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在《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刊于《大参考》总第1582期,2002.05.31)一文中,把中国的民主化进展不快归结于"民间反对运动自身、特别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反对派精英的作为。"同时声称"也由衷希望倾听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笔者不揣冒昧,就来扮演一次不同立场的角色。

刘先生在他的大作中,从"组织贫困"、"思想资源的贫乏"、和"道义凝聚力的贫困"等方面讨论民主反对派的问题。而我认为,民主反对派最大的贫困并不是精神上的贫困,而是物质上的贫困。在中国大陆,民主反对派现在根本就没有存在下去的物质条件。当然也就不可能发展了。

我们以北京公开的反对派徐永海为例,他是一个学有专长由著名大学本科毕业的专业医师,已经工作了近廿年,到现在还三家人(父母一家、自己一家、及早已过出嫁年龄的妹妹)挤在靠父亲拉车挣来的两间平房内,连妻子的户口都迁不进来。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缅甸的昂山素姬是否还可以发展她的思想资源及道义上的凝聚力,因为她根本就不存在吃穿住这样物质方面的问题。但我确实知道在类似的条件下,马克思宣称,如果没有恩格斯的经济支持,他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资本论》的。我也知道,在类似的公有制条件下,前共产党国家绝少有形成了强大的民间反对派的。它们的垮台,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的矛盾使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不是因为形成了强大的民主反对派。为什么都形成不了强大的反对派?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与共产党的镇压同样是正确的答案。在台湾,如果没有私有资产,美丽岛一案的受刑人就不可能聘得起强大的辩护律师团,也不会有今天的民进党。这里唯一的例外是波兰。在波兰,团结工会对促进波兰的民主化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先生在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把奖金悉数捐给的波兰的个体农场主协会。这说明团结工会在长达十年的合法、更主要是非法的斗争中,得到过波兰个体农场主非常有力的支持。个体农场主不但能经营好自己的产业,还能出于公心,大力资助团结工会的非法活动。这就证明这些农场主是有能力、有经验去经营私有企业的。他们懂得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也有遵守这一规则的道德水平。有这样一批私有制的业主存在,是形成强大的民主反对派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存在这样的条件吗?包产到户的中国农民,一家数口围着几亩田转,一年到头的纯收入赶不上城市雇员一个月的工资,连子女的业务教育都坚持不下去,怎么会有财力去资助刘晓波先生去开发他的思想资源?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同样在为下岗发愁,也不可能捐出大量的钱财供民主反对派组党。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是形成了一批新兴的有产阶级,民主反对派也曾得到过他们的资助。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陈子明、王军涛的"四通"研究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让这些有产阶级去像当年恩格斯资助马克思那样去坚持不渝地支持民主反对派,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可能。要记住这些新兴的有产者在廿五年前与我们一样都还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从巴比伦法典开始,无论按哪一部法典,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上,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得清目前他们手中的几千万或几亿资产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按照平等、博爱的原则,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他们谁也答不出,为什么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对天苦干一天,只能挣十元钱,而他们凭什么特殊才能在过去的廿五年内平均每天都能挣出十几万或上百万元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既然无论按哪一套法律,他们钱财的来历都有"难言之隐",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像当年的恩格斯那样,与政府顶着干,去明目张胆地资助反对派呢?

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无论是境外的"民主反对派"如杨建利先生等人,还是境内的"民主反对派"如刘晓波先生等人都活下来的。他们所写的大量文章或书籍,从未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公开发行过,当然不可能得到来自大陆境内的任何报酬。他们能活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从不同的途径得到了境外的资助。

通过诚实的劳动得到境外的资助,这并不是坏事,作为个人,我对他们满怀敬意。但我想指出的是:(1)在国内要得到境外的资助很难,要有很大的才华和勇气。河北省泊头市农业银行有一位异议人士(名字我忘了),在境外杂志上也写了几篇文章,无论从深度、广度或用词的激烈程度来讲,该先生的文章都不如刘晓波先生,他一共也只拿了一千多元稿费。该先生还是中共预备党员,按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这说明他争取成为“三个代表”的努力是得到他所在党支部及他两位入党介绍人的认可的,结果因为“煸动反对政府”,被判了四年徒刑,现在仍在服刑中。像刘晓波先生那样公开发表大量的与中央唱反调的文章而未被关起来,在中国大陆只是例外,而非常例。(2)在世界史上,只靠外国的资助生存的“民主反对派”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掌过权。在中国历史上,在上海的中共党中央一度是靠“共产国际”的资助而存在的,后来全垮了,只有“工农红军”靠“打土豪、分田地”、用中国人的钱才坚持下去。在前几年波兰总统选举中,有一个美国波裔商人准备放弃美国国籍回波兰参选,后来竞选失败,他向他的支持者们每人酬谢少许美元,据然有人当面拒绝。各国的政治都是各国最神圣的事业,很难说服大多数国人都同意把本国的命运交给只靠外资资助为生的人去掌握。

中国有一出流传很广的古戏"目连救母",在江南农村曾很流行,鲁迅也曾提到过它。它的缘起大意为,有一个已在地上修行了三世的妇女上天去问她还要修行多久才能得道。结果神仙正好因事出门,家中只有一个看门的仙童在家应对。仙童告诉该妇,你只修行了三世就想成仙,还早呢。他自己已经修行了七世,还只是在神仙府上看门扫地。该妇人听后丧失信心,就放弃修行,做了坏事,被罚下地狱。后来神仙回府,听仙童汇报此事,就批评仙童说:“在地上修行的条件很差,在地上修行与在天上修行是不可比的。她在地上修行了三世,比你在天上修行了三十世还强。你的回答误导了信徒从善之心,应受报应”。就把该仙童罚下凡世,做此妇人的儿子,最后他从地狱中救出母亲来。这就是所谓目连救母。我感到有能力争取得到国外资助的“民主反对派”人士既然不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他们就更有义务认真地思考中国的问题,时刻准备着当中国共产党一旦像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那样在短时间内突然垮台后,效仿当年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榜样,挺身而出、指引中国人民走出困境。而不应对广大在国内弹尽援绝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民主人士指手划脚,横加指摘。

在廿世纪中,经济学上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私有制工商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敌人。哈耶克还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要推行民主政治,当务之急就是要发展私有经济。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在公有制下是绝不可能发展民主政治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这方面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如果柴玲女士真的立志要买下全中国,去当全中国唯一的大老板,那么确实是有点狂妄。我并不相信真会如此。但认真地在中国发展私有制工商业,在走私行贿、掺杂使假之外也学两手诚实经商,敬业乐群的真实本领。是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并没有什么坏处。很可能发展私有制工商业比写几篇空头文章更有利于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

大参考总第1584期(2002.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