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关注杜导斌”的维权活动自国内拉开帷幕,就以其不同凡响的声势震惊了我们,据说也震动了有关当局。到今天为止,签名数字已逾千人。在这次签名活动中亮相的,既有国内最著名的一批学者,如许良英、茅于轼,也有一直坚持在人权抗争最前线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王怡;既有旅居海外的著名中国学者高尔泰、作家哈金,也有以马悦然为代表的一批西方著名学者和汉学家。

在几次签名活动中担任义工的笔者,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为公开信征集签名?签名有什么用?它又能改变什么?

几次发起维权活动的四川学者王怡,对这些问题做出如下的回答:“公开签名参加政治敏感案件的声明,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隐晦表达的直白行为。所以我和朋友们发起和参与这一次的公开声明,这样做能否为救杜导斌出狱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我丝毫不敢确保的。

“但我认为,签名本身最大的效果并不是救人,而是救自己。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基本人权遭受侵犯的关口,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遭受专制者强暴的现场,都出于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衡而不参与、不介入、不从事这样的发言,然后晚上也绝不会做恶梦。那我们自己还有救吗?我们还配称自己是一个知识份子吗?我们敢在任何意义上自诩为社会的精英,在任何意义上妄想去启蒙他人吗?”

王怡的话,强调了签名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拯救的意义。事实上,签名不只是对拯救知识分子的良心有用,它还具有更多方面的价值。

第一,签名对于国际关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人权无国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孤立于世界,它是联合国的一员,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中国政府想要“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孩子”不让外人知道,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希望国际社会付出最大的关注,首先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发出最大的呼声,那么,签名就是引起国际关注的一种方式。

第二,签名对于被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不少中国前政治犯都回忆过,狱外声援曾经给予狱中的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曾经多次入狱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也曾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狱外的请愿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哈维尔说:“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签名对于一个蛮横的政府,也不会是毫无作用的。中国政府可以藐视一个或一群异议人士,但他们却无法轻视越来越多原本沉默的中国公民,在忍无可忍的关头发出的呼声。

这些“沉默的人们”,在我们关注刘荻、杜导斌的签名名单中,他们是学生、工人、普通职员和家庭主妇。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人,唯一拥有的就是未泯的良心。由于他们按照自己本性或良心,在公开信上签署自己普通人的名字。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行动,对于专制政府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民不再接受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民族不再被恐惧感所压制。

因此,看起来毫无力量的签名公开信,却可能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从而使侵犯人权的状况有所改变。哈维尔说:“它(请愿书)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过程的开始。尽管政府对这些请愿书并没有作出反应,但对于这无限的要求最终所造成的局势却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些结果是间接的、不过分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它们是存在着的。”

李慎之先生深刻理解了哈维尔的意思,他说:“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从小处着手!’”

当每一个中国人都从签名这样的小处着手,他们就展示了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曾几何时,旅居西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不承认“无权者的权力”,他认为哈维尔在捷克所做的维权运动一次次失败,完全徒劳无益,只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出风头而已。而留在捷克一次次入狱的哈维尔。却坚持说:“我可以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历史证明,哈维尔和捷克公民在极权制度所做的每一点争取人权的努力,都是有用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展示“无权者的权力”之日,就是中国尊重人权的开始。

关注杜导斌网站:http://sky.prohosting.com/liudiorg/DuDaobin01.htm
签名信箱:FreeDudaobin@yahoo.com

大纪元首发
11/18/2003 3:01:10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