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迅

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最近加强控制知识界及新闻舆论,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点名批评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家余杰、已故经济学教授杨小凯等。当局重提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罪魁祸首是公开化和自由化,要引以为监。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知识界常常是首当其冲。尽管今年中国大陆正值暖冬,但知识界及媒体舆论却面对一场意外寒冷的冬天。

这股凛冽的寒流,针对当前中国知识界及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提法,警惕社会上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批判近年知识界强调”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说法。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中南海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形象,推进宪政发展,令外界期待中国大陆未来更为开放。但最新的发展,却引起知识界的高度忧虑。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目前的宣传工作,九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作了一次书面汇报,中南海高层对这一份汇报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宣部提出的对新闻宣传要“把好关、把好度”的做法。十一月十一日,中宣部以此作为第二十九号文件,下发各省市新闻出版领导部门,十一月下旬,各地新闻出版单位开始逐级传达。当局指出,目前新闻出版工作“由于缺乏把关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了西方的错误观点,做了西方新闻媒体在政治上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问题不少,险情不断”,有的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有的鼓吹西方司法制度,有的鼓吹民间维权,有的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有的扩大历史阴暗面,有的将刑事案件政治化。

中宣部下达的文件,强调“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争夺舆论阵地当作主要目标,不惜采取各种办法和手段打进来,企图推销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达到‘西化’、‘分化’的图谋。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把好关,把好度’,要‘守土有责’。”

文件传达时点了一批知名学者的名,认为他们经常或撰文或演讲批评时政,极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宣扬西方错误观点的典型,其中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北京自由作家余杰、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小凯(已故)等;点了近期发生的“炮轰中宣部”事件,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被关事件;点了《战略与管理》、《炎黄春秋》、《图书周报》、《同舟共进》等一大批报刊的问题;点了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北京举办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的颁奖典礼,该奖颁发给了章诒和(作品《往事并不如烟》,港版名为《最后的贵族》);还强调传媒关于国企改革的报道,不要探讨深层次问题。

胡锦涛指戈氏是罪魁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宣传工作作出批示,他认为,“一段时期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他还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其逐渐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

中共中央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尽快成立“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立后,推出《新自由主义评析》研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并开动舆论机器,要求各省市高层官员必读此书,发出反击“新自由主义”的信号,并举行多次研讨会,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标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刘云山重提党的喉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十一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河南省考察宣传思想工作。他在河南省多个场合讲话,指出,意识形态是“兵家必争之地”,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丧失。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哲学、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新闻战线处于意识形态前沿,是意识形态领域特殊重要的工作。他说,“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根据刘云山的讲话精神,中共上海市委主要喉舌《解放日报》,在十一月十二日“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部)的《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此文引起传媒界极大反响,不少传媒工作者说这是一篇“奇文”。文章说,和“公器论”相联系,是某种对于言论监督的片面误解,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全面,要反映我们党、政府和社会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团漆黑”的误导。总之,舆论监督也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受“公器论”的迷惑。

文章说,“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词。

文章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不是对战争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完全‘一面倒’的严厉的控制吗?不是就有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因为披露了不利于当局的消息、发布了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被迫卷铺盖走人吗?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和不受干预的‘社会公器’?”“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也没有一张报纸,背后不站着大大小小的财团;没有一家媒体,可以不看‘老板’的脸色。他们可以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领域,给媒体一点‘公正性’,但在重大问题上,决不允许媒体独立于外。几百年来的西方新闻史、媒体史,充分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公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

三天后的十一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同样在“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方平的《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文章针对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八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随后,一些民间人士也纷纷开列“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五十人名单,包括丁子霖、蒋彦永、刘晓波、廖亦武、王力雄、余杰、萧雪慧、杜导斌、郑义、王丹等。《解放日报》的文章在传媒界和知识界激起更大反响。有知识分子说,此文令人感到一股寒气逼来。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此文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据悉,上海方面对于受到政治局常委“高度赞扬”,也感到兴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

《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一个舶来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过来,成为炒作一时的衔头。先是出现在一些出版物,进而挂在网上、见于某些报刊。因为英国的一家《前景》杂志,评出了他们的一百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杂志,也来效颦,推出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

批评知识分子作秀

文章说,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同时又把社会说成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只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唯有他们才是“众醉独醒”,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发聩振聋的意见”,“公共知识分子”变为“万能知识分子”,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又变成了“作秀知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

吉炳轩称新闻要把关

不能让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控制话语权,要牢牢掌握媒体控制权,已是当局新的部署。发出这一强烈信号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最近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把好关、把好度是新闻宣传中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要在政治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政策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导向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热点引导上把好关、把好度。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导向意识,确保导向正确,引导有力。决不能在导向上出现偏差,决不能给人以误导、偏导和错导。

吉炳轩说,对待热点要政治坚定,头脑清醒,正确分析,妥善引导。该热的要热,该稳的要稳,该冷的要冷下来,不该热的坚决不能热起来。突发事件、重大事故、重大案件报道要稳,按照要求进行报道,不能任意炒作和渲染。要认清责任,摆正位置,不能包打官司当法官,不能当信访办公室主任,以个人感情和好恶判断是非。不要四面出击,拳打脚踢,逮住什么就报什么,不看影响,不计后果,更不能影响稳定,诱发情绪,激化矛盾。社会发展本身充满着各种矛盾,问题什么时候都有,困难和矛盾无处不在。全国二千八百多个县,每个县平均出一个问题,就是二千八百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怎么看、怎么报,是需要正确对待的。

吉认为,有的新闻事件敏感性很强,须要稳妥引导,只需要个别媒体和指定的媒体报道,其他媒体就不能因为新闻性强、是社会舆论的热点,就盲目炒作。多报什么少报什么,先报什么后报什么,把握好这个问题,对把好关、把好度是很重要的,该报的必须及时报好,不该报的坚决不能报。需要多报的就多报,需要少报的就少报。哪些要多报,哪些要少报;哪些要先报,哪些要晚报。对那些容易诱发情绪,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以及一时不明确、拿不准的问题就要少报,甚至不报。

吉炳轩说,要处理好热与冷、急与缓的关系。哪些问题要热,哪些问题要冷,哪些报道要急,哪些报道要缓,这是在新闻报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该热的不热,形不成氛围;该冷的不冷,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该急的不急,错过了新闻时效,影响大局;该缓的不缓,抢了出去,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酿成大错。总的要求就是要懂规矩,听招呼,守纪律,遇事不要盲动。该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该报告的事项要及时报告。

严控互联网主导舆论

当局官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执政党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舆论的控制权问题,并意图将互联网纳入严密控制的对象,一股反“新自由主义”思潮正逐渐形成。有学者认为,当局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有迹可寻:中共十六大召开后,总书记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向党内重提“两个务必”,树“新三民主义”旗帜;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学者纷纷以民间独立研究者的姿态出现,强调关注工农阶级的地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成吉思汗》被暂停播映,插播《红旗谱》,以《张思德》为代表的电视电影文艺题材纷纷出场;执政党高层近期一再强调:要大力加强大学生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学术领域中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正在受到打压。这一切意图体现执政党的思想回归,从历史寻找执政合法性;角色回归,代表中国主体阶级利益的政党;目标回归,统一全民意志,体恤民情民生。它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选择的,有阶级基础,代表民众利益的。

北京当局在大力批判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大力批判所谓“新自由主义”。二零零四年六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行《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等有关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参加。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主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社长李其庆发言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将导致“新帝国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会议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决不是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肆虐开来,张五常、曹思源极力推销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私有产权理论,大肆鼓吹私有化,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企图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了美英之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在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遭到严重失败,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惨痛的灾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高度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

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回击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强调,现在中共中央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认识清醒,明确要进行批判和抵制。

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认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很多人不提社会主义,只提市场经济,这样容易导致走到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恶浪,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明证。前不久的黑龙江“宝马案”在网络上热炒,反映着一种真实的社会情绪。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警示,如果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连基本的社会稳定都无法维护,更不要再谈什么发展了。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它的核心是经济上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政治上“西化”,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和平演变”。

重提反和平演变

北京《光明日报》是这场反“新自由主义”攻势的前哨阵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光明日报》刊发长文《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编审,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苏振兴研究员,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田春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副研究员,他们再次集中对新自由主义作出描述性批判总结。

指有人攻击马列主义

十一月十八日,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报告,署名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等。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逐步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文章认为,近年来,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如疯狂叫嚣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张五常,就是通过在某些大学乃至国家机关的讲坛大放厥词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发表了《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阿根廷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四大政策的四个沉痛教训》,北大教授董正华发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中国应以此为监!》,以及《卡斯楚批驳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改革失败的教训》。

一股反“新自由主义”大潮正在席卷。人们不能不忧心: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从实用主义指导下的锐意改革,走向相对保守的偏左路线,就可能导致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系列潜伏的社会矛盾将在经济停滞时爆发,并迅速引起中国社会的权力解构。

大参考总第2456期(200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