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纪念日。15年前,政府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了主要发生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示威请愿活动,造成爱国学生和无辜市民的重大伤亡。这一惨剧,使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萌芽遭受重创,也使执政党酝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无限推迟。长期以来,“六四”被执政党当局定义为一场对“反革命暴乱”的合法镇压。并且,在当年铺天盖地关於“平乱”的短暂宣传之後,“六四”事件就从十二亿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叙述和思考中被强行抹去。

直到今天,公开谈论“六四”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禁脔,是每一个公民内心抹煞不去的恐惧,是笼罩在全社会、也包括执政党头顶的一个巨大阴影。六四惨剧,就像一颗子弹深嵌在社会的肌体内。深嵌在每一个死难者、屠杀者、参与者、旁观者和後来者的脑海中。每一位父母面对自己的子女,每一位教师面对自己的学生,每一位作家面对自己的读者,在这缄默的15年中,曾无数次遭遇内心的挣扎、踌躇、愤怒或麻木,不知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表述这段历史。如何在真相和恐惧之间,在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之间作出抉择。

因为“六四”阴影,使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成为了一对反义词。而对“六四”的强制性沉默和遗忘,15年来对这个社会的文明价值和心理健康,又再次构成一种持续和加剧的打击。这是最可悲的一种现实。在当局刻意维持的“六四”禁区下,政治和解变得遥遥无期。而没有政治和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在暴力罪行的威慑和负担下,执政者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开明。在这样的阴影下,知识分子的道义勇气也像沙漏一样流失。当这个社会所有的父母、教师和一切知识分子都没有勇气在後代面前戳穿最大的一个政治谎言时,我们盼望的社会正义和良知,就失去了一个完整的立锥之地,失去了令人仰望的力量。

1995年,知识分子在长达6年的沉默之後,曾先後出现丁子霖、张先玲等六四死难者家属联名的《“六四”六周年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许良英、王淦昌等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签名;刘晓波、陈小平等人题为《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以及王丹、林牧等人《关於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的建议》等。其中均要求为六四正名,并释放政治犯。但政府却在这一年的六四前夕,再次抓捕了刘晓波、黄翔、王丹、刘念春、陈子明等参与公开呼吁的人士。这一次镇压使六四的阴影再次被强化,全社会在恐惧下的沉默和遗忘再次达到高峰。

借助持续的国家暴力和言论禁锢,“六四”终於成为汉语中最恐怖的一个词汇,成为全体中国人包括执政者在内一个无法克服的梦魇。人们被迫放弃真相,也就放弃了生活中最柔弱的部分,放弃了内心的平静、道德的自信和做人的尊严。於是在表面的繁华和“六四”的政治恐惧之下,中国社会也逐渐成为一个不健康的、缺乏起码的政治安全感和道义价值支撑的社会。

此後,除了海外华人社会不懈的呼吁之外,每一年都仍有极少数国内知识分子本著寻求真相与和解的勇气,继续发出声音,要求平反六四,呼吁政治和解和宽容。如王东海等人1996年《就“六四”七周年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及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等人1999年的《为政治和解及民主改革致国人书》等。但这些发出声音的独行者,历年来仍不断有人遭受著政府的打压、逮捕和构害。同时他们也没能够得到国内知识分子更广泛的支持和声援。相反,包括我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内知识分子,这15年来都程度不同的在这一事件上选择了旁观、回避和独善其身。程度不一的与公开发出声音的所谓政治异议人士保持著审慎的距离。

今年“两会”期间,在去年SARS危机中因揭露政府隐瞒真相而广受敬仰的蒋彦永医生,再次发出一封致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公开信,以自己亲身所见所闻,讲述了六四事件的部分真相,以个人的名义为这些事实作证。同时“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等124位六四难属,也发出了致两会全体代表、委员的公开信。两封信均要求执政党重新审定六四,公开承认和忏悔罪行。他们的勇气赢得了我们共同的尊敬。作为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我们选择在“六四”15周年来到之际,公开站在蒋先生、丁女士和一切有勇气要求真相、寻求和解的人们一边,并向社会公开表白我们对於“六四”事件的基本立场:

1、我们认为发生在1989年的学生和市民示威请愿运动,是合法的和正义的。是在行使宪法上的游行、示威以及和平请愿的公民权利。当年执政党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决策是错误的,导致了政府对人民的屠杀,这是国家犯下的严重的政治罪行。

2、我们不愿再让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自己,继续在这种政治阴影下沉默而屈辱的生存。我们不相信强制性的沉默和遗忘可以带来和解,带来政治民主的机会。因此我们呼吁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尽一切的力量打破沉默,让“六四”话题重归社会公共空间。我们呼吁当局解除对六四的一切言论禁锢,让每一个公民可以公开谈论六四,反思和叙述六四,让每一个孩子了解15年前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3、我们要求全国人大成立“六四”事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政府公开当年的相关资料,挖掘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为六四正名,为死难者致哀,及通过司法程序公平的追究直接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4、我们最终主张政治和解和宽容,我们认为要求真相的目标不是同态的报复,而是以真相寻求和解,以和解促进民主。因为宪政民主制度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以和解寻求政治认同,以妥协寻求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因此我们呼吁通过立法保护言论与新闻自由,保护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结社的自由。我们认为,政府只有放下历史包袱,真正尊重人权,改变以往视言论为洪水,视民众为仇寇的专制主义政治逻辑,才能彻底化解六四阴影,达成与人民的政治和解。也只有实现对“六四”惨剧的政治和解,才能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带来一个崭新和健康的契机,成为这个国家迈向宪政民主、寻求和平崛起的起点。

最後,向所有“六四”死难者,表达我们迟来的敬意和哀悼。

签名人(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怡、刘晓波、包遵信、余杰

大参考总第2262期(200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