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十二月初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谈到目前北京的时政,他说:“中国社会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特别是官方,从胡锦涛上台后释放的信号,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信号,你不能说完全正面,也不能说完全负面。一方面当局镇压在继续,意识形态管制在加强;另一方面,当局确实在某些方面做了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刘荻案、杜导斌案的处理,《南方都市报》案的改判,程益中的释放,孙大午案判三年缓四年,还有人权入宪,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包括当下提出的改革信访制度。所有的这一切,你很难作出左和右的判断。从总体上讲,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在政治上某种程度比江泽民时代有一点进步,但又有另一方面倒退的信号。”

政治上的某种进步是中共本体所为?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不同意一些境外媒体看中国局势,总是眼睛向上,认为是官方决策的改变。从孙志刚案的局部制度改革,到整个收容遣送制度,艾滋病政策整个转变,事实上,是民间自发压力的逐步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国外造成足够大的反响了,就逼迫官方不得不做出某种改变。新领导人借助这民意,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民意支持,他们作出改变时,来自上层的阻力就更大,有了这么大的民意支持,他们作出改变就较具说服力,即便身边有些人反对,新领导人顺应民意也就能强行推行了。

民间力量主导改革

你是说,根本上还是民意的力量?

中国改革的逻辑,表面上是官方主导的,事实上,真正动力是民间潜在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是分散的,当因某一事件汇聚起来,长期积累的过程一下子产生大改变,从而影响官方的决策。比如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一直积累了那么多年,因为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了,曝光了,终于造成改变。为什么信访制度现在要改,就是地方上此起彼伏的底层维权,信访制度失效是最大信号,于是,到北京信访村的人就要申请游行。这些信访者根本达不到原先的目的,于是,就换一种方式,不再采取信访方式而是采用街头政治的方式了。这次要改革信访制度,就是重庆和四川汉源的两次大规模群体事件,特别是汉源,当地移民上访无数次,从市到省到中央上访,都没有用,最后采取这种大规模非常方式,这样上层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要改革上访制度。其实,信访制度一开始原本就是“作秀”,信访部门只是收集信息的部门,它没有实权,不可能有决策。凡是底层发生的影响大的事情,只有捅到中央,由中央派工作组才有望解决。如果每个地方都派工作组,那需要多少人多少精力,绝不可能的。

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被中宣部点了名下了禁令,但依然常常在媒体露脸?

目前的文化和媒体市场,并不是官方能垄断的,当局常常会把一些人上“黑名单”,各媒体之间、出版社之间很少通气,一个人被这里炒了,就会在那里被聘用。就说刘军宁,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开除了,但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把他请去了,他在社科院还无法评为正研究员(相当于正教授),在文化部已经提为正研究员了。写《往事并不如烟》的章诒和也是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文化部的小环境相对好些。统战部想找她谈话,文化部就直接挡了回去,表示由文化部自己找她谈,凭着文化部与章诒和的关系,那还用谈什么。

你是这份黑名单上的人吗?

当然是。当局下令不准传媒发表他们的文章,不准出版社出他们的书。有些传媒看不到这名单,有些传媒知道这份名单却不在乎。北京的《新京报》自律了,不发某些人文章,但《中国改革报》、《法制早报》、《了望东方周刊》照样发。出版的书,好多出版社说对某些人的书有禁令,不能出版,但这些书稿在“二渠道”书商手上,四处找出版社要书号,找来找去总能找到某偏远地区的小出版社出版。现在许多禁书都是出版以后才禁的,像《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烟》,这边发了禁令,那边书店还赫然放在新书畅销栏里。上电视当嘉宾也是如此,这家电视台不能请,那家电视台照样请。不让他在官方的会议上演讲,民间企业组织的会议上,他照样作演讲。

大参考总第2456期(2004.12.11)