进入窘境,最后被迫下台,民主的进程也由此倒退了。可戴晴女士是否想过,当“四二六”社论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学生们的头上,当学生们内心里,随时还存在着开除学籍、毕业分配不公甚至被抓的心理阴影,怎又会草草收场呢?包括你们这些既想利用学生,又想把自已隐藏起来的知识俊杰迟迟没有走到运动的前台,像哈维尔他们在“七七宪章”所表现出的勇气那样,真正的去指引领导学生运动,难道你们不是也存在着被迫害被镇压的心理恐俱?共产党的本质你们是比谁都清楚的。

再者了,要真正想让学生们撤离广场,仅靠站在那里发号施令实在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幼稚病(怪不得老毛看不起你们民众也对你们不抱什么希望)。共产党说支部建在连队上,要让每个战士死心踏地的拥护。你们要想扭转一个风暴一样的政治运动的走向,必须要深入到学生们中去,耐心地去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行。让我们对你们深感失望的是,在经历过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后,你们仍是那么的书生气,记得当时女作家琛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在说“学生们已做完了该做的事,剩下的由我们去完成。”但时至今日,你们究竟完成了什么?“三一八”惨案后,包括蔡元培、朱自清、鲁迅、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奋起同学生们站在一起讨伐北洋军阀的恶行,逼使段政府倒台并深受良心谴责,可你们的勇气和智慧哪里去了。你们今天抱怨学生们不识大体、不顾全大局,恰恰应该反省的是你们自已何以那么无能、无奈?事态发展到最后,不只你们去了广场,闫明复也去了,最后赵紫阳同今天的总理温家宝也去了,但哪已经无济于事了。吾尔开西在同李鹏对话时有一句话没说错,现在在场的学生并不是由我们这几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当热情勇于献身的北京市民每天把你包围着、保护着,当香港方面提供来的帐蓬已成安营扎寨的架式,你怎么能撤得了呢?当时深入到学生中去做工作的,我看到的只有严家奇一人,但我对他说的也是在这种状态下千万不能撤。当时政府和学生已形成胶着态势,谁也都不肯名不正言不顺的撤出。假若你要真不管不顾地发个声明就走人了,一是对不起已负出重大代价的市民和部分工人,二是肯定也撤不出来,剩下坚守不动的学生你能撒手不管吗?而且,在历史上,任何一场政治抗议运动,也都不可能无疾而终的—“五四”“四五”:“三一八”:“一二九”:“巴黎公社”和“五月风暴”。无一例外的是在最后的解决中而成为历史的一页。面对军队的镇压,学生们以血的代价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当学生们最后手挽着手在士兵的剌刀下唱着《国际歌》走下纪念碑基座时,那一幕是如此的悲壮。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以刘晓波为首的“四君子”,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没有完全辱没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虽说我对高鑫没完没了的念他们的“绝食宣言”并不赞成。

今天,“六四”过去了这么多年,仅躲在书斋中分析事物缘由的戴晴等人,不管好心还是坏心总是脱离当时广场和围绕着广场的中国特定环境及人们的心理素质,想当然的认为要如此这般才行。比如,有些人还嘲笑和指责学生跪地请愿的举动。而恕不知这恰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品质的体现,因中国人古来就有跪地死谏与负荆请罪的传统,这和封建不封建意识根本没有什么联系。满脑子封建专制意识的恰好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统治者们。实际上,正是学生们的这一举动才赢得大多数人的人心。包括我自已在内,当时只要见到李鹏接过请愿书,马上就会离开学生的游行队伍。可事实恰恰相反,于是人们就把其和“文革”中的周恩来相比,为何不能面对群众呢?而说到周恩来,人们自然又会和“四五”事件联系起来,在建国50多年间,搞了无数的群众运动,只有“四五”和“六四”是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其余的不过是在人为的操纵下进行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最终平反,使人们映照着“六四”的平反时间表,于是人们就在法不责重的误导下走向了街头。“六四”结束后,一些人并不惧怕地吹嘘自已烧了几辆几辆军车,其心态也是自认为自已是英雄而想获得奖赏的,他们天真地认为,“粉粹四人帮”的日子不会太长久。可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十五年。在广场最后大军压境的时刻,责任感已替代了这事件对与否的过程。不管怎样,你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绝望中,流着血泪的学生们仍在指望能出现一个菲律宾恩里莱和拉莫斯式的人物,因为那场反马科斯独裁统治的“菲律宾革命”胜利了。当时的传闻及今天已被证实的事实,的确是有有正义感、有良心的军人是在消极地违抗上方的命令。但有着忠君传统的中国军人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操戈而反。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学生们所指望的像戴晴这样有着特殊身分的特洛伊木马,也没指望上,最终,他们被政治家们彻底的抛弃在了广场上。然而,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大参考总第2282期(2004.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